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教授说：鲁枢元是“向内转”的“首义者”。“向内转”的“反拨精神”标识了又一个文学时代的莅临。[1]
1986年，我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发表不久便引发国内文学理论批评界一场规模可观的辩论，潘旭澜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中随即收录了“‘向内转’的讨论”这一条目。
“向内转”，如今已经被列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
学界有人将“向内转”翻译成inwards transferring或inward turn，均强调文学与“人的心灵与精神层面”、文学与“主观心灵世界”“内心真实”的关系。这就揭示了“向内转”与“文艺心理阐释”的直接关系。
就我个人的初衷，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是为我当时热衷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寻找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依据，文章写得很粗糙，情绪与直觉远远多于论证与思辨，说得好听一点，可谓“直抒胸臆”。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一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创作心理研究》，文章发表的两年后，《文艺心理阐释》一书出版。
时隔20余年，在新版《文艺心理阐释》即将出版之际，我想在新版书的引论中，再度说一说“向内转”的提出及与其相关的那场争鸣。
一
《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发表了我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到了1987年夏天，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对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到了1988年下半年，渐渐平息下来。停顿两年之后，1991年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又接连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向内转”，至此这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延续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一些综述文章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规模可观、持论截然对立、反响相当强烈”的文坛论争。
这场争论是由江西省文学评论家周崇坡先生发表在1987年6月20日《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揭开序幕的。周文认为，从整体上看，“向内转”文学以及“向内转”的论调对于社会主义文学都是有害的，“可能有使时代的主旋律在文学中减弱甚至消失的危险”。周文提醒人们，要对“向内转”的文学提高“警惕”。
据我见到的，在“向内转”问题的讨论中曾经发表过各种不同意见的，有林焕平、洁泯、王蒙、曾镇南、徐俊酉、童庆炳、谢冕、陆文夫、吴元迈、吴秉杰、朱向前、董大中、潘凯雄、贺绍俊、孟繁华、金健人、惠尚学、阮竞生、曾奕禅、李锡龙、李幼苏、李方平、江岳、谭湘、伍林伟、王元骧、张玉能等数十位学者。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只是在1988年3月25日的《文论报》中发表过一篇文章，就论争中的思维方式问题做了一些解释。
二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对文学创作心理现象产生浓厚的兴趣，已经写下了《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艺术创造中的变形》《作家的艺术知觉与心理定势》《审美主体与艺术创造》一系列文章，写作过程中翻阅了大量西方19世纪、20世纪著名作家的传记和创作谈，我由此发现创作主体的独立人格、独特个性、丰厚的感情积累、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在此以前，我已经担任了十多年的《文学概论》的教学工作，我发现我得出的这一结论与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原则和规律很不相同，教科书中强调的是“文学”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如实反映”。这时我强烈感到，所谓“客观的社会生活”如果不能化入作家的血肉之躯，如果不能化为作家的人格与情性，对于文学创作就是完全无用的。而“客观的社会生活”一旦化入作家个人的“心理结构”之后，要想再保持“客观如实”的性质，也就绝不可能了。我想，这该是古往今来，从中到西普遍适用的一个创作心理学原则。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受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倾向于把文学作品看作如实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把文学家看作秉承某种思想观念的“工程师”，把文学创作过程看作运用某些形式、技巧对生活素材加工制作的过程。文学活动被彻底程序化、模式化了。“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文学理论”被推上极致，即所谓“三突出”“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如今已经成了一个笑话。
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在大学讲台上重新宣讲“文革”前的教科书中的那些原理和概论时，就产生了不适乃至对立的情绪。
更重要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机，一批厚积薄发、形式略嫌粗糙而感情真挚充沛的小说、戏剧，一反过去“假、大、空”的宣传，激动了亿万人的心。继而，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等六篇新颖别致的小说，舒婷、顾城等人的“朦胧诗”，使多年来凝固僵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动摇，我凭直觉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更。在一些重要的文学问题上，已经有可能做出一些不同的答案来。
