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奇”的本事

——《天云山传奇》诞生考论

赵天成

《天云山传奇》完稿于1979年4月，初刊《清明》创刊号（1979年第1期，7月出版）。这篇率先触及“反右”运动的小说发表后颇受好评，荣获1981年中国作协举办的首届中篇小说奖一等奖[1]。1981年秋，由鲁彦周亲自编剧，谢晋担任导演的同名电影在全国公映，引起更为强烈的社会反响，但在作品的“政治倾向”上，也招致不少非议。《文艺报》为此特辟专栏，从1982年第4期至第8期连续5期组织集中讨论，其间共收到来稿180多件。不过，在中宣部及文艺界领导的支持下，讨论最终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是一部好影片”的结论收场，影片也收获了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两项大奖。尽管荣誉不断，但在文学潮流飞速更迭的80年代，《天云山传奇》这种“强政治性”的反思小说，也成为最早被挑战、超越、“淘汰”的一类作品。在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到先锋文学的进化论逻辑中，它被视为一次不彻底的解放，是一种阶段性的产物，理应被美学等级更高的文学形式所取代。也缘于此，鲁彦周和《天云山传奇》的意义，逐渐缩减为文学史教材中的一个名词。

2007年11月，在鲁彦周逝世一周年之际，《安徽文学》刊发王安忆的纪念文章《我们和“叔叔”之间》[2]。在文学世代的层面，王安忆用两个小说中的人物，为她与鲁彦周之间的代际关系作了形象的定位：“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做《叔叔的故事》，鲁彦周老师，大约可算作‘叔叔’这一代人”；“在这缅怀鲁彦周老师的时候，我又一次打开他的小说《天云山传奇》，我特别注意到‘周瑜贞’这个人物。……她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当代文学中的王安忆们，也确实曾如小说里的“周瑜贞”一样尖刻，“在我们，思想解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写作者，难免会苛刻地看待他们，认为他们扛着旧时代的枷锁，觉醒和批判的力度不够。于是，他们又面临着我们的逼迫。……总之是，我们还来不及继承他们，就来不及地背叛他们了”。

时过境迁之后，早已褪去少年气盛的王安忆，开始反思曾经的“苛刻”，以及这种集体性“苛刻”所付出的代价：“这就是‘叔叔’他们的处境。急骤变化的政治生活，不断挑战着他们有关正义的观念，他们付出的思想劳动，我们其实所知甚少”，在他们“平静和煦的表面之下，究竟是什么样激荡的内心？我们太少注意‘叔叔’们的内心了”。“在变化的当口，时间总是紧迫的，事物的运动不得不缩短了周期，表面看起来是飞速地进步，内里却付出了不成熟的代价。”如今看来，“我们却是踩在他们趟平的路径上”，而没能如他们所愿地完成“开启下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因为“这时代又呈现出另外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是从他们时代的复杂性里衍生和演变出来。”

王安忆的意思是，在80年代充满幻觉与躁动的社会氛围里，历史反思的工作还没真正展开便已草草收兵。与此相关的精神劳动，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的成败得失，还未经过认真的检视，便被视为“旧时代”的产物而归入垃圾堆。如果脱开历史语境，从“叔叔”们的作品中挑出毛病绝非难事，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在反思与书写“这一代”故事之时的难度与复杂性，也就过于简单地理解了他们。而重新理解“叔叔”们的通道，则应该回到他们的“内心”，回到他们艰难的“思想劳动”，在他们的故事之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