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
被打上恐惧烙印的人，
仿佛额头中央有一道浅浅的皱纹，
喝着母亲的乳汁就学会了恐惧。
因为强权者希望
用这种武器，
这种能给他们些许安全感的幻觉，
让我们闭嘴。
我们这些人，
这一刻，这场胜利，
生存从来就不是天注定。
太阳升起时，我们害怕
它可能不会常在。
太阳落山时，我们害怕
它早晨可能不会升起。
肚子饱着时，我们害怕
消化不良。
肚子空着时，我们害怕
再不能进食。
被爱时，我们害怕
爱会消失。
独处时，我们害怕
爱会永不归来。
说话时，我们害怕
话语无人听见，
也不受欢迎。
但沉默时，
我们依然害怕。
所以还是发声吧，
记住
生存从来不是天注定。
——奥黛丽·洛德，《生存的连祷文》[7]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2008
我最后一次走上楼梯，走进我母亲那间她非“绝对必要”决不离开的单间公寓。
她不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她的公寓，也很少看到里面窗帘拉开的样子。阳光透过阳台的玻璃门倾泻而入，照亮了房间里的每一样物品。她真的走了。
奶油色的沙发变成了灰色，坐垫中央的部位磨损了，她的皮肤接触过那里的布料。
沙发上的污渍，是她突然离开所留下的明显印记。阳台苦涩地提醒着，她没有能力走出去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这间公寓是爱与孝顺的结果。2001年，我哥哥和嫂子将家中车库楼上的办公室改造成了一套奶奶公寓，这样一来，我母亲就能拥有一个永久家园。
母亲的一生由一系列流离失所组成，始于殖民统治和战乱，终于精神分裂症和几近无家可归的状态。虽然她从来没有一天无房可住，但她的情况很不稳定，总是辗转于一个个临时住所，没有自己的居所时，就与哥哥或我同住。
他们制订了细致入微的装修计划。建筑法规不允许增设完整的浴室，他们便装了一台淋浴器，带一个小木凳，好让她能坐下来。法规也不允许设立厨房，但他们安了不锈钢水槽、大理石台面、小冰箱和案台电器，将那个不是厨房的区域改造成了一个能实际运转的做饭空间。
他们用了十几种深浅不一的白色家居用品来布置和装饰公寓——沙发、墙壁、地毯、床上用品，还有厚重的落地窗帘，窗帘外是风景如画的阳台，从那里能俯瞰一片占地一英亩的草坪，周围被树林环绕。她最爱的一直是中性的大地色系，如米色、象牙色、灰褐色——那些颜色让我想起曾在父亲那边的美国远亲家餐桌上见过的砂锅奶油蘑菇。对我母亲而言，这些颜色是“高级”的，是她一直向往但从来未能抵达的一个地位。
她搬去那里的时候，是她抱病在家的第八个年头。如果她真的永远不会离开那地方，那她至少会喜欢那里。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喜欢那里，虽然她的确说过那里“还不错”。无论如何，那里肯定比我纽约公寓里的客房要好得多，我的公寓装修期间，她在客房住过七个月。我的公寓外面没有田园风光，里面也没有漂亮的配色。相反，里面都是明亮的撞色搭配，还有别人用旧的二手家具，外面则是布鲁克林—皇后区高速公路上拥堵的交通景象。
我嫂子对那个阳台赞不绝口，好几次她告诉我，那间公寓空间上的不足，在魅力上都将得到弥补。
“我们要在外面放一个喂鸟器，外加一套漂亮的小桌椅。”她说着，将一绺金棕色头发拢到耳后。她在东北部住了十年，拉长调子的阿肯色州口音依然很明显。
“她不会出去的。”我说。
“那可说不准。至少她可以看孩子们在后院玩耍。”
她的笃定让我对自己的悲观产生了怀疑。也许吧。也许，我想，如果有人拉开窗帘，她会往窗外张望。
我母亲只拉开过那扇滑动玻璃门一次，但她其实并没有踏足而出。搬进那间公寓后不久，她将我当时八岁的侄女挑的作为乔迁礼物的一盆花放在了阳台上。整个冬天她都将花放在那里，让它们等死。
“那可是孙女送她的礼物！她为什么要那么干？”我嫂子生气了。她认为那是一种不尊重或粗心大意的行为，或者至少也是她精神状况不断恶化的另一个信号。
“很难知道她在想什么。”我说。但我对母亲的动机感到好奇，下次见她时，我问起了花的事。
“妈，你怎么会把那些花放在外面？是不喜欢吗？”
她看起来恼了，冲我摆了摆手，像是要把我的问题赶走。但停顿良久后，她给出了回答。
“因为名字。我恨那个名字。”
“为什么？那是什么花？”
“仙客来。听着像‘循环’。”[8]她皱着脸，像是很讨厌的样子，但当她重新开口时，声音听起来仿佛就要哭出来了，“我厌倦了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我希望事情能够改变。”
恶性循环。暴力的循环。我一下子联想起自己的研究及想象中的家族历史。
我的记忆闪回到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吃完晚饭正一起看着电视。这时正在播放一则香皂广告，画面中有个淋浴的女人在涂香皂泡沫，镜头对准了她的手和裸露的肩膀。我母亲别过脸去，不看电视，还用手捂住了眼睛。她眼中有一种空洞、疏离的神情，反应早已迟钝。但即便是可能出现裸体的暗示也会让她感到不安，不忍观看。
后来，我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一个在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朋友。“一则香皂广告而已？”她说，“那其实是某种心理创伤。”
