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徐訏小说诗性品格形成的文化基础

美国学者J.R.坎托在其《文化心理学》中认为“每一个人都置身于一定的文化系统中”[1]，都是“文化化”的人。对于作家来说，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如“五四”时期的作家，传统儒家文化面临着西学的侵蚀而陷入解体，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群体意义、人生理想和人文宗教，仍如‘游魂’（余英时语）附丽于启蒙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2]。这一点对于徐訏来说也不例外，他从小就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名著。而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国诗词’为文本形式，以‘中国诗学’为理论系统，以及以‘诗性智慧’为哲学基础的一种诗性文化形态”。[3]这种诗性文化形态对徐訏小说诗性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学时就已接触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让徐訏开始放弃了早年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转而更多地关怀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再加上战争期间辗转大后方的逃亡生活让他充分体验到生命的无常与偶然，因此，即使面对着战争频仍的40年代以及50年代香港的商业化氛围，徐訏依然选择了关注人的命运和存在，而这恰恰是“诗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着重从徐訏所受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其所处的时代社会因素中厘清徐訏小说诗性品格形成的基础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