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卜克斯之死

基督教入华之后，将山东作为传教重地。在山东发展，其中的原因众多。从地理上而言，山东处于南北方之间，传教士也可从海路轻松进入。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登州为开放口岸，传教士可以由此进入山东，再经由山东向更远的内地传教。山东属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对于欧美传教士来说，相对适宜。被南方潮湿、酷热气候所困的传教士，一抵达登州，顿觉神清气爽，浑身舒坦。

山东乃孔孟之乡、儒家发源地，在此传教具有象征意义。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将山东作为传教重地。在传教士眼中，山东乃至中国，特征就是“贫穷、迷信和不人道”，而传教士的任务，就是传播基督教，实现基督教化，进而改变这一切。鲁道夫·皮佩尔认为：“这个国家如能基督教化，将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和最兴旺的国家。这个民族的贫穷完全是由人口过多和国家经济凋敝造成的。如果中国实现了天主教化并且没有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它就会成为最幸运的国家之一。”[1]

明末清初，传教士就已在山东传教，并发展出了一批教徒。在清廷禁教之后，仍有耶稣会、方济各会传教士秘密潜入山东进行传教。早在山东开埠以前，新教传教士已在山东各地游历。第一个进入山东的新教传教士是郭实腊，他于1831年和1832年，两次到山东游历传教。

为了实现基督化山东的目标，各教派深入山东各地进行传教。在广袤的农村，传教士们或是步行，或是骑驴，或是乘坐马车，跋山涉水，循路穿庄，赶集赴会，谒庙朝山，深入各地传播福音。基督教各个教派，将在乡村传教作为重心所在，利用集市、庙会等场合进行布道。自1864至1873年，传教士狄考文踏遍了山东数百个村庄和大大小小的城市。传教士郭显德足迹遍布山东各地，一次步行2000余里而不知疲倦。

由于传教士的努力，山东各地发展了一大批信徒。山东的东、西部差异较大，西部区域相对闭塞，民风保守；东部沿海区域相对发达，民众对外来事物的接受度较高。在山东各地发生的教案中，以西部地区为多。西部地区人口密集，经济水平相对较低，传教士出现后，成为当地流行的大刀会之类的眼中钉。

1899年12月29日，天下小雪，5名大刀会会员住在肥城县（今肥城市）张店村李大成开的一个酒店里。[2]天寒地冻，这些身穿青衣、头缠红布的年轻人蹲在地上，边围着火炉取暖，边吃着烤土豆。长柄大刀、白边红底三角旗之类的家伙被乱七八糟地扔在一边。

这几个年轻人从黄河以北的茌平、高唐等县跑到肥城，准备在这里发展会员。此时山东各地的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发展迅速，但在肥城还没有什么动静。他们在肥城活动了半个月，宣传刀枪不入的神术，并且嚷嚷只要碰到洋人，就立刻斩杀。但肥城发展空间不大，只有几个小屁孩跟在他们后面凑热闹，并没有打开什么局面，自然也就没什么进账。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从来没见过洋人，也未与洋人或者教徒发生过冲突，只是在各类流言之中听到了洋人的可怕，诸如吃人食髓之类。而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无望的未来、压抑的心境，加速了流言的传播，引发了进一步的仇恨，这是“无由之恨”，却最适应普罗大众，也最能传播。无由之恨所需要的只是夸张的描述、简洁的语言，调动厌恨情绪，由厌恨发展到仇恨，再由仇恨进而产生暴力行动。

没有油水的肚子不时发出咕咕的叫声，五人愁眉苦脸，面带青色。天寒地冻的时节，他们在街上练拳、表演功夫，也没什么观众。会员没发展几个，再待下去，肚子都难以填饱。在店里吃喝了半个月没付钱，老板李大成的热情一日日减少，老板娘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难看。可如果就这样退回黄河以北，哥儿几个照样吃不饱饭，这大寒冬天，到哪去找到东家干活儿？

