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州奇黑利斯市，1976
我今年五岁，正同家人一道走在主街上。平时总冷冷清清的市中心，此刻到处都是气球和彩旗，一支军乐队轰鸣而过。“今天是美国的两百岁生日。”一位留着短鬈发的老妇人说着，递给我一根红白蓝三色的冰棒。我想，给一个国家过生日真有意思，不过我太小了，不明白爱国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身为美国人和美国亚裔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在东南亚发生的激烈战争、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僵持战，也不知道亚洲移民同美帝国主义及打着反共产主义旗号屠杀了七百万无辜者却被严重错误地命名为“冷战”的那场战争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
我只想着舌头上冰甜的化学味道、顺着手指滴落的黏稠糖浆。一路推挤着穿行在狂欢人群之中时，我用干净的那只手紧紧抓着父亲的手——我父亲，一个农民出身的商船船员的五十七岁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出生和成长于奇黑利斯。他娶了我母亲，那个外国女孩、瓷娃娃、战争新娘、他从第三世界韩国拯救的美丽莲花。
她留着及腰的黑发，这透露出她在努力将自己打扮成西方女人，她穿的是露背上衣、短裤和平底凉鞋。在全是白人的人群，她那被阳光晒过的棕色皮肤尤为显眼。母亲很突出，因为她是东方人。
接下来，有那么一瞬间，她从欢庆的氛围中抽离出来，周围的喧闹或刺眼的阳光令她露出稍显痛苦的表情。虽然时年五岁的我尚不懂得身为外国人意味着什么，但也能看出她的格格不入，那或许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场派对。
我这一生中至少有过三位母亲。
第一位是童年时期的母亲。我崇拜和敬佩她，我美丽的妈妈。她是一位富有魅力且悟性很高的社区政治家，总在不知疲倦地努力，以争取在我父亲乡下的故乡获得认可，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也让她的孩子们过上了更有价值的生活。食物是她的第一道防线，用以抵御我们身处的白人工人阶级社区的集体无意识中那无所不在的对他者深刻而持久的恐惧。她拥有成为社交变色龙的天赋，既是一位魅力超群、令人向往的派对女主人，能向美国乡邻介绍韩国的异国风味食物；也是一位能让每个踏入她厨房的人都吃饱的热情厨师；还是一位为整个镇子提供野生食物的坚强无畏的食材采掘者。
为他人提供食物是她的一种谋生手段，也是她学着在那些总是而且只将她视为外国人的乡邻中生活的一种方式。这既是一种照顾他人的姿态，也是一种反抗的行动。而在重复这些行动的过程中，她创造了自己的价值。
到20世纪80年代初，母亲已经开始蜕变，就像蚕蛹长出了翅膀那般。她把曾经光亮的长发剪得很短。她每次剪头发时，就像有黑色的雪片落在我们的白色餐桌上，她总会说，“剪短发方便多了”。省事的发型搭配自制的宽肩西装，这个造型表达了她对于成为职业女性的渴望，不管她的实际工作报酬和地位有多低。她用自己赚的钱资助亲人来美国，同时支持留在韩国的其他亲人。这期间，我父亲每年有六个月要在太平洋上航行，她只能当一个半工半薪的单亲母亲。出于需要，她已成为我们家庭的支柱。
之后，她精神崩溃了。
她对地方和国家政治的兴趣迅速发展成“夸大妄想”和“偏执”。她脑子里全是罗纳德·里根的阴谋诡计，没有余力去想食物的事。储藏室中存货的缩减或许是第一个信号，是精神躁动的前奏。在未来的几年里，这种躁动将让我们的花园变得荒芜，让我们的橱柜一片空荡。
1986年，我十五岁，她患上了精神科医生所说的“炫彩精神病”。“炫彩”。用这么美丽的一个形象来形容这种恐怖病症。我的第二位母亲是从一片花田里绽放出来的。
这是我青春期和成年后早期的母亲，她在我的意识之中赫然耸现，都盖过了我童年的另一位母亲，让我蜷缩在角落里，倒不是因为她有暴力行为，而是因为我虽然从没见过任何疯子，却不知何故内化了那种将疯狂等同于危险的刻板印象。【1】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被视为最不正常的社会成员……无家可归……不能预测……【2】
我害怕自己的母亲，但更害怕自己有可能会失去她，因为她成了幻听的囚徒，幻听让她不再去做过去习以为常的事：不再与陌生人说话，不再接电话，不再出门，不再做饭，不再进食，不再活动，不再生活。
而我确实失去了她，她陷入某种死亡状态——在那种状态下，她退出了社会，在那种死亡中，社会让她变得毫无价值、可有可无。抹除她的人格，尤其是母亲身份的，是一种刻板印象。因为精神病患者被视为没有爱与被爱的能力。
我这位已从社会上死亡的母亲一连好多年都坐在沙发上，窗帘紧闭，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这位母亲幻听到的声音告诉她，她要隐形，要将自己变得小小的，坐在黑暗中，尽可能地减少进食，不要被外面的任何人看见。这就是我成年后的母亲，围绕着她，我才得以发展出成年人心理，是我不能任其消失，但也尚不能完全接纳的母亲。
她像是听从了排外主义者“滚回你的国家”的叫嚣，但因为她的来处并不那么容易找到，也就相当于她没有来处。她是个出生于帝国时代[4]的日本的朝鲜人，父母都是被强迫劳动的劳工。战后，她回到了半岛，那时半岛已一分为二[5]，被日军占领，战争已将它蹂躏得千疮百孔。后来，她又因与我的美国父亲睡觉获罪，流亡到了海外。她向内的退缩似乎将她带回到那些冲突的发生之地，这让她想消除自身的存在，消失于虚无之中。
