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研究内容、思路及结构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利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视角，在刘晓东教授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时代性、地域性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及意义，以同情心研究历史上的“小人物”，加深对于其生活的各个层面的细致考察。相对于刘著而言，本书一是加深了对于江南乡村塾师习性活动的分析，特别是把塾师看作处于社会结构中有主观能动性和实践行为的人来研究，并把此种视角贯穿于本书的始终，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如关注江南乡村塾师的业余活动、社会交往活动，家族活动和乡村社会的活动，对乡村塾师的社会形象及性情加以分析，探求其习性活动形成的社会制约性条件和主观心态。二是加深对乡村塾师职业的分析，在与其他各种职业24的对比中探讨其拥有的地位与特色。三是关注乡村塾师在家族中的文化角色及其影响，为家族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四是注意乡村塾师的地域流动对于文化互动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其对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文化发展的影响极为巨大。五是在概括性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研究，使乡村塾师研究更加具体而生动。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六章。

第一章，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兴盛及基本构成。清末科举考试的废除与学堂的兴起，对江南乡村塾师群体的生存带来较大的冲击。但是，私塾教育的乡土性与灵活性，使其长期生存于乡村社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退出历史舞台。历史上的塾师是伴随着春秋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后，私学的产生而产生的。汉代是我国私学教育模式的形成期，所产生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分层，成为宋代以后的蒙养教育、经学教育和书院教育分层的雏形。到了清代，除了清初及太平天国的短暂时期内，整个江南地区处于政治清明稳定、经济蓬勃发展、文化高度发达与尊师重教的大的教育生态之中。这种良好的教育生态，为江南地区乡村塾师的兴盛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江南地区乡村塾师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江南地区乡村塾师的数量庞大，规模空前；二是江南地区乡村塾师群体内部职业竞争日益激烈；三是女塾师群体在江南地区涌现。教书为士人之恒业。在江南地区，童生、生员、贡生、举人和进士等不同层次的读书人均可以乡村塾师为业。按23册江南《乡镇志集成》所载，乡村塾师中低级功名的童生、监生和生员占80%以上，即未第的童生和生监占据着乡村塾师的主体地位。基本可以把乡村塾师群体看作一群科举之路或者仕宦之路并不顺畅的读书人，是清代江南社会中的下层士人。作为历史上的小人物，这些乡村塾师过着较贫寒、孤独与苦闷的馆居生活，然而能够教化与建设乡里，帮助村民处理日常生活杂事，为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不能不令人深思。

第二章，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经济生活。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职业收入包括束脩、膳食、节敬、聘礼和谢仪等，其中束脩的多少最能反映其收入水平。我们通过对12位江南乡村塾师束脩收入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江南地区乡村塾师的束脩收入平均为21.75两。一般来说，乡村塾师的家庭收入还包括他们兼营副业所得，及其家庭女性的女红所得。乡村塾师兼营的副业主要集中在耕田、出卖书画、业医、说媒与算命看风水甚至做小手工或小生意等形式；家庭女性的女红则表现在针线活与纺织两个方面。我们对江南地区一个家庭的基本衣食与婚丧等消费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乡村塾师的收入仅仅能够勉强维持温饱，一旦遇到疾病或者婚丧等大笔开支，就只能靠典质、借贷。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乡村塾师的年收入低于20两，处于连衣食都难以保证的贫苦状态。清代江南地区乡村塾师经济生活的贫困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导致“弃教”现象的出现。同时，乡村塾师职业收入的不稳定性，也使其难以拥有一种职业的归属感与身份的认同感。职业的不正规性导致乡村塾师群体内部参差不齐，鱼龙混杂，或者有兼营他业者，或者有弃教而去者。这些都要求我们合理客观地看待清代江南教育的表面兴盛并发现其背后所隐藏的深刻危机。