以“主体性”“内向性”为主要特点的现代派文学在西方文坛也曾被当作异端，但不久便成为主流，进而波及整个世界文坛。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世界文学的现代化运动方兴未艾时，中国作家们就已经开始接受这种新的文学思潮的熏染，这不但从李金发的诗歌和施蛰存的小说中可以得到验证，而且从鲁迅、郭沫若的创作中亦不难找到明显的迹象。我由此感到文学的“向内转”，是从19世纪末以来文学的一个世界性的走向。
我同时发现，19世纪以来，心理学与文学呈现岀一派相互渗透、同步前进的有趣现象。威廉·詹姆斯对“意识流”的阐释，弗洛伊德、荣格对“主体心理结构”的剖析，格式塔心理学对“创造性活动”的独特论证，皮亚杰对“认识的主观性”的证明，列昂捷夫等人对“个性化含义”的强调，使我坚信人类拥有一个复杂灵妙的“内宇宙”，文学艺术正是这个“内宇宙”中最美丽奇幻的景观，文学艺术的“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
就在这时，我读到美国文学评论家里恩·艾德尔对比论述当代文学与当代心理学发展趋势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学的“向内转”运动，使“文学和心理学日益抹去了它们之间的疆界”[2]。这段话很合乎我的心意，“向内转”这一用语开始出现在我的言谈和文章里。“向内转”这一用语在中国当代文坛引起争议，从而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印象的语词，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只是我的转引与发挥。
据现在可以查阅到的文字资料，我第一次谈到中国新时期文学“向内转”，是在1984年12月由《上海文学》编辑部、杭州市文联、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杭州陆军疗养院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与评论家的对话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是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徐俊西，与会者都是当时文坛上非常活跃的青年作家、评论家，如阿城、韩少功、陈建功、李陀、吴亮、南帆、李杭育、李庆西、黄子平、蔡翔、陈思和、程德培、季红真、郑万隆等。据周介人在其《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一文中记载，我当时发表的意见的主旨是：“研究人物的心理环境比研究物理环境更为紧要，当代文学正在‘向内走’”。[3]
“向内走”可能是这位上海籍老兄对“向内转”的误记，但意思大抵清楚。
1985年9月，我应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之邀，到北戴河文艺学方法论研讨班上讲学，同时为这个班上课的还有李希凡、胡经之、林兴宅诸位先生，主持者是陆贵山先生。我的讲题为《文学心理观》，在第一部分“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动势”中侧重阐发了我对“向内转”的看法，这篇讲稿后来收入《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4月，我应邀参加在天津召开的、由鲍昌先生发起并组织的“中外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会上我做了一个题为“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的发言。这个发言主要论述了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的融会贯通，从而造成了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将使我们的文学走出多年的积弊，走进一片崭新的天地。我的发言在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不少报刊希望发表这篇讲稿。后来，我把这篇讲稿压缩成不到5000字的样子给了《文艺报》。《文艺报》刊出时，用的题目是《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讲稿全文则收入《中外文艺理论概览》一书中，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上便是《论新期文学的“向内转”》这篇引起诸多争议的文章“出笼”的经过。
下边，我对争论中的几个问题择要作一些说明。
一、“向内转”有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明快，其实很难辩白清楚。如果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很难说一直在健康发展，不但不健康，而且有时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比如，以往的一些很有才华很有影响力的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而写不出高水准的作品来，他们的创作普遍走下坡路。如果深究下去，这除了作家们自己的失误，时代也负有责任，时代的过错在于过分强调文学艺术对政治的附属性、工具性、功利性，而忽略了作家的独立人格与自由创造精神，文学艺术活动的心理内涵被遗弃了，心理学被视为“唯心主义”在我国两次遭取缔。
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为政治服务也可以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如果把文学的全部内涵仅仅框定在“政治”活动中，文学活动的空间未免太狭窄了，如果进而非要把“写心灵”“表现自我”统统从文学活动中剥离出去，仅仅把文学看作工具和武器，把诗人、作家、艺术家当做国家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那么文学艺术创造的内在动力、文学作品内部的活力都将被大大削弱。
当个体人的独立、自由的精神活动被削弱、被取缔后，“政治”往往会变成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独裁者得心应手的法宝，这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验证。
几十年来，当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出现种种不正常的情况，理论批评界差不多总是在敲“顺风锣”，很少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待到新时期终于开始总结过去几十年的失误和教训时，马上就有人指责别人在挖社会主义文学的墙脚，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心理定势”，倒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二、“向内转”反对现实主义，崇尚西方现代派
