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对低碳经济的研究

低碳经济在英国学术界讨论得非常早，2003年英国发表的《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提出：2010年，英国碳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20%；到2050年，碳排放量将减少60%，英国将初步建成低碳经济社会，首次从官方角度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在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特征以及发展模式等理论探讨方面，经济学家斯特恩发表《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每年投入1%的GDP，可以避免未来每年GDP5%~20%的损失。此外，他还提出减排的三个具体措施：重新给碳定价、提高能源效率、开发低碳技术。研究界普遍认可的一种对低碳经济的定义就是：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下，利用不断创新技术、转型产业、开发新能源等方式，降低对高碳能源的持续消耗，尽量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达成双赢的经济形态。由于低碳经济这一概念产生的时间并不长，当前国内的许多研究者用的还是国际上通用的定义。付允等（2008）重新定义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并阐述了低碳经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率、高效能、高效益的特征，随后在研究国内外典型低碳城市的基础上，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能源、经济、社会和技术等方面的途径。姚德文（2009）提出，低碳经济是对能源的一次革新，是利用创新技术与制度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减少排放的经济发展措施。王钰（2013）认为，从经济学角度，低碳经济是指在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为了减少人类经济活动对气候系统的负面影响，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设计等途径，尽量减少矿物质高碳能源的消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人类生存、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

随着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对低碳经济发展进行剖析，逐渐丰富和发展了低碳经济的基本理论。宋德勇等（2009）在研究影响碳排放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碳排放量的周期性变化的规律。陈诗一（2009）运用大量的面板数据研究我国绿色GDP增长情况与碳排放的可持续性。袁男优（2010）在深入分析低碳经济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认为低碳经济是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方大春等（2011）在深入研究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与经济学意义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了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气候经济之间相互关系，对拓宽低碳经济的理论思路和探寻创新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低碳经济涉及的领域较多，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而且与能源结构、消费行为、金融、外贸、科技等诸多方面有交叉，因此学者们对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展。胡志伟等（2010）对发展低碳经济的科技支撑体系进行深入研究，肯定了低碳技术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乔海曙等（2011）在研究碳金融理论的最新进展的基础上，分析了碳金融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各种作用，证实了碳金融的若干问题是阻碍低碳经济发展一个重要方面。屈小娥等（2013）等从低碳产出、低碳排放、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人民生活五个方面计算并评价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程敏（2015）在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现状的基础上，基于直接消耗法对我国主要出口的按SITC分类的第3、第5、第6和第7类产品2005年和2010年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结果显示尽管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在下降，但出口商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较高，我国出口贸易建立在高碳排放基础之上的特征明显。

1.2.2 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

齐晔等（2008）对1997—2006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进行了测算，并指出中国通过国际贸易为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牺牲了宝贵的环境资源。王文治等（2012）也认为，中国的一般贸易本不会造成碳排放量的增加，流入产生的加工贸易才是造成中国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元凶。杨立国等（2013）从国际贸易的整体角度出发对其产生的碳排放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并不显著增加国内碳排放量，但在长期内国内碳排放量与对外贸易互为因果关系。

孙小羽等（2010）对中国外贸的能源消耗问题进行分析，最终发现中国为世界各国承担了大量的能源资源消耗和大量的转移碳排放，并且这些巨量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仍存在逐年增加的趋势。刘红光等（2011）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顺差是以牺牲国内资源为代价的，中国出口加工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和基础原材料工业比例偏高的产业结构特点，是中国碳排放迅速增加的主要因素。刘倩等（2012）研究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碳排放并指出，外贸依存度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并无直接关系，重点在于把握贸易的质量。黄静波等（2015）用Grossman和Krueger构建的国际贸易环境效应模型，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对外贸易的结构效应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与此同时，在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对外贸易的技术效应可能是环境质量没有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张晓莹（2017）研究认为，加工贸易对所有污染物排放都产生正向影响，加工贸易的扩张普遍增强各类污染水平，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在国际生产分割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价值链的比重不断加大，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层次是必然之选。

1.2.3 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研究

党和政府对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学者们对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有着广泛的研究。林桂军（2016）指出，我国在对外贸易的各个层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中服务出口竞争力低、外资占出口规模的比重较大、出口结构较为单一、出口产品位于价值链的底层是我国对外贸易转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不能犯贸易进口保护主义的错误。简新华等（2007）指出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就是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升级。他提出，对外贸易总额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式的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存在诸多问题急需修正，并指出外贸增长方式是指进出口数量增加和效益提高的途径。由此可以把外贸增长方式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数量扩张、外延扩大、粗放增长的方式；二是数量规模合理、内涵扩大、集约增长的方式。

同时，也有学者针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微观层面进行剖析，以期找寻顺利转型升级的路径。周长富等（2012）以代工企业的转型升级为视角基于制造业的微观层面研究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其研究结果表明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呈负相关，企业规模的盲目扩张会阻碍其转型升级，代工厂的转型升级必须抓住核心要素，扩展其价值链的范围，才能保证企业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企业转型升级。赵昌文（2013）指出品牌、创新和管理是企业转型的根本，只有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建立良性的人才队伍、加大研发投入以及形成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才能促进企业有效地转型升级，有关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在外贸企业同样具有适用性。王子先等（2014）系统分析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角色和发展历程，得出了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路径，即着力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打造出本土跨国公司，推动产业全方位升级。耿伟（2015）指出，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就是我国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企业转型升级就是在企业完成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其高附加值，而企业附加值的增加主要依赖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政府补贴是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

祁春凌等（2015）发现曾拉动我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对外贸易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增长乏力，成为我国经济增速减缓的重要影响因素，外贸中低速增长、全要素成本优势消失殆尽、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等都阻碍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他指出，完善国内产业结构、大力扶持服务业发展和加大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是新常态下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姜艳艳（2016）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持续处于外贸新常态，我国外贸要实现质和量的突破，必须从最初的“提速增量”转变为“提质增量”，要切实转变思想，形成本国特殊的外贸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才能抵消经济新常态对我国外贸的影响，才能实现由“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的转变。马汴京（2016）透过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研究，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特征以及跨境电子商务对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影响机理和路径，最后指出新常态环境下，只有提高海关通关效率、物流效率，加大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持力度，才能提高跨境电子商务对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低碳经济、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舆论的热点，我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不仅要看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还要兼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诸多学者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可持续指标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傅钧文（2010）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通过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的发展轨迹，为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指明了发展方向。李凯杰等（2012）通过引入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结合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结果表明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波动上升，其中我国货物及服务的出口额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呈负向关系。

此外，也有许多学者对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保持非常乐观态度。杨继军等（2012）通过“标准结构法”得出我国仍存在大量人口红利，广袤的农村地区仍有大量富足劳动力，外贸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用工难和用工贵是个伪命题。罗长远等（2014）针对国外学者将我国外贸发展作为经济发展“异数”提出异议。他通过对我国对外贸易问题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研究得出，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并不是太大，我国进出口贸易余额也并非太大；我国外贸发展处于正常水平，我国对外贸易正处于转型期，只要我国在今后的对外贸易中能协调好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处理好国际贸易和区域内的贸易，同时能够在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同时兼顾产业间贸易，在发展企业内贸易的同时加强企业间贸易，就能够顺利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