第三章，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馆居生活。失馆、觅馆和解馆是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为了摆脱失馆带来的“搁笔穷”，他们要发动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找人举荐，寻觅塾馆。一般来说，每年的正月二十日前后私塾开馆，标志着乡村塾师一年的馆居生活正式开始。每天教学生读书、背书、写字、对对子、习幼仪等，成为乡村蒙师馆居生活的主旋律。举业师则要不厌其烦地从破题、承题开始教学生做八股文并辛勤细致地批改文章。私塾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人品性修养，注重学生的读写能力，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可供现代语文教育的借鉴。教学之外，乡村塾师的业余生活相对单调。一是批改学生的八股文作业或者备课；二是温习四书五经，写八股文，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三是博览群书和参究性理，并且著书立说；四是练习书法或绘画；五是和主人或者朋友宴饮娱乐，论文论性。总的来说，清代江南乡村塾师馆居的业余生活以读书和著述为主，形成了相对孤寂的生活实态，对塾师本人和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这种远离亲人和几乎与社会隔绝的生活方式，是大部分乡村塾师性格迂腐和孤僻的一个因素。同时，乡村塾师的孤处生活使其长期26与妻子分离，过着有妻鳏居的苦闷生活，催生出偷情与拒奔女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

第四章，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社会交往。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社会交往具有自身的特色，即因其职业而形成的与东家、学生之间的交往，及其群体内部的交往。乡村塾师与学生家长之间的宾主之谊，既有一定的雇佣性质，又体现出关系的复杂性。宾主之间的志同道合，谈性论道与互助互济，成为和谐的主旋律，某种程度上不断地削弱塾师“宾”的角色。教学的分歧、礼节的不周与生活的误会常常造成主雇之间的矛盾。师与弟子之间有一种拟血缘化的倾向。师视徒如子，弟子视师如父，成为清代江南乡民津津乐道的士林佳话。在师徒和谐交往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异动的因素。乡村塾师之间的交往主要体现为士人之间的谈性论道，吟诗作赋，及探讨科举作文之法等，既有合作，又有竞争。

第五章，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乡村社会。清代江南乡村塾师是乡民心目中的精神领袖，掌握着文化权利与话语权。他们通过教学活动、参加政府教化组织、以礼化俗、劝善惩恶、解纷息讼等行为，代政府推广教化，化民成俗。在教学之外，乡村塾师还要应付一些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杂事。这些杂事主要包括帮看文字、命名起字、写对联、写招贴、写契约文书、写寿文、写碑文、帮办婚丧事、居间调停、做媒，算命看风水，乃至看病立方等。这给乡村社会的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具有浓重的地方底层风俗文化特色。清代江南乡村塾师对家族文化的发展有明显的作用，既能传承家族的文化特色，维持书香一脉，又可教育族中子弟，诗书绵延，以至涌现出大量的塾师之家与塾师世家。同时，出于士人对于宗法社会的理解，很多乡村塾师注重聚族收族，组织修建祠堂和修纂家谱活动，积极地体恤族人和教育族中子弟，为家族建设贡献力量。在乡村公共事务中，乡村塾师也往往成为重要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他们平时积极主持和参与地方公共工程与文化事务的建设；灾荒之年，参与赈济；战乱时期，组织乡民保卫乡里。这一系列活动又加强与巩固了江村塾师在江南社会中特殊的地位与影响力。

第六章，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个案研究。张履祥与陈梓乃清代江南地区一类乡村塾师的代表。明末清初桐乡人张履祥，被后人称为朱子后之一人，生时却名位不显，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间塾师。他出身于书香之家，从23岁开始当塾师，直到64岁去世都在教书育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督促学生读书、背书和讲解书本文句中度过。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背景，让他这个一年拥有约30两束脩，十几亩田地和家庭女性养蚕和纺织等收入的家庭，常常因为婚嫁和丧葬而借贷。从而造成了张履祥对于乡村塾师职业极为复杂而矛盾的态度。清中叶余姚人陈梓自幼便随父居住于秀水，可以看作是秀水人。陈梓同样出身于书香之家，从25岁开始训蒙，直至逝世前一年即75岁时，仍然在筠谷精舍内授徒，是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于蒙养教育的乡村塾师。虽然陈梓拥有一年20两左右的束脩，有30亩荒地，有家庭女性纺织的收入，但是终生赁屋而居，过着贫苦的生活，吃穿用度均极为俭朴，甚至常常要亲友接济。陈梓的兴趣爱好极为广泛，喜欢吟诗作赋、练习书法、游山玩水及欣赏梅、兰、竹、菊等景观与古玩美物。血缘、业缘、地缘关系限制着陈梓的社会交游。陈梓的社会交游体现出底层士人之间诗歌唱和、探究学问、应酬乡村杂事等交游圈特征。苦闷的无儿心理造成陈梓悲痛、厌世与绝望的悲惨心境。从张履祥与陈梓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得以管窥清代江南一类乡村塾师的经济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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