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朱瞻基病逝后，年仅九岁的英宗朱祁镇即位，太皇太后张氏摄政。张氏贤明，重用“三杨”等老臣，压制宦官王振，朝堂尚稳。每日清晨，太皇太后端坐朝堂之上，与“三杨”等共议国事，决策皆出于公心，王振虽心怀不轨，却也只能暂敛锋芒，朝堂呈现出一片清明之象。
然随着太皇太后与“三杨”相继离世，英宗渐长，王振开始专权。王振，狡黠阴险，仗着英宗宠信，掌控司礼监，代皇帝批红，权势日盛。他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卖官鬻爵，朝堂乌烟瘴气；大兴土木，为己建宅第，奢华无比，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其私宅雕梁画栋，珍宝无数，所用建材皆为各地搜刮而来的上等之物，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正统十四年，北方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大军侵扰边境，王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英宗年轻气盛，欲效仿先祖朱棣、朱瞻基，建功立业，不纳群臣劝谏，仓促集结大军，号称五十万，实则鱼龙混杂，后勤保障不足，便向大同进发。出征之时，英宗意气风发，身着戎装，跨坐高头大马，以为此番出征必能凯旋而归，却不知危机四伏。
行军途中，王振擅作主张，指挥混乱。初至大同，见明军与瓦剌军交战失利，尸横遍野，又惧又慌，忙建议英宗回撤。回撤路上，为炫耀乡里，竟让大军绕道蔚州，后又担心踩踏自家庄稼，复改道宣府，如此反复，延误战机，致使瓦剌军追上。大军一路奔波，人困马乏，士气低落，怨声载道。
八月，明军行至土木堡，此地地势高，无水泉，人马饥渴。也先佯装撤退，遣使议和，王振信以为真，急令移营就水，明军阵脚大乱。也先趁机挥军猛攻，明军毫无抵抗之力，死伤无数，尸横遍野。混战中，英宗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怒杀，以其首祭天，大骂：“吾为天下诛此贼！”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众多重臣皆战死沙场，明军精锐几乎全军覆没，随军辎重、马匹、器械尽为瓦剌所得，史称“土木堡之变”。
消息传至北京，朝野震惊，人心惶惶，京城大乱。有人主张南迁，以避瓦剌锋芒；于谦力排众议，挺身而出，拥立英宗异母弟朱祁钰为帝，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稳定人心，组织北京保卫战。于谦，这位忠肝义胆的大臣，深知南迁意味着放弃半壁江山，大明将国之不国，于是在朝堂上慷慨陈词：“言南迁者，可斩也！”其声如洪钟，震撼众人，坚定了众人守城的决心。
于谦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他迅速调集各地军队、粮草入京；整饬军队，激励士气，将通州仓粮运入京城，分给军民，稳定民心；加固城防，增设炮台，军民一心，严阵以待。城中百姓纷纷拿起武器，协助守军，青壮年上城巡逻，妇女儿童帮忙搬运物资，众志成城，共御外敌。
也先挟英宗南下，欲逼北京开门投降，见京城防备森严，多次攻城不下。于谦亲率大军，出城迎战，在德胜门、西直门等多处与瓦剌军激战，采用诱敌深入、火器伏击等战术，大败瓦剌军，也先见大势已去，带着英宗北撤。德胜门外，于谦指挥若定，火器齐发，声震天地，瓦剌军死伤惨重，狼狈逃窜。
“土木堡之变”重创明朝元气，精锐丧失，国力衰退，皇帝被俘，威望扫地；但北京保卫战又彰显民族气节，于谦等忠臣力挽狂澜，拯救大明于危亡，使明朝得以延续，此后，明朝政治格局、军事战略发生重大转变。朝堂之上，权力重心转移，文官集团地位上升，景帝开始倚重于谦等大臣，于谦得以大展拳脚，改革军制，加强边防。军事上，明朝开始重视火器研发与应用，组建神机营，训练专业火器部队，提升军队战斗力。同时，边防策略由主动出击转为积极防御，修筑大量边墙、堡垒，加强北方防线。明朝在废墟中慢慢重拾生机，开启艰难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