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什么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毛泽东既注重思想政治路线的建设,又深谙兵法上的制胜之道,决不会以政治规律来取代军事规律,而是尊重它们各自的规律和特点。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从政治到军事的重要制胜法宝。

对于历史上的是非成败,毛泽东可以说是洞若观火。在论述战争时,他曾经这样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1]

那么,宋襄公是谁,宋襄公究竟做了什么事,会被毛泽东称为“蠢猪”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呢?

下面我们细究本末。

宋襄公(?—公元前637年)是殷商的后代,子姓,名兹甫,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公元前650年到公元前637年在位。

齐国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但在齐桓公去世以后,齐国走向衰弱,宋襄公以为时机到了,觉得自己可以称霸了,就首先约了曹、邾、滕等四个小国国君进行会盟。曹、邾两个国君先到,滕侯婴齐晚了一步。宋襄公觉得不立威不足以服诸侯,就把滕侯关起来,不许他参加会盟。为了立威,还杀了一个小国的国君祭了睢水。

曹国是这次会盟的地主,曹共公看到宋襄公如此残忍好杀,心里害怕,招呼也不打就溜了。宋襄公气坏了,他认为,光是四个小国都安排不了,还怎么号令大国呢?就想借助楚国来压服小国,然后再用这些小国的力量去制约楚国。他觉得自己的主意很高明,于是他便打发使者去见楚成王,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楚成王居然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他又派使者通知齐孝公,齐孝公也答应了。

到了会盟的日子,宋襄公首先登上了会盟坛,其次是齐孝公,最后是楚成王。宋襄公对二位说:“我宋国忝为公爵,不揣德薄力微,想与诸侯会盟,共扶王室。恐怕人心不齐,想借助两位之力,在敝会盟,日子就定在八月份。你们看怎样?”说完,他拿出事先写好的会盟书,不递给齐孝公,却隔着齐孝公递给了楚成王。

楚成王见上面说,要效法齐桓公开“衣裳之会”,不带兵车,末尾已署了宋襄公的名字。就笑着说:“您已签了名,我们就不用再签了。”宋襄公说:“郑许二君。久服您管,陈、蔡二国离楚很近,也要借重您。”楚成王就递给齐孝公,让他先签这字。齐孝王心里就不高兴,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但还是说:“我国跟宋国就像下属国,签不签都不打紧,贵国不签字,事情就不好办了。”楚成王笑着签署了名字。宋襄公把齐孝公的冷言冷语当成了实话。就没让他签名。

宋襄公回国后,十分得意,对公子目夷说:“楚成王已经答应我的请求了。”目夷劝他带些兵马,以备不测,宋襄公反而说道:“你太多心了,我以忠信待人,别人也会这样待我,别人怎么会欺骗我呢?”公子目夷苦劝,宋襄公不听,他也只好空身一人跟着宋襄公去赴会。

到了择定的日子,陈、蔡、郑、许、曹几国君主都已先到了。楚成王随后也到了。宋襄公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还以教训的口吻对目夷说:“你看看,人家楚成王带的都是文官,没有一个武将。我们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

几国国君陆续登坛结盟。宋襄公以盟主自居,主持会盟。他冠冕堂皇地说:“我们这次是要继承齐桓公的事业,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各国同享太平。”但这时楚成王上前一步,大声说:“说得对。但不知盟主是谁,大家要推选一下。”宋襄公愣住了,心想,当然是我。可这话不能当时就说出口,只好说:“有功论功,无功论爵。”他的封号是“公”,爵位中是最大的,再说他还有平定齐国内乱,扶立齐孝公的功劳,自己自然应该是盟主!没想到楚成王却说:“很好!宋虽是公,我却已称王很久了。那我就告罪占先了!”说完一下子站到前边,一点都不谦让。宋襄公大吃一惊,他忙碌一场,到头来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哪里肯答应?便急不可待地说:“你这王是假的!”楚成王冷笑一声:“你既知我这王是假的,还叫我来干什么?”说完,用目光示意下属。站到他后面的楚将成得臣等即刻脱掉外衣,露出里面的闪闪发光的铠甲。他们手中红旗一招,坛下楚国的“文官”们都脱去了外衣,身穿铠甲,气势汹汹地扑上坛来,作出杀人的架势。各国诸侯见此情景,都吓得魂不附体。宋襄公要跑,哪里还来得及?成得臣紧紧抓住宋襄公两只袖子,不让他逃跑。这位“霸主”就成了俘虏。公子目夷则趁着乱逃走了。他回到宋国,立即召集军队,准备应对楚国的进犯。

楚成王抓宋襄公,原来半真半假。他见宋国已有了准备,又经过鲁僖公说情,便放了宋襄公。

宋襄公本是想当霸主,却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幸亏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虽然公子目夷等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了。

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等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兵势强盛,宋军不必去硬碰,况且楚人无非是为了救郑,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却独有妙着,他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兵力有余,仁义不足,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绣出了“仁义”两个大字,妄图以“仁义”打倒武力。宋襄公自欺欺人,心里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宝,但蛮夷之人真是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没被吓倒,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渡过河来。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白日渡河,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正好趁他们既骄傲又未渡完河的时候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宋襄公已迂腐得到了家,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投机取巧,击半渡之师,那会给“仁义”之师丢面子的。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击的绝佳机会。

等楚军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队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要求趁楚军列队未完出击,亦可获胜。宋襄公却认为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如能坚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宋襄公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列队完毕,立即发动进攻,宋军无法抵挡,只好败退。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几处伤,腿上还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大搞“仁义”之师,他还毫不悔悟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说,看见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了;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虏他了。”

爱护百姓,增加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但如果只图虚名,或是迂腐自误,那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还会不战自败。

毫无疑问,在战争中,除了民心向背和战争性质、正义与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凶素以外,具体的战略战术的应用,也是决定战争胜负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总结了各种战争的经验教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讲战略战术的运用的,由此可见,古人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至于墨子与公输般的较量、曹刿的指挥有方,更可作为典型例证。但像宋襄公一样的人也不是没有,直至今日,脱离实际的空头口号主义仍不在少数,是否也跟宋襄公大搞“仁义”之师有类似之处呢?

宋襄公贪欲深重,已经不仁了,还要这样搞外交,这样指挥战争,岂不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注释

[1]摘自《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