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希望与热情

清酒屋的趣事，少不得也要写一写。率领大家光顾此店的，是一个年龄比我大两倍的赛马记者。在我眼中这是个奇怪的职业。传说中，他有着辉煌的过往。至于为何要用“传说中”这个修饰语，是因为不知何故，他拥有一种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的“反侦察”能力。听说他曾在一流的海运公司担任国外航线的事务长。无一例外的是，他所管辖的商船，在战争中要么被政府征用了，要么恐怕已沉于大海。但总之他肯定在船上生活过一段时间。我还听说，他曾多次往返于舞鹤与苏联的纳霍德卡港之间，运送稽留的日本战俘。

这样的他，为何竟成了赛马记者？为何从“驾船”换成了“驾马”？

“这是份没有船也能驾船的工作……”他解释道，“对我来说，吃饭的家伙不管是什么，能赚钱就好。如果说‘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在身’，那听来太过狂妄了。但当年在海外学会的赛马技能，确实成了我如今的饭碗。我若自诩‘大隐于市’，或许太装腔作势，但我真是这样打算的。”

国家战败后，如同沉没了的巨轮。他手中剩下的，只有一直疏于照顾的家庭——一幢位于西宫市、雅致但年久失修的老屋以及与现任太太结婚之前就有的两个美丽女儿。

有天，他招待大伙去家里做客。在那里，我们尝到了一种美味无比的饮料。据他介绍，那叫“香槟”。当时我便心下暗忖，“怪不得”。不禁感慨：“欧洲人日常饮用的东西，原来这么美味！和我们每天喝的米酒、烧酒比起来，真不一样啊！”见状，赛马记者道：

“味道不错吧？实际上，这就是烧酒兑汽水。过不了多久，别说你们，不管是谁都能识破吧……”

每当他洒脱超然的身影，自赛马场或赛车场归来，便会走笔如飞，两三下写好一栏赛事预测的分析报道，文笔优美、格调大气，在赛马记者圈中逐渐博出了名气。他署名的文章，开始陆续出现在其他晚报、杂志、体育刊物的版面上。每当攒下一笔稿费，他就会带大家去清酒屋爽上一把。

酒席上，他从不拿大道理来对年轻记者絮絮说教，只教给大家怎样痛痛快快喝酒，毫不客气地开怀畅饮。这恐怕才是他真正想要传授的东西吧。而他自己，也是位酒量过人、酒风豪爽的善饮之士。如今社会崇尚的“家庭至上主义”，在这里找不到生根的土壤，就算有如此自我标榜的人打眼前经过，我们也绝不会搭理。尽管如此，这位赛马记者，却有着富足而美满的家庭生活，两个女儿也对这位“酒鬼父亲”流露出令旁人称羡的敬爱之情。

此外，我们这帮人也每天混迹于千日前一带，一到掌灯时分，便三三两两聚在大阪剧场稍稍往南、绕过“马戏小巷”的街角，那是一家门口挂着盏红灯笼，上写“红牡丹”字样的小酒馆。在这里，即便不点菜不喝酒，也不会遭到店家的驱赶。

店主是一对从北京归国的夫妇，品格优雅、气度从容，为了谋个暂时的居所与生计才经营起这家小店，提供一些面团汤、水饺、煎饺之类的家常饭菜，和品质一般的清酒、威士忌、烧酒等。原本是一摊临时生意，却因好心肠的店主夫妇再三犹豫不决而迟迟无法结束，拖拖拉拉一年、两年、三年……这全都拜我们所赐。到头来，赊账越积越多，直到拖垮了小店，也是我们这帮人的“功劳”。

这里，是年轻记者、画家、文人、演剧家消愁解闷的地方。大家怀抱对工作、恋爱的热情，夜夜上演各种或师出有名或不明所以的观点争论。旁边，另一组人则在商讨工会斗争的事项。再旁边，年轻姑娘在向能乐演员表白内心的爱慕。再旁边，有人正围绕太宰治的作品发表高见。还有的夜晚，大家会停下争论，一脸新奇地静静聆听某人宣讲小野十三郎[7]枯燥无味的诗歌理论。

角落里，年迈的画家安静地向年轻的美术记者讲述自己当年与夏加尔在巴黎交游的经历。而他们身边，一名醉汉“啪嗒啪嗒”扇动着双臂，大声叫唤：

“黑色的蝴蝶，飞越鞑靼海峡。”

不经意地一瞥，原来安西冬卫[8]本人正笑眯眯坐在一边。对这位醉汉来说，方才的举动大约是对诗人安西的由衷致敬吧。每个人都在为了什么而激情燃烧，也都羞涩地表达着热爱。

另外一帮热衷交际的文化人，原本流连于谎言维系的社交场，长期出入更高级、奢华、由美丽老板娘坐镇的酒吧“曼陀罗”（原意为“聚集”，花语亦有“欺骗”之意），此时见状也纷纷跑到“红牡丹”里来一窥究竟。这群人尤以腋下夹着Life、VOGUE等图片杂志的平面设计师最惹眼。早川良雄、山城隆一[9]等，都是这组人当中的“酒仙”或“酒徒”。

距“红牡丹”约三百米远，另一处文化人聚集地——创元茶社的客人，时不时也会醉醺醺地晃过来坐坐。常露面的有织田作之助、藤泽桓夫、笕一夫、石浜恒夫等十几位作家。而道顿堀左岸神鹰酒吧里日渐壮大的一伙人，没多久便也将阵地转移到了创元茶社。据我所知，织田、笕一夫两位先生如今已经作古，藤泽先生则潜心书斋，深居简出。尽管如此，“创元帮”内仍有小野十三郎、安西冬卫、石浜恒夫等人压阵。除此之外，常客里还潜伏着不少武艺高强的大侠，可谓一幅大阪文坛的“群英图”。

