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0月10日，星期六[39]
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的一场咖啡聚会上聆听有关战争的故事

秋色，十月的天空，冷冽的空气。老师带了一份电报到教室里念给全班听：两天前德军已经攻陷安特卫普，最后一座堡垒现在也已经被攻下，也就是说漫长的围城战役已经结束，因此德军沿着海岸迈向佛兰德斯的攻势也就可以继续推进。艾尔芙莉德根本听不到报道的末段，因为全班同学都开心地高声欢呼。

在她的学校，教室里的学生在听到德军打了胜仗之后发出欢呼声，已经成了一种固定仪式。艾尔芙莉德认为许多学生之所以欢呼，纯粹只是因为他们盼望学校会以放假来庆祝德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或者他们的校长——一位高大严厉的绅士，戴着夹鼻眼镜，蓄着一道尖尖的白色胡须——会对他们的爱国表现深觉感动，而至少让他们提早放学。（开战的消息刚宣布的时候，他们的校长就激动得流泪，而且还因此数度哽咽。他禁止学生在学校里使用外文词汇，违反规定的学生就必须缴交五芬尼[40]的罚款：“母亲”要说“Mutter”，不能说“Mama”；“再见”要说“Auf Wiedersehen”，不能说“Adieu”；“日记”要说“Kladde”，不能说“Diarium”；“有趣”要说“fesselnd”，不能说“interessant”；以此类推。）听到德军攻陷布伦东克堡垒的消息，艾尔芙莉德也和别人一起同声欢呼，但不是因为她认为他们可以因此提早放学，只是因为她觉得这样很好玩：“能够在这个我们平常必须随时保持安静的地方尽情大声尖叫，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他们的教室里挂着一张地图，只要德军在什么地方打了胜仗，他们就会钉上黑色、白色与红色的小小旗帜。学校里和整个德国都弥漫着一股好战、傲慢、盲目爱国而且扬扬得意的情绪。

放学后，艾尔芙莉德参加了一场小小的咖啡聚会。她的父母离异，她和父亲没有联络。母亲是职业妇女，在柏林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音乐学校，所以艾尔芙莉德与她弟弟才会和他们的外婆住在施奈德米尔。

一如往常，战争是聚会上的谈话主题。有人在车站又看见了另一部载满俄军俘虏的运输车。以前，“他们的褐色长大衣与破旧的长裤”总是会引起注意，但现在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随着德军继续推进，报纸也不断报道战俘的最新人数，有如战争的股市一样。今天的报道指出，苏瓦乌基的战俘人数达27 000人，伊万哥罗德以西的战俘人数为5 800人。（更遑论打胜仗的其他具体象征：本月的报纸报道指出，德军打赢了坦能堡战役之后，载运战利品的货运车厢就多达1 600节。）可是，他们该怎么处置这么多的战俘呢？埃拉·贡普雷希特是一名中年单身女教师，她有着坚定的主见、圆润的脸颊与一头梳理整齐的波浪卷发，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不把他们枪毙掉就算了？”别人都认为这个想法太过残忍。[41]

成人之间经常互相讲述与战争有关的故事。贡普雷希特女士提到有个男人被哥萨克部队抛进一幢着火的房屋里，他却换上女人的服装，骑着自行车逃跑了。艾尔芙莉德姐弟则是转述他们的母亲从柏林写信告诉他们的故事：

德国后备队有个一等兵，他在参战之前曾是哥廷根大学的罗曼语教授，负责从莫伯日将法军战俘押送回德国。远方不停传来隆隆的炮声。突然间，率队的中尉注意到这名一等兵和一个法国俘虏陷入了激烈争吵。那个法国人激动地比画着手势，那名戴着眼镜的一等兵则是眼神中充满了怒火。中尉怕这两人打起来，于是策马过去，咒骂了一声，然后把他们两人推开。接着，那个愤愤不平的一等兵说明了他们争吵的原因：那个法国战俘，穿着破烂得只能用绳子绑起来的靴子，原本却是索邦大学的教授。他们两人因为对古普罗旺斯语诗歌中的虚拟语气用法意见有分歧而吵了起来。

大家都笑了，包括贡普雷希特女士在内。她笑得太厉害，以致被一颗杏仁巧克力卡住了喉咙。不过，外婆却转向艾尔芙莉德和她弟弟说：“孩子，你们不觉得很可惜吗？两个教授竟然必须拿枪互相残杀。那些士兵应该把枪丢在地上，说：‘我们再也不要蹚这个浑水了。’然后各自回家。”这段话惹恼了贡普雷希特女士，她尖声质问道：“那我们的皇帝怎么办？还有德国的荣耀呢？还有我们德国士兵的名誉呢？”外婆也提高嗓音回应道：“每个母亲都应该去对皇帝说：‘我们现在就要和平！’”

艾尔芙莉德深感震惊。她知道她的外婆只要听到动员的消息就会相当难过。实际上，这已经是外婆这辈子遭遇的第三场战争了：第一场是1864年与丹麦人的战争，接着是1870年与法国人的战争。尽管外婆和所有人一样，也深信德国一定会再次获得胜利，而且这次的战争同样也会很快结束，但她还是不认为打仗有任何好处。不过，说出这样的话还是太令人讶异了。艾尔芙莉德从没听过有人说出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