我看着外面的阳台，想起了那盆仙客来，想起了循环。
也许所谓的循环，指的是她孤独年月的无情重复，生活被缩减到只剩尽可能少的几项内容：
早上六点下床，站在水槽边吃早餐，包括原味吐司、苹果汁和速溶咖啡。服药。去卫生间、冲马桶、洗手洗脸、刷牙。坐在沙发上，看日光开始照进窗帘的缝隙。打开厨房的百叶窗，只为向我嫂子传递信号，她需要某件物品。如若不然，就一直关着。看时钟的指针慢慢旋转，直至中午十二点。起身吃午饭：如果嫂子或我放在冰箱里的饭菜吃完了，就吃泡面或花生酱三明治。重新坐在沙发上，发着呆任更多的时间流逝。下午五点起身，晚餐吃同样的食物。洗碗。再坐一会儿，等到太阳下山。重复浴室的例行程序。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直至午夜时分入睡。
重复。
她每星期洗一次澡。除此以外，打破这种单调生活的只有一件事，即某个孩子或孙子来看望她。在没有访客的日子里，她幻听到的声音是仅有的陪伴。
尽管她的死让我感到无限悲痛，但我告诉自己，至少她再也不用那样多熬一天了。
2001年12月，母亲搬进那间公寓时，几乎已经不再进食了。她的胃口越来越小，这么多年来，一时变好一时变坏，那年的初秋，与我一同住在皇后区时，她的食量变得小得不能再小了。
在我那儿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坐在房间里的床垫上，每天早上让电视开几个小时，有时只是作为背景音。
9月11日的早上，我出门去拉瓜迪亚社区学院之前，将头探进房间向她道了别，那是我作为写作研究员上班的第二天。她垂着头，边听当地新闻，边盯着地板。电视音量很小，我没注意到屏幕上闪过的内容。第一架飞机已经撞击了大楼，但我出门时，母亲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些时候，在地铁站关闭、电话线路堵塞的情况下，我沿着罗斯福大道跑了几英里，歇斯底里地回到家中，逼问她为什么没有提醒我，为什么不给哥哥打电话，他可是在世贸中心对面的街区工作。
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她没做到。她任由我出门工作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有能力阻止事情的发生。而且不用担心我哥哥，因为她不会允许他发生任何事情。
“妈妈，这和你没有任何关系！这件事不是你能控制的。”
接着她让我认清了自己的处境。
“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你以为你有多特别吗？世界上经历过这种事的人不止你一个。”
我和我所拥有的第一世界特权，从来不知道竟会有如此灾难。
我想起她在战争中失去的家人，她是不是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对他们的死负责。我想知道，在事件发生之后，纽约成为战区的影像一遍又一遍地回放，对她原本就已伤痕累累的心灵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几个星期后，她开始抱怨胃不舒服。她对着一个金属碗吐了两天胆汁，于是我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妈妈，必须送你去医院。”
“我哪儿也不去。”她说。
“但是你病了！或者说，你如果还是不吃饭，会生病的。听我说，可能就是去做些简单的治疗，像是溃疡什么的。”
“溃疡？你如果这么担心我得溃疡，为什么还给我吃辣的？啊？”她死死地瞪着我的眼睛，像是在喷射毒液。青春期结束以后，那还是我第一次对她感到害怕。
如果她不愿意，我就没法强迫她去任何地方，我能让她吃饭的唯一办法就是，告诉她我要扔掉某样食物，然后将之放到她门外。那句话一定唤醒了她体内沉睡的清扫工特质，她与我一同生活的那几个月里出现的那个清扫工。
一天结束时，食物总会不见。
我哥哥和嫂子似乎认为，一旦母亲有了属于她自己的住处，情况就会有所改善。我觉得这是个合理的假设。
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她依然不肯进食。他们尝试了她在皇后区住时我用过的技巧，比如抱着她会进食的希望给她留食物，因为他们知道她痛恨浪费。
他们还在她的小厨房里储存了大量袋装食品，除加水或开罐外无须更多处理的那种。据我嫂子说，母亲会吃泡面和水果鸡尾酒，但几乎不碰奶粉。虽然我知道她没有挨饿后感到了些许欣慰，但也为她的饮食如此缺乏营养而觉得羞愧。
“妈妈，你能吃饱吗？”我问。
她点点头。
“那蛋白质呢？”
她又点了点头，然后嗤了一声。“他们给我准备了奶粉。”
“哦，是吗？”我假装惊讶地说。
她安静下来，像是已经没有了思路，深陷于某种幻想之中。
“我受不了它的味道，”她说，“像战争的味道。”
那是她第二次在我没有问起的情况下主动提及战争。她的话让我陷入沉思，我的研究碎片开始在脑海中翻滚。有的是画面：婴儿坐在土路上，旁边是他们死去母亲的尸体；被凝固汽油弹轰炸过、包扎得宛如木乃伊的妇女。有的是言语，一位从老斤里大屠杀[9]中幸存下来的女人，她在美军的飞机轰炸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她说：那一天我看到了美国的两副面孔；【1】一位战争新娘回忆起美国支援的食物时说：我听说过“美国佬”，知道他们是来这里拯救我们……我们都期待能领到稻米或大麦，想到有这么多吃的，我们就流口水……可最终领到的却是无限量供应的奶粉，所有人喝了之后都拉了好几天肚子。【2】
