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我们村拆迁的前一年，我从朋友口中听说了“乐子”遇难的消息。当时先是震惊后是惋惜，“乐子”比我大几岁，是我们的一个街坊。小时候他经常见面，他和我哥哥他们基本同龄，他们之间肯定更熟悉一些，小时候常见他们在一起玩闹。
据说那天，他和其他工友一起到雄安新区的启动区的工地去干活，具体工作环境，是在地下的工地里。每个人独立的负责自己的一段，每天施工方开车把工人依次放到各自的工位，让这些临时工自己独立完成自己被分配的工作。等到下午收工时，再把工人们聚集到始发点，清点人数。那天收工的时候，清点人数时，施工方的负责人发现少了一人，想打电话询问，电话也没有联系上。负责人又询问同去的同村工友，都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电话时也同样联系不上。怀疑他已经独自离岗回了家，于是全体解散各回各回家。
但是当天晚上，同村的一个工友接到乐子媳妇打来的电话，询问是否已经下班？乐子是否和他们在一起？同村工友回答，大家早都下了班，下半时点名时单独少了乐子。并答应明天上班时向工地负责人反映一下情况。第二天，工地负责人听到此人反映的情况后，立马叫人到乐子的工作地点去检查，结果没想到是确认遇到了塌方，确认乐子被埋在了地下。
于是赶紧组织救援，调来挖掘机进行挖掘。经过紧张的挖掘后，终于在挖掘机的抓斗里倒出来的泥土中，发现了一条被挖断胳膊，从而确认了，遇难者的尸体位置。乐子的尸体被抢救出土，然而已经是面目全非，肢体残缺不堪，现场惨不忍睹。
听到此事时，我心中实在是觉得可叹，可惜。
乐子的母亲去世的早，我小时候经常见到她，那时她已经患上了脑瘤，在BJ经过手术后，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坐在门口和老邻居聊天。后来最终离开了家人，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和家里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乐子父亲的大名我不知道，只知道他的外号叫“老毛”。村里人都这么叫他。他其实比我爷爷小很多，但是家里人从小让我喊他爷爷，因为他家和我们家是世交。每次我爷爷见到他言语之中也透露出一种亲近的感觉。我曾经心里有过疑问，好奇为什么他和我们家的人这么熟悉。后来我听我爷爷讲，两家人从我太爷爷那一辈就关系很好，而且老毛的哥哥和他是发小，用他的原话讲，他们两个人是小时候一起钻一个被窝睡觉的交情。
老毛的哥哥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姑且叫他大毛。没有不敬之意，只是这样说着方便一点。我爷爷是1929年生人，大毛比我爷爷大一岁，两人从小一起玩耍，无话不谈。一起从小玩到大，不干活的时候，两个人天天摽在一起，是形影不离的玩伴。
直到后来到了十五岁，村里来了八路军征兵，大毛和我爷爷商量着去当兵，说当兵可以管饭，还有衣服穿，还能打枪。我爷爷当时年龄小，但是也想去，却被我太爷爷，太奶奶，严厉喝止。“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是家里人对他的传授，家中父母对这个想法极力反对。其次，我太爷爷是从小就不爱干农活的。家里的农活也一直由我爷爷承担，家里不能没有劳动力。最终他取消了当兵的想法。大毛于是自己去报名当了兵，临走之前，和他还一起聊了会天，和他说等他回来再和他一起待着，说说打仗的事。然后就跟部队走了，但是没想到，那次离别成了永别。
同村参军的人加上大毛一共六个人，同一批跟随部队出征。几人跟部队走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毫无音信，家里的人多有牵挂。直到有一天，村里去雄县县城赶集的人说，八路军攻打了雄县县城，攻占了县城的日本人的据点。消息在村里传开，几家人聚到一起，商量好一家派出一个人，一起去县城看望一下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到部队去探亲。
人员确定，集合完毕后，几人动身出门，一起去雄县县城走去。同去的一共六人，其中包括一个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孩子，叫李二田，他是其中一家人家的二儿子，想跟着一起去玩，也是为了去看看自己的哥哥，经过家人同意，与另外五人一同前往。后来同去的六个人，只有他活了下来。