几个人埋头合计着，想起附近茅家铺的财主张洪远，其家财万贯，房屋前后三进，穿的是丝绸，吃的是肉馅儿。现在张洪远入了洋人的教，在家里修炼妖术，着实可恨。一名大刀会会员向头目吴方城建议，不如杀了张洪远，劫财济穷人。老板娘突然从店外钻了进来，冷冷地瞟了他们几个一眼，这几人在店里混吃喝已经多日，让老板娘大为不满。看着这几人在埋头合计杀洋人，老板娘冷笑着告诉他们，有一个洋人刚从村前走过。吴方城确认老板娘不是开玩笑之后，立刻对其他人吆喝道：“抄家伙，杀洋人。”蹲在地上的几个人一起拿起长柄大刀，冲出门去。

门外小雪已变大，天地间一片白，气息死沉。村里的几棵百年大树，在茫茫白色中闪出些许青黑色。村内密布着的灰暗低矮房子及堆在院外的磨盘等农具，都已被白雪覆盖。雪路上，一排往西的蹄印说明刚有人走过。吴方城急匆匆地带着手下朝西追了过去，身体因为兴奋开始有了热量。

此日，英国传教士卜克斯，从泰安出发返回平阴。卜克斯的姐姐此前从英国赶到中国，与在泰安的传教士伯夏里成亲。卜克斯刚喝完喜酒归来。近来山东各地屡屡爆发教案，不久前的巨野教案中，有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此时山东官场发生更替，仇视洋人的前山东巡抚毓贤尚未离职，接替他的袁世凯也未到任，各处大刀会、神拳之类闹腾得厉害。虽然有地方官员劝告他不要独自出行，但卜克斯却丝毫不惧。他身高将近两米，体格健壮，即使号称壮硕的山东大汉也无法与他相比拟。卜克斯看到此种雪天，喜出望外他正可以效法传说中的隐士，一骑青驴，踏雪而行，飘然若仙。

卜克斯一路上慢慢行走，看着沿途的中国农村风光，不禁陶醉于其中，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却没有丝毫乡愁。走到张店村西边时，卜克斯突然听到身后有咿呀的叫喊声，回头一看，不由愕然。好几个头裹红巾的人，手执大砍刀，在雪地里疯狂追来。

卜克斯跃下毛驴，看着追来的人。最先追到的是十八九岁的庞燕木，卜克斯正想用中文和他说话，庞燕木却操刀拼命砍来。卜克斯让过刀锋，一拳击中庞燕木头部，庞燕木随即倒地。卜克斯弯腰捡起地上的刀，准备抵御，刚一抬头，就被吴方城一刀砍中右额，顿时被鲜血模糊了眼睛。[3]随后众人一拥而上，将卜克斯掀倒在地，捆绑起来。

卜克斯被剥光外衣和鞋袜，只剩一套内衣，被人牵着在雪地里行走。大刀会众人将卜克斯拖到李大成店铺时，整村的人都被惊动，涌来围观洋人。卜克斯只穿了一身内衣，满脸鲜血，须发皆乱，小孩朝他扔雪球，一些年轻人则拿着棍棒捅他。看着聚集的人群，卜克斯用一口标准的北京官话道：“请保护我，我有银子！”可这更激起了围观人群的好奇。一个洋鬼子，竟然能说中国官话，沸腾的议论声瞬时压过了卜克斯的求救声。

吴方城坐在椅子上，老板娘亲热地过来给他倒了二两烧刀子。酒下肚之后，吴方城顿时双眼发红，与其他人商量之后，决定去茅家铺。喝完酒，吴方城带领手下，押着卜克斯出门上路。抓到洋人的消息顿时传遍了四邻八舍，路上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当时13岁的张学常在61年后回忆道：“大刀会押洋人时，我曾亲眼看到。那天下着雪，洋人的鞋子、袜子都被剥去，赤着双脚。”[4]