2002年2月，哥哥和嫂子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母亲终于去了医院，他们以她想把自己饿死为由，将她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
住院后，她重新开始服药，开始进食，但食量依然不大，也并非什么都吃。她的抵抗形式依然是拒绝食物，不过她不能或不愿吃的食物非常具体，比如奶粉。
阿诺德·施瓦辛格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后，她要求我不要再给她买阿诺德牌面包。
“妈妈，你知道这个品牌和他没有关系吧？只是碰巧同名而已。”我说。
她微微一笑，又轻笑了一声，仿佛明白这听起来很荒谬。
她在选择吃或不吃某种食物时，似乎总是花了很大的心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识到这些选择是在表达一种独立选择的能力，是对巨大权力结构的微小反叛行为。
重要的不只是一个人吃什么的这个“什么”……最重要的是，吃东西的诸多“原因”——饥饿、需要、愉悦、怀旧和抗议的不同要求——才能决定进食的意义。【3】
母亲从来没想过要让我为她做饭，但这些年来，她仍会不情不愿地教我做韩国食物。也许是因为她吃腻了方便面和罐装水果鸡尾酒。她想换换口味，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松软白米饭，搭配鲜明太鱼锅，这是一种传统风味的明太鱼和萝卜炖菜，铺上满满的大蒜和红辣椒粉，又辣又烫。她吃下第一勺就感叹说：“我已经四十年没尝过这个了。”
她在那套公寓住到第二年时，会给我列要买的韩国物品的杂货清单，并吩咐我下次探望时该做什么食物，这种模式成了常态。
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她要我去韩国市场买鱼肉煎饼和一些法莫替丁，因为胃病一直困扰着她。她那段时间还出现了腹泻症状。哥哥发现她倒在地板上已没有生命迹象后的几个月里，杂货清单是困扰我的几件事情之一。
正式公布的死因是“心肌梗死”。
我试着根据嫂子的描绘，想象母亲遗体的模样。“她蜷缩在地毯上，双手托着头，像是睡着了。她看上去很安详。”我曾见过父亲心脏病发作，知道那不可能是平静入睡的样子。
母亲去世的几个星期前，一次我去探访她时，她从沙发上站起身，走到了电视柜上摆放的黑色螺钿小花瓶旁。
“这是我放珍珠耳环的地方。万一我出了什么事。”
她从花瓶中轻轻拿出一沓厨房纸巾，将之展开，捧起里面包裹的一对珍珠耳环，冲我打了个手势。
“给你的。别忘了。”
我内心有点狐疑，她是不是又在计划自杀了，但这个想法刚一产生，我就将它打消了。她已变得不大相同。十四年过去了，她已完全不是我二十岁出头时有自杀倾向的那位母亲。再加上她说那句话时心态似乎很乐观，我便没有多加理会，权当这是她长期养成的泛化灾难性思维习惯，随时在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她去世后，我想起那对耳环和法莫替丁，并与哥哥讨论了她是否更有可能死于用药过量，或者隐瞒了某种严重的疾病。我哥哥的猜测是：“谁知道那些药物对她做了些什么？”
那对珍珠耳环仍在那里，被层层邦提牌纸巾包裹着，放在花瓶里。我将这个小小的包裹放进背包，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攫住了我；她当时就知道自己行将离世了。
我最后环顾了一下房间，让自己去理解那种感觉。这是我母亲神秘死亡的场所，是她孤独、乏味人生的终场之地，但也是她的救赎之地。她在这里度过了精神分裂症发作后最美好的时光，她在这里学会了重新享用食物、索求她想要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分享了她自年轻时代就未再吃过的饭菜。
她在谈论年轻时吃过、想吃或被剥夺的食物的间歇，也分享了自己过往的细枝末节，面包屑标记的小路[10]将领着我走向自己的家族历史。
注释
【1】Charles J.Hanley,Choe Sang-Hun,and Martha Mendoza,The Bridge at No Gun Ri:A Hidden Nightmare from the Korean War(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1),127.
【2】Chong Suk Dickman,“Thank You,”in I Remember Korea:Veterans Tell Their Stories of the Korean War,1950-53,ed.Linda Granfield(New York:Clarion Books,2003),75-76.
【3】Kyla Wazana Tompkins,Racial Indigestion:Eating Bodies in the 19th Century(New York:NYU Press,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