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你动真格的？

新的离别时刻忽而降临在众人头上。当东京某大报开始进军大阪，在太融寺町创立分社时，素来“独狼作风”的记者们迎来了巨大的人事震动，我也被纳入该大报旗下。本次收编成了日后我个人独立（创办内衣公司）的动机。刚转调至这家大报不出半年，我便满心烦恼。

我成了被大报社“选中”的人，一个成功将自己“推销”出去的人。而剩下的伙伴却一派阑珊，纷纷被调往其他晚报。他们腾出的坑位，又被别家晚报调来的人填上。那场面犹如职业棒球联盟在赛季结束后，各俱乐部间的大换血。虽没有“职棒”转会期那样如火如荼，但同是秋天，具体是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秋。

我们晚报也有数人调职到了太融寺的大报社，这光景着实讽刺。原因是，该大报在东京“流放”了几位参与社会运动的社员，将之发配至大阪。而这帮人手下锻炼出来的一支生力军，在本次人事动荡中却又回归东京本部。

然而，该大报在我供职期间，却并未展露出东京本部的野性能量。占据了大多数的“土著军团”上边，还坐镇着一批高层。他们的做派如今想来也未尝不可理解，但行动与他们嘴上鼓吹的宗旨并不匹配，显得温吞且官僚气。同时，在对待大阪本土的大报社及社会机构时，也很难想象他们敢拿出在东京的派头，挑起激烈的新闻竞争。

由东京派驻来的“支边组”，自课长以上的领导层，以及从其他各报收编入伍的、各部各课的“独狼”，连同远超他们数倍的普通记者，组成了一支形似晚报社的“杂牌军”，但也仅是徒有其表，实际行动恰恰相反。受制于最高层的官僚作风，再加上被崇尚安稳的“青年居家派”左右围困，“独狼”们作为新闻人每日战斗，并不能瓦解数倍于自己的“上班族”大军，击碎弥漫在周遭的保守气质，更无力将内部打散重组。他们的力量与“利牙”，只能在提供采访技巧上发挥有限的作用。也唯有他们提倡的采访技巧，在上班族之间得到了传承。对浑身官僚气的高层来说，这正中其下怀。大部分“独狼”的反抗力量，被分散在各部各课，仅凭个体单打独斗根本形不成势力。早早看穿这一点之后，部分“独狼”也开始牵手“支边组”，试图向对方投诚。

对没有反抗经验的人，无法向他们传授斗争的愤怒。对安心打卡的上班族，无法往他们身上注入记者的灵魂；即使腹中空空，也没有饥饿自觉的上班族们，让“独狼”的抗争沦为每日徒劳的空转。

从旁目睹这一切的我深刻领悟到：无论群众运动、社会运动还是启蒙运动，都必须首先教授大众“痛时喊痛，要时喊要”的勇气，不，应该说是自觉。尚未得到教化的大众，不，尚未被启蒙的大众，在痛苦中缄口，在饥饿中沉默，不会愤怒，不言反对，甚至不知还有抵抗这回事。而眼下我身边这群人，当真接受过大学教育吗？在那年月，“懂得愤怒的年轻人”尚未出世。

我从开始制作内衣，不，开始考虑制作内衣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思索该如何利用、发挥以往这些个人体验。只要我不开口，消费者就会默不作声。尚未被启蒙的消费者，也仍处于即使空腹也不自觉的无知状态。她们还未能实现“内衣自由”，但对这份不自由却毫不自知。必须有人来指出这一点。不，即便你乐意为大家指出，恐怕也有持反对态度的人冒出来，骂你多管闲事。

我转行卖内衣的契机，并非萌芽于女性同伴之间热衷打扮和外貌攀比的“脂粉之交”。恰恰相反，这念头孵化于和男性同侪的日常交往，造型则诞生于由表及里的抗争精神。

不过，话说回来，记者生涯中，我不曾一次冒出过卖内衣的念头，但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可能。

从事创作的一方，与批判、推荐的一方，两者有着势均力敌的精彩。比如，在我看来，真正的评论家本身便是一股引领社会跃往新方向的力量。正如俄罗斯艺术评论家谢尔盖·迪亚吉列夫[13]那样，邀请毕加索为芭蕾舞剧制作舞台布景和装饰，委托迪奥操刀服装设计，让优秀的足尖舞伶如繁星般翩翩舞动，筑起一座古典芭蕾的圣殿……

而我，只想成为一个“做东西的人”。管他是锤子还是铁锅，做什么都行。批判、评议他人创作的东西，这种事我早就干够了。况且，调职到大报社，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为妇女杂志撰写剪剪贴贴、东拼西凑的报道，我也厌倦了。在我看来，眼下这个时代，大报社已不再要求记者写出“走脑子”的报道。我们已沦为纯粹的“耍笔杆子”的工具人。而身为我们前辈的采访部主任，也成了字面意义上的“案头”人士，仅凭僵化教条的“办公桌方案”来差遣记者，并以此套用于世间万事。在我们的采访现场，从来找不到符合他们期待的素材。

我时常迎头撞上这套“八股”，文字被撕成碎片丢进垃圾桶，事实被埋没在废纸堆里，不予采用。无法套进条条框框的世间真相，与高层设置的报道标准从来相去甚远。

在“独狼”们的胸中，这样的郁愤开始如沉渣堆积，一位记者率先拂袖而去。彼时，司马辽太郎先生正在某竞争对手的报社里担任文化版主编，他这样对我说：

“他是这个时代最后一名记者。”

记者生活首先教会了我浪漫与热情，其次是社会主义，并使我在为之抗争的路途上，体验到物质困顿但心灵富足的每一日。但正是这同一份记者生活，也令我极不情愿地领略到，盘踞在社会、组织或团体内部的人如何罗织谎言，有着怎样腐败的妥协与背叛。

所以，我虽人微言轻，也愿尽一己之力去创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那段日子，说到我的朋友，只有路边流浪的猫猫狗狗。我不由得想到，作为我与自身的一种真实对话，这些体验也应当得到记录，遂写起了日记，将自己与流浪猫狗的交友经历，悉数化成了文字。

“我受够啦！”某天，我终于对工作彻底断绝了念想，来到摄影部的暗房，一边请教写法，一边拟辞呈。

平日里一起干活的摄影师纷纷聚到我身旁。

“不干了？喂，你动真格的？喂！”

话语间虽带有几分玩笑的口吻，但身为记者，他们也怀抱同样的忧虑，深知不可能劝得住我。

从报社辞职，犹如自一座高台纵身跃下，毕竟媒体圈也是个特权社会，只需自报家门“我是某某报的”，就能在几乎任何地方畅行无阻。

然而，跳下高台的一刹那，我便一屁股摔进了突如其来的自由世界。

当然，我是瞒着母亲辞职的。一直以来，母亲的生活费用是由我承担的。曾任新闻记者的父亲早早离世，家里还有个画家弟弟，就算未来可期，此刻却籍籍无名且一贫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