今天看来，“现实主义”或西方现代派中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抽象主义”“魔幻主义”“未来主义”等，作为文学艺术中经过实践验证而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已经不会有什么疑义。况且“现实主义”本是19世纪中叶兴盛于欧洲法国的一种创作思潮，很难说它是东方的或无产阶级的革命产物，而那些“西方现代派”的先驱，其中并不乏反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斗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这里，“现实主义”成了革命的创作方法，“现代主义”成了反动的创作方法，谁如果被划在了“现代派”一边，谁也就被打入了“另册”，这几乎成了一部分人在一个时代里形成的积习。
“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精确地描写现实”[4]，其中所谓“客观地观察”与“精确地描写”，从现代心理学或现代阐释学的角度来说，都是可以成为问题的。在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的“发生认识论”中已经反复论证了人的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客体只能是客体显示于主体的那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什么”[5]。在苏联心理学家列昂捷夫的个性理论中，“心理反映”被强调指出总是“主观的”，“它的特点在于，把客观的东西不断变化为主观的东西”[6]，知觉与知觉对象之间的偏差、倾斜、变形，恰恰展示了知觉主体（也是个体）的独特的内心情景，这对于文学艺术创造来说应该是至为珍贵的。其实，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后，在现代物理学中那种“客观观察”“精确反映”的观念就已经受到挑战。
多年过去后，回头再看一看，人们对所谓“现代派”已表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如今那些借助“魔幻”“荒诞”“黑色幽默”而显示出不同创作特色的小说家，如莫言、残雪、余华、格非、李洱，都在当下中国赢得了众多的读者；颇具“嬉皮士”风韵的王朔，更是从小说到银幕一路绿灯，其作品畅销无阻，深受人们待见。更不要说在“建筑”“服饰”“广告”“工业产品造型”等“实用艺术”领域，占主导优势的更是一种“现代风”。
三、“向内转”反对深入生活
“向内转”最使一些同人感到担忧的，是它将导致作家脱离现实生活。“‘向内转’既然是必由之路，那么，作家还要不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认识生活？”[7]对于这一批评，我实在感到有些委屈，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忽视过社会生活以及作家的社会实践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意义。我反对的只是“镜子式”“工具式”的反映，强调的是客观社会生活、物质性的社会实践必须化作作家、艺术家的生命存在状态，才有可能进入审美的领域，进入艺术创造的过程。客观现实生活的心理化、心灵化，是创作的“必由之路”，这显然是一个“向内转”的过程。在我看来，最“深”的“深入”便是“心入”，把整个身心投入到生活中去。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政策不愿意多讲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只擅于讲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决定性，归根到底也许是对作家、艺术家缺乏足够的信任。
而“社会”与“时代”也是会出错的。在“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浮夸风”“破四旧”“文化大革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们的文学艺术如果能够离开那“火热的生活”“亢奋的时代”稍远一些，少唱些赞歌，多泼点冷水，也许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还会多做出点贡献。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原因除了社会与时代的过错外，就我们的文学艺术家而言，怕是少了些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缺了些精神上的自我支撑。
现在的冋题可能还要复杂些。以前我们主张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任务已经够艰巨。与此同时，“高科技对人类生活的专制”“高消费的物质生活对人的精神领域的污染”已经对世事人心构成新的威胁，杰出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应当凭借自己敏感的心灵，走在社会与时代的前面。
四、“向内转”是一种片面之见
我后来知道，我的“向内转”一文之所以失去一部分赞同者，是因为我把“向内转”看作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把“向内转”说成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动势”，显得有些武断。就连我素来敬重的陆文夫先生也说过：“文学向内转，读者向后转”的话。
经过一番反省，至今我仍然不想收回自己在许多年前做出的这一判断。作为文学创作的完整过程，作家当然有“向内”和“向外”的时候，而我是站在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立场上讲述“向内转”的，我更倾向于把创作看作一个“感物而发”“情动于中”的过程，一个“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级，心游万仞”的内化过程。作为文学的整体动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外转”也有“内转”，即使在同一个社会的同一个时期，文坛上也会有内向型的作品与外向型的作品，这一点我的那篇文章未能讲清楚。
仅就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走向，即“新时期”文学而言，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创作说它开始内转，说它开辟一个文学的新时代，大抵不差。
五、“向内转”的命题与概念不清
