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卫战胜利后，景帝朱祁钰在位，于谦等贤臣辅佐，致力于恢复国力。政治上，整顿吏治，惩处土木堡之变中临阵脱逃、贪污腐败的官员，选拔能吏，官场风气渐正。那些在危难时刻弃城而逃的将领、大发国难财的贪官纷纷被问罪，或斩首、或流放，朝堂为之一清，各级官员勤勉政务，不敢懈怠。经济上，轻徭薄赋，鼓励垦荒，修复水利，农业生产恢复，百姓生活安稳。田间再现繁忙劳作景象，荒地开垦，水利设施修缮后灌溉顺畅，粮食丰收，仓廪充实，百姓脸上渐有笑容。军事上，加强边防，增设卫所，训练新军，提高军队战斗力，北疆防御稳固。沿边修筑堡垒、烽火台，日夜守望，新军操练声此起彼伏，精锐之师逐渐成型，让瓦剌不敢轻易来犯。
英宗朱祁镇被也先放回后，被景帝囚禁南宫，待遇凄凉。景泰八年，景帝病重，石亨、徐有贞等野心家发动“夺门之变”，拥立英宗复辟。英宗复位后，于谦等忠臣遭冤杀，石亨、徐有贞等小人得势，朝堂再次陷入混乱。石亨恃宠而骄，大肆提拔亲信，干预朝政；徐有贞妄图揽权，排除异己，朝堂乌烟瘴气，忠良之士或隐退或遭迫害，国事日非。
英宗复位后，深感愧疚，临终前遗命废除殉葬制度，为后世称道。宪宗朱见深即位，初期为于谦平反，恢复名誉，稍安人心；但他宠爱万贵妃，万贵妃年长且善妒，后宫争斗激烈，宪宗受其影响，任用奸佞，汪直等宦官专权，设西厂，特务横行，朝堂不安，政治腐败。西厂缇骑四出，随意抓人，屈打成招，冤案频发，大臣们人人自危，朝堂秩序大乱，国家治理陷入困境。
孝宗朱佑樘即位后，一扫宪宗朝阴霾，力行改革，史称“弘治中兴”。政治上，重用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勤于政务，每日早朝必到，与大臣商议国事，君臣关系融洽。孝宗虚心纳谏，大臣们直言敢谏，朝堂上时常碰撞出智慧火花，共同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整顿吏治，考核官员严格，惩处贪污，官场清明；废除苛法，减轻刑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上，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消除水患，保障农业生产；减轻田赋，鼓励垦荒，粮食产量增加，仓廪充实；支持手工业发展，江南丝绸、瓷器精美，商业繁荣，城市经济发达。黄河水患得到治理，河道畅通，沿岸农田受益，粮食丰收；苏杭等地手工业蓬勃发展，丝绸畅销海外，瓷器精美绝伦，国内外贸易频繁，城市繁华热闹，百姓富足。
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年少贪玩，建豹房，养猛兽、美女，荒淫无度；宠信刘瑾等宦官，刘瑾权势滔天，时称“立地皇帝”，操控朝政，排除异己，卖官鬄爵，财政亏空，百姓生活困苦，多地爆发农民起义，明朝统治岌岌可危。刘瑾党羽遍布朝堂，官员升迁、任免皆取决于他的喜怒，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各地农民不堪压迫，揭竿而起，烽火连天，大明江山摇摇欲坠。
世宗朱厚熜即位，即嘉靖帝。初期锐意改革，打击旧臣，重用张璁、桂萼等，推行“大礼议”，尊崇生父，强化皇权；整顿吏治，清理勋戚庄田，减轻百姓负担；但后期迷信道教，宠信严嵩父子，严嵩专权二十年，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边防松弛，倭寇肆虐沿海，“南倭北虏”问题严重，明朝陷入内忧外患困境。严嵩父子把持朝政，卖官鬻爵，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边防军饷被克扣，军队战斗力下降，倭寇横行沿海，烧杀抢掠；北方蒙古频繁侵扰，百姓苦不堪言，大明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穆宗朱载坖即位后，重用高拱、张居正等大臣，与蒙古俺答汗议和，封贡互市，结束多年战乱，北疆安宁；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海贸易，史称“隆庆开关”，促进海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经济发展，为万历中兴奠定基础。蒙古与明朝互通有无，边境贸易繁荣，百姓生活安稳；海面上商船往来频繁，瓷器、丝绸、茶叶等远销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充实国库，国家呈现复兴之象。
神宗朱翊钧即位，年幼，张居正任首辅，主持政务。张居正厉行改革，推行考成法，考核官员政绩，提高行政效率；实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等合并为一，折银征收，简化税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边防上，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加强边防，抵御外敌，明朝出现中兴之象。张居正雷厉风行，各级官员在考成法约束下勤勉尽责，政务处理高效；一条鞭法实施后，百姓缴税便利，商品经济活跃；戚继光镇守蓟州，李成梁威震辽东，边疆稳固，百姓安居乐业。
但张居正死后，神宗抄家清算，改革中断，此后神宗长期怠政，三十年不上朝，官员缺额不补，政府运转失灵；又因立太子之事，引发“争储”风波，朝堂党争激烈，东林党与浙党、齐党等相互攻伐，消耗国力；后金崛起，努尔哈赤在东北起兵，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后金步步紧逼，明朝内忧外患加剧，走向衰落。朝堂之上党争不断，政令不通，边疆战事吃紧，明朝在风雨飘摇中艰难挣扎，辉煌渐远，往昔盛世只剩后人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