我们村在雄县的西边十五里处，几人出村一路向东走，行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看到有同村的人从县城迎面走回来，于是向同村打听了一下县城的情况。对方听他们说了他们的意图，告诉他们，八路是打游击的，攻打完县城的据点，很快就撤走了，就是去了也见不到人，劝他们回去。然后就继续回村去了。几人踌躇不决，站在原地商议了一下，觉得已经离县城没有多远的距离，回去就是无功而返，白跑一趟，干脆进城，还是去看看再说，如果见不到人，也就当在县城赶了个集。于是六人依然向县城走去。
几人到了城门口，老远就见到了几个穿军装的人在城门口站岗，很是欣喜，就赶紧上前询问是不是八路军的队伍，对方先是一愣，问他们找八路军有什么事，他们便说找人等云云。对方其中一人听后，立马说知道这几个人在哪里，让他们跟他走。几人很高兴，跟着进了城门，到了不远处的一间屋子里。领路的那个人叫他们在里边等候，他去给他们叫人，于是出了门。那人刚出去一会就突然闯进来了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用枪口对准他们，叫他们不许动。然后又进来几个人把他们用绳子绑了个结实。原来领他们进来的是个日本人的伪军首领，纯正的汉奸。在他们被领到屋里后，他出门将此事向日本人进行了报告。于是日本人下令把他们关押了起来。
之后来了一个日本军官，和那个伪军首领问明了原由后，认为他们是普通百姓，没有什么价值，没必要伤害他们，就想把他们放掉。可是巧合的是，在日本人的军中，有一个我们同村的汉奸当时正在为日本人当差。日本人，在把这些人关起来后，就是让他偷偷挑开门帘指认了一下哪些是八路军的亲属。这些同村的人他都认识，于是一一进行了指认。几人之中有一个曾经在村里和他有过结。于是当日本人想把这几个人放走时，他说到：放他们回去岂不是放虎归山?他们回去肯定会和八路军继续来往。不给点惩罚措施，恐怕还会有人就范，继续支持八路。不如直接杀掉以绝后患。同时趁此机会，可以通过以此为诱饵，引诱八路军动兵复仇，以便日伪军进行伏击，一雪前耻。日本人听后觉的有道理，于是下了命令，把那个小孩放走。其他人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于是五个人被当众斩首，头颅砍掉后，被悬挂在了雄县城门楼的外墙之上，以便于进出城的来往百姓观看到。来往路人，远远看到城门楼的外墙之上，挂着的五颗血淋淋的人头，无不胆战心惊。当时此事在方圆百里，名噪一时。那五颗人头就这样在城墙上足足挂了一个多月之久。
一个多月之后，八路军并未出现，县城周边也并没有可疑迹象，日军见自己的计谋并没有得逞，放弃了伏击计划。风声也就逐渐平息，人头也就没有了价值，有人提出把人头处理掉，日本人也批准了。于是有汉奸放出消息，说可以让死者家属把人头花钱赎回。于是几家人托人，花钱疏通后，计划把人头运回安葬。和看守的伪军约定好时间，每家出一个人，各扛着一卷苇子薄，提前进城等候。半夜时分，值班伪军将人头取下。让各家认领后，将人头包好放到铺开的苇薄之上，卷在中间，作为伪装，扛运回家。
五人之中，有一个外号叫“小球”的人，这个人我小时候见过，是我两个小学同班女同学的爷爷。当时在我们村东头的大堤坡下开过多年的小卖部。我们小时候经常到他那里买东西。在我印象里，那时他是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是个光头，脑袋圆圆的，眼睛也圆圆的有点向外凸出。我想可能正是他这样的外貌特征，村里人才给他起的外号叫“小球”。五个遇难者之中，就有他的父亲，而当时，他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受家人委托，过来和其他四人一起进县城，来领取他父亲的人头。年龄小，身体孱弱，胆子自然更小。当时那种氛围又格外的紧张，回家的十五里地的路上，扛着的苇薄每走一段距离就会发生松散，人头滚落出来多次，每次又赶紧把人头捡起裹好，重新起身往家赶。回家仓促给父亲下葬后，小球大病了一场。
不久之后，八路军和日本人终于在雄县附近的田地里还是打了一次战役，大毛当时是机枪手，用地里的坟头做掩体，架着机枪，匍匐着向对方射击。战斗激烈，他早就得知了自己的父亲被日本人砍了头后并悬挂在了城门之上，心中早就充满仇恨，无处发泄，这次战斗正是他为父报仇的机会。在满脑子仇恨的战斗中，他打红了眼，失去了理智，端起机枪，站起身向对方扫射。最终被对面当成了靶标，被日军射来的子弹，击中脑袋，当场身亡。那年他只有十六岁。父子二人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