与之相比，“红牡丹”这帮人既非某一行的大师，也非谁人的弟子，更无响当当的名气，鱼龙混杂，活脱脱一群响马盗贼。

这样的我们，从思想、行动、梦想、恋爱，到坏点子、恶作剧，都不免洋溢着廉价的气息，但廉价终究不是免费。每当“红牡丹”的老板娘到报社来收账，大家便嘁嘁喳喳交头接耳，盘算着如何逃账；为了掩饰窘态，嘴上说着言不由衷的牢骚话。明明也就五百、一千日元的账，他们竟还敢厚脸皮到想用一张市营电车票抵账。别看一个个穷酸到连酒钱都付不起，诸位兄台当晚依旧会死性不改地直奔红灯笼而去。

而老板娘也欣然迎接了我们，仿佛迎接自己夜游归来的儿子或兄弟。大家都在心中暗暗抱歉：“对不住啦，老板娘。等我升了官发了财，一定还您酒钱。”此时，老板娘端出的酒和鱼肉再怎么难以入口，也顿时成了无与伦比的美味。

某晚，那场突如其来的眼泪，也发生在“红牡丹”的火盆旁。没错，想起来了。破旧的桌子与长凳之间有一片未铺的泥地，中央摆着一个硕大的火盆。到了冬天，炭火烧得通红，时常冒起浓烟，熏得众人眼泪汪汪。夏日里，盆中也积满干燥的白灰，长长的铁制火筷子依旧像冬天时那样插在当中。

青春的眼泪不需要理由，却满含反抗、希望、热情与悲伤。还记得面对少年般默默无言、低头垂泪的我，男记者怎样小心翼翼地柔声安慰，那轻风细雨、润物无声的模样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仔细回想，那晚的眼泪是为了工作。我的周围清一色是男性，对女性伙伴的友情，我体会甚少，但深知男人的友情比女人更细腻，也更有温度。

有时，我不经意地环视一眼身边这群男士，虽然明知他们是与女人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物，但一想到我这个女子说出来的话，他们竟也理解无碍并给予回应，心中会忽而涌起一股不可思议的感受。他们真的懂我在说什么吗？又或许，是我的个人想象，自以为他们与我所见略同？

男同事们一有空便聚在空地上玩投球游戏，一方抛，另一方接。简单重复的动作，一群大男人却玩得你来我往，分外专注。在我这个女人眼中，就仿佛几头雄狮磨尖利爪，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女人们会这样磨炼自身吗？充其量只会沉迷于镜中的自己，精心地摆弄那张脸吧？

我从这群记者的生活、报道以及晚报的编辑事务中学到了形形色色的知识与技能，也领悟到了社会的人情百态、诸般现象皆以极高的纯度流动着、发生着，同时也与其他领域的事物发生着微妙的关联，彼此影响、纠缠，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体。

某天，风雨大作，疯狂摇撼着位于堂岛的报社小楼。我们缩身在屋内，担心着去港区淹水地带采访而四个小时仍迟迟没有发来联络的摄影师北君的安危。那是台风“简”[10]来袭的日子。

关于风停之后该如何展开采访，板着脸、呆坐在我身旁的记者这样提议道：

“风继续刮下去，卖桶的就赚翻了。”

“……”

“这种台风天气，即使缠着胜山大道的气象台挖消息，也没什么意义。事已至此，采访瓦店、木材店这种事，交给中之岛附近那些大报记者就行了。我们首先该去的地方是‘积水化学’。”

那阵子，民间用的铁皮水桶，正在向积水化学公司生产的塑料桶过渡。

风雨停歇。未过一小时，摄影师和记者浑身湿淋淋地回来了。自从“室户”台风以来，这是受灾最惨重的一次。台风摧毁房屋，多地淹水，据说记者连车一起被狂风掀起，落入长堀川。当日，北君与帅哥文艺记者一同前往某日本传统舞蹈的“夏日浴衣会”采访，得知台风来袭，立即直奔港区，接着水灾发生，回途中连人带车落入河里。

但两人拿到的一手素材，将其他报社远远甩在身后。他们不仅以仰角拍下了数米高的巨浪如瀑布般砸下的场景，报道的文字也发出了与受灾者同样惊恐的呼号。

被主任抓着不放的记者A得出结论：借此机会，塑料桶将取代铁皮桶。另一位则断言：本次台风会给美术界的秋季作品带来巨大影响，尤其是奉行大作主义[11]的美术团体“二科会”[12]的那些关西画家，必定受害最为严重。理由呢？因为他们的大作，基本上都是在破旧的库房或谷仓里制作的，一定连同棚屋一起被狂风卷上了天。

“‘二科会’的巨作，如章鱼凌空狂舞。”

翌日晚报上，刊登着他华丽的报道。旁边的文字则是：

“采访车落水，本报记者奋泳长堀川。”

两篇的标题都硕大、醒目。

正在读报的我，身边坐着昨日曾“戏水”长堀川的文艺记者。只见他悄悄把寄送到手的一卷《全国新闻工会报》（简称《全新报》）收进了抽屉。

定期寄送上门的《全新报》，对他来说，已成为一份难以消受的困扰。而他对内心坚持的“信仰”，也有些难以消除的困惑。况且，如今组织内部一盘散沙，自身难保、却偏偏还想在日本全国搞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式的运动，连区区一家小晚报社都难以幸免。对《全新报》这种施压的做法，他逐渐生出一丝抵触。而且，其他记者伙伴近来都不怎么积极阅读《全新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