但我们移民前往的小镇不是避难所，而是另一个存在专横暴力的地方，在那里，被拯救的人必须持续为所谓的获救付出心理代价。让她成为美国人的城镇也是导致她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地方。
我十五岁那会儿为母亲的精神分裂症寻求解释时，找到的答案都说她的脑子坏了，说那不过是基因缺陷造成的。即便在那时，我也知道她的疯狂不光有一种成因，尽管我还无法理解其他成因是什么。七年之后，我开始寻找造成这种疯狂的确切成因，而这项探寻将推动我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展开的研究。
开始通过写作让母亲复活这一项目时，我只有两位母亲，即罹患精神分裂症之前的母亲和罹患精神分裂症之后的母亲。虽然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找回第一位母亲，但我希望至少能理解是什么力量杀死了她。
我研究与写作的十年历程，始于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初，终于我第一本书的完成，正好与我为她做饭的那段时间吻合。我当初之所以会选择用学术方法来研究个人，是因为我感觉这是个可供冒险的安全与熟悉的领域；另一方面，做饭却一直是我的禁地，是一种偏航，远离了母亲为我设想的成为学者的真正使命。但最终，做饭成了我关于过去的教育中一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
每当饥饿感得到满足，她都会向我展示养育过我的第一位母亲的闪光点。这也反过来滋养了我的希望。我继续在我阅读的每一本书、烹煮的每一顿饭里寻找她的影踪。在试着了解她是如何从第一位母亲变成第二位母亲的过程中，第三位母亲诞生了。
第三位是我三十多岁时的母亲，她逐渐接受了我为她做饭，开始教我做外祖母曾为她做过的食物。慢慢地，通过吃这些食物，她找到了回家的路。通过烹煮她儿时的食物、了解她的早年生活，我也找到了一条路。
我不再被把她当成疯女人的想象所束缚，而能够将镜头拉远，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她。这位母亲允许我调查她一直向我隐瞒的过去，这也使得我能够想象她在成为我母亲之前的样子——少女时代的她，生活在朴正熙政权统治的战后韩国，那是美国军事霸权崛起的年代，她在一处美国海军基地工作，向美国军事人员兜售饮品，可能还有性。虽然促使我开始研究的动力是第二位母亲，但支持我完成研究的其实是第三位母亲。
在开展学术工作的过程中，我听到了许多声音——学者、活动家、平民和参战者皆有的朝鲜战争幸存者，处于被迫与自由选择之间不同位置的性工作者。与母亲一起做饭和分享食物时，我开始倾听她的声音，那些人的声音也由此被放大了。
为她做吃的拉近了我与她的精神分裂症的距离，让我听到了她幻听到的声音。我渐渐开始明白，这些声音对她来说并不陌生，而是她的一部分，它们或许源于一段被压抑的暴力家族历史，这段历史正在寻找一位证人。它们可能自始至终都在第一位母亲的心中。缄默不语，饥肠辘辘，蛰伏在她心中，准备在未来留下破碎历史的痕迹。通过与她幻听到的声音交流，我学会了不再害怕它们，开始倾听它们必须要说的话。
完成第一本书后，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再写一本关于母亲的书，但她的早逝唤醒了新的记忆，这需要我把它们变成文字。正如玛吉·尼尔森[6]在谈论讲述她姑姑的谋杀案的诗集《简：一桩谋杀案》时所说：“我不仅写了那本诗集，还意外写了一本续集《红色部分》，由此才解开了这个心结，把条条线索交给了风。”【3】这本书，也是一本意外的续集。
矛盾的是，让母亲重新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正是她的缺席。我悲痛不已，许多早已被遗忘的记忆都被唤醒了，这些记忆被埋葬在她的疾病重压及我花了十年去研究的创伤性历史之下。在这些记忆中，第一位母亲迷人、能干且惊人地高效，或许与刻板印象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截然不同。在这些记忆中，食物总是居于最显著的位置，无论是作为快乐之源、收入之源，还是更为基本的谋生手段。在回溯吃饭场景的过程中，我不仅发现了让她精神崩溃的原因，也找到了让她活下去的动力。
我想把母亲的碎片收集起来，编织成一个关于她幸存的故事。我想通过写作让她复活，让她的遗产留存在书页上，并以此来发现我自己的遗产。
注释
【1】在这本书中，我会使用“发疯”（mad，形容词）和“疯狂”（madness，名词）这两个词来指代那些不符合精神病学教条的人的行为，教条认为，幻听总是，而且只是一种“疾病”“紊乱”或“功能障碍”，但我也会使用“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分裂症”这两个术语。
【2】Esme Weijun Wang,The Collected Schizophrenias(Minneapolis,MN:Graywolf Press,2019),50.
【3】Maggie Nelson,The Argonauts(Minneapolis,MN:Graywolf Press,201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