大刀会押卜克斯去茅家铺的本意，是让教徒张洪远出钱赎洋人。但张洪远事先得到消息，携带着值钱的家当逃跑了。到了茅家铺，吴方城等人看到张洪远房门紧锁，恼羞成怒，就砸开门冲入院内。房中只剩下衣服及一些无法带走的东西，吴方城等人就将稍微值钱的物品洗劫一空，随后原路返回，到李大成饭店里吃晚饭。吃饭时，卜克斯被捆在店外的树上。吴方城得意地向李大成夫妇展示劫掠所得，并大方地给了他们一些衣物、器皿，作为在此吃住的费用。

吃完饭出门时，天色已灰暗，大刀会会员发现卜克斯挣脱绳索逃了。夜色中被雪覆盖的山东农村里，卜克斯如同一头困兽，迷失了方向，拼命奔走。他知道，不久将有无数的农民和大刀会会员过来追捕他。他跌跌撞撞地逃到了一个叫作四槐树的地方，慌不择路地钻到一户人家院落中求救。院落主人家的小孩突然看到一个蓬头垢面、赤足、浑身血迹的大块头西方人，顿时被吓得大哭。主人听到动静，出来看到卜克斯后大惊，急忙找家伙自卫。备受寒冷、饥饿、疼痛、恐惧摧残的卜克斯头脑变得不清醒，反而一头钻入主人家的一间房内，以为那里是安全之地。[5]不久，房外挤满了呐喊的人群，房内的卜克斯因为恐惧而颤抖着，他尽力控制住自己，并判断留在屋内必然会被擒住。从屋外众人的呐喊声中，卜克斯以为他们只是想将自己赶出屋子。卜克斯打开门，屋外众人惊恐地看着他。在这些华北农民眼中，卜克斯无疑是魔鬼的化身，农民们对他又惊又惧。那个受惊的小孩，不久后竟然因为惊吓过度而死去。

卜克斯冲出门去，无人敢过来拦阻他。不久，大刀会会员孟洸汶骑了一匹小红马赶到，询问后得悉卜克斯已逃走，遂上马急追。卜克斯在雪地里又逃了数百米，听到耳后传来马蹄声，他尚来不及回头，就被孟洸汶在马上用大砍刀砍倒。雪地里，留下了一片血红—24岁的卜克斯就这样倒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卜克斯死后第二天，肥城县官金猷就来到张店村处理此案。金猷办事得力，不久就捕获大刀会会员吴方城、吴径明、庞燕木、孟洸汶、李潼关。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力主严办此案。经过审讯，光绪二十六年（1900）农历二月十六日，杀死卜克斯的孟洸汶被处斩；二月二十三日，为首并砍伤卜克斯的吴方城被处绞决，从犯吴径明被判处永远监禁，李潼关被判处10年监禁，庞燕木伙同滋事，被判徙两年。另拨出抚恤款及教堂建造款9000两白银，纪念卜克斯的立碑银500两。[6]店铺主人李大成，因为被查出藏有大刀会劫来的物品，家产被抄。[7]

卜克斯之死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晚清以来在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民间冲突的总爆发。以往的教案有着诸多的诱因，如传教士抢夺平民房产、土地，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冲突，教民借势欺人等，卜克斯的被杀则只因为他是西方人。此次事件也昭示着华北平原上即将爆发的大风暴。

注释：

[1]［德］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

[2]山东大学1960年在肥城进行调查时，对于住在店铺里的大刀会会员，有说5个人的，有说六七个的，也有说十几个的。事发当年，肥城县县令擒获5人，日本外务省档案说有30人。回忆者均认为这些是大刀会会员，但可能是练习神拳者，在当地人眼中，神拳、大刀会并无区别。

[3]肥城县张店村，古金臣，77岁，1960年回忆。

[4]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下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页。

[5]肥城县，鹿继贵，75岁，1960年回忆。

[6]《山东惩办拳匪告示》，《万国公报》1900年第137期，第54-55页。

[7]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下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