讨论中，一位批评者指出：“任何人当他最初使用某一新概念时都必须就此做出严格的逻辑和理论界定。令人遗憾的是，鲁文好像没有明确的这种意图。这是我们与西方理论家完全不同的理论素质。”对此，我不能不虚心接受，同时也希望再作一点申辩：批评者显然是一位“西方理论素质优胜论”者，而我在这之前之后都曾表达过我不相信文艺学会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也很难具备一套精确严密的术语和概念，像中国古人常用“风骨”“神韵”“肌理”之类，就实在难以用严格的逻辑与概念界定，但仍然可以自成一统，并且饶有趣味。说实话，直到我在《文艺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时，也没想到要创立一个文艺学学科的新概念，我只是选中了这个颇带动态形象的“语词”来概括描述我要揭示的那些文学现象。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由于许多学识广博的学者们的介入，“向内转”这一命题在讨论中终于获得了比较确切的内涵。吴秉杰先生以他严谨的理论素养从“创作风格”“表现对象”“艺术手法”几个方面概括了“向内转”文学特征，同时也指出了“向内转”文学的弱点和可能出现的弊端。[8]他的文章使我受益匪浅。
事过境迁，这里让我还是为“向内转”做一个亡羊补牢式的界定：
“向内转”，是对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整体动势的一种描述，指文学创作的审美视角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位移。具体表现为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情绪的个体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散文化、主题的繁复化。“向内转”是对多年来极“左”文艺路线的一次反拨，从而使文学更贴近现代人的精神生存状态，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中国当代文学的“向内转”显示出与西方19世纪以来现代派文学运动流向的一致性，为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艺术的奥秘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
从已经出版的几部当代文学史著看，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乃至对“向内转”作为一个术语对新时期文学运动的概括，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态度的。
陆贵山、王先需主编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中说：“这场关于‘向内转’的讨论，对文艺向自身内部规律的转靠，对深入剖视文艺的主观因素的构成及其摆正文艺在由审美主客体建构起来的审美关系中的本体位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第十卷也认为：“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影响颇大，这些讨论对于繁荣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刘敏言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中指出《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着力论述了新时期文学注重文学创作的主体作用、自觉表现人的内心世界、自由开拓‘内宇宙’的深邃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
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第4卷第3章中的评价：“新时期‘向内转’倾向是残缺的、异化的文学向全面的、本真意义上的文学的回归。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这一回归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被‘向内转’所概括的那些文学创作显然代表着新时期文学的业绩，应予以充分肯定。”
文学评论家陶东风将“主体性”与“向内转”视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美学、文艺学的两大主流话语。“向内转”集中概括了美学、文艺学对于学科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强烈诉求，对于工具论美学与文艺学的激烈批判。“向内转”也是美学、文艺学研究从物质世界向心理世界的转移。[9]
南京大学段晓琳博士的学位论文《“向内转”与1980年代文学思潮》结合时代的文学现场，以洋洋洒洒30余万字的篇幅，从时代思潮史、文学批评史的角度，针对“向内转”与“现代派”“主体性”“文学本体论”的关系；“向内转”与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形式批评、“纯文学”等重要问题的关系展开详细论述，其视野开阔、资料翔实、思路明晰、论证稳健、判断公允深深地感动了我。[10]
《文艺心理阐释》在三十二年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我的第二本学术著作，写作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自己的学术根器肤浅，也由于我国长期忽视心理学学科建设，当时能够找到的参考资料严重不足，以今天的标准看此书不但文字粗疏，论证松散，而且引文、注释缺乏学术规范。好在书中仍然不乏80年代治学的单纯、虔诚与率真。对照学界“向内转”的论辩与研究，或许会有助于对《文艺心理阐释》一书的阅读与理解。
2023年早春，补订。
注释
[1]孟繁华：《当代文学关键词·向内转》，《南方文坛》1999年第3期。
[2][美]里恩·艾德尔：《文学与心理学》，见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3]周介人：《新尺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4]宋元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88页。
[5][瑞士]让·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6页。
[6][苏]阿·尼·列昂捷夫：《活动·意识·个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7]林焕平：《论“向内转”文学》，《文艺报》1987年12月26日。
[8]吴秉杰：《面对发展了的审美形态》，《文艺报》1987年10月17日。
[9]陶东风：《80年代中国美学文艺学主流话语反思》，见《文论报》1998年6月4日，第3版。
[10]该论文由吴义勤、吴俊二位教授指导，已纳入“当代文学批评史论”丛书，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