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茅盾轶事二三

茅盾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地位上，都比前两位传主高出不少。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嘉兴桐乡乌镇人。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因编《小说月报》和从事文学评论而知名。主要作品有《蚀》三部曲、《虹》《子夜》和《腐蚀》等。1921年7月加入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民国日报》主编。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文化部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1981年故世，享年85岁。

1949年以后茅盾个人生活没发生什么波澜。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出来后，他被免去文化部部长职务，但不久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茅盾一家住在北京沙滩文化部院内的独栋小楼，后搬至安定门交道口一座三进的四合院，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茅盾儿子韦韬和儿媳陈小曼撰写的《父亲茅盾的晚年》，记述他1965年到1981年间的晚年生活甚为详尽。[20]“文革”期间茅盾在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后，被周恩来列入几十位重要民主人士名单保护起来。[21]他有坐冷板凳的感觉，但仍经常陪国家领导人在国务活动中露面。这本书写道，1966年8月30日，家里的服务员老白“叫来了‘人大三红’的红卫兵。30日清晨，一群红卫兵闯进家来，领头的小伙子举着一把日本军刀，声称他们得到举报，说这里有大批‘四旧’物品，他们来清查这些物品的。他又对爸爸说：我们对你还是客气的，白天来，张治中家我们是夜间去抄的，刚刚抄完，我们是直接从他家里来的。”“爸爸问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哪一部门的允许？小伙子不屑地拍拍臂上的红袖箍，理直气壮地说：毛主席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天然合理的。爸爸非常愤慨，就给统战部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金诚同志”。[22]在这个事件中，茅盾夫人孔德沚受惊吓生病，需要茅盾照顾，其余无大碍。

韦韬、陈小曼这部回忆录插叙了一些茅盾五六十年代的轶事，仍让人感觉史料单薄，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忆和茅盾同志相处的日子——从五十年代初直到茅盾同志的晚年》一文，可以略作补充。“文革”中，戈宝权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1972年回京。“大家不是靠边站，蹲牛棚；就是深居简出，闭门思过，这样我们好几年都没有见面，但心里还是时常想起茅盾同志。”他1974年7月6日写信给茅盾，8日茅盾回复：

宝权同志：得函欣慰。残躯衰老，百病丛生，而以心脏病（冠状动脉硬化，心律不齐），老年性目疾，手指麻木（写字不便），腿脚软弱（走路蹒跚）为最讨厌。左目为老年性黄斑，盘状变形，几近失明；右目为老年性白内障（初发期），视力仅0.2—3，故只能阅大字书，五号字完全看不清，用放大镜稍可辨字形，然二、三分钟即目酸。医戒用目，谓如若不从其教，恐一年半载内右目亦将与左目同样半失明了。尊作极思拜读，但如为小字印本，那只好请儿、孙辈读给我听，但他们又忙甚，亦无多大时间分给老人也。如蒙过访，以下午四时——五时为最适宜，但最好先电话联系，因为时时去北京医院，有时下午亦不在家故也。匆复，顺致敬礼！[23]

这封信告知如下信息：夫人孔德沚先生去世后，他与儿子、儿媳和孙女同居一楼并被陪护。他是国家领导人，能在北京医院得到最好的治疗。所告“冠状动脉硬化”“老年性黄斑”“白内障”“手指麻木”和视力“0.2—3”等，也都是这个年纪普通老人的常见病，并不稀奇。印象较深的是茅盾一如既往做起事来认真细致。鲁迅在日记中对每天读书写作接待客人等琐事都一一记述，不厌其烦；周作人直到晚年，如发现一角钱人民币缺失一角，还会花上很多时间仔细粘贴补齐，都可看出浙江人做事性格的某一方面。另外就是小说家的笔法。其叙述疾病之具体翔实，大概都是长期写小说注重细节描写养成的习惯。

另外，戈宝权还提到请茅盾为他写条幅的轶事。范用知道他去拜访茅盾，让他代求茅盾为他写一个扇面。他原藏有茅盾写的扇子，但不知被谁借去，没有归还，深为惋惜。戈氏也想让茅盾写张条幅留作纪念。茅盾告诉他，自从患了老年性目疾之后，写字困难，无法再写小字，甚至连写大字的条幅也很困难。茅盾在10月11日的信中解释说：

宝权同志：前承过访，忽已多日；嘱写小幅，尚无以报命，甚歉。范用同志处亦祈转达歉忱。所以然之故，因九月初曾患气管周围发炎，注射青大霉素十八针（每日两次），病退而手指麻木（我每次注射这类针药，都有这个反应，医生说不出所以然），写字不能控制波磔，故未曾动笔也。目疾仍然故，虽然中西药并进，已四阅月。大概不能回复原状，能不迅速恶化，已为万幸。

戈宝权1913年生人，小茅盾十七岁，实属晚辈。他虽与茅盾40年代相识，与后者文坛泰斗的身份相比，顶多也是后进后学。但茅盾信中不说“拜访”，而说“过访”；即使戈、范二人向他央求扇面条幅，也以“无以报命”致歉，足见他为人低调谦逊。不过，那一辈人交往是非常注重这种“诚敬”的传统礼节的，长辈致晚辈、学生弟子的信，一般歉称“弟”，对方则为“兄”。这种传统遗风到茅盾、戈宝权这里，渐次终结，我们这代人既不懂此礼，也不知其中的繁文缛节为何物。至为叹息。我小时候，外祖母经常会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种古话，虽不到“家训”这种级别，但日子久了，也还有一点潜移默化的作用。然即使此等小事，已近八十的茅盾心里一直记得，连戈宝权也感惊讶：“想不到这样到了一九七五年初，茅盾同志已将条幅写好，在元月二日交由范用同志转来”：

范用同志：前由戈宝权兄转致尊意，因迁居绪事栗栗，至今始能报命为歉。字太劣，聊博一咲耳。另两纸乞转交宝权兄为荷。此致敬礼，并颂新年愉快。

“就在这时，我也接到茅盾同志迁居后在元月二日写来的信，其中说：”

宝权兄：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来信及抄附《凯塞尔世界文学百科辞典》中关于我的一条，均悉。其时我正忙收拾书物，旋于十二月十二日迁居至后园恩寺十三号，又要整理书物，一周前略为妥帖。因此，直到今天方作此函奉答。嘱写之字幅，昨日始写得，连范用同志的，每人二幅（原纸太长，截半为四幅，兄及范用兄各二幅），已送范用同志处矣。特此并颂新年愉快！字太劣，聊博一粲耳。

戈宝权感叹：“我手边虽然保留有不少茅盾同志写给我的信，但却没有他题的字，因此这两张条幅就成为值得纪念的墨宝了。”

以上所抄材料，对茅盾这种文坛乃至国家生活中的大人物计，可能都是不足挂齿的点滴小事。它们却给我一个印象：“文革”中虽有韦韬、陈小曼记述的那次“抄家风波”，但他的生活整体上还是风平浪静的。与友人通信，无非是生老病痛之类，和写字送字等日常逸事。笔者在其他能够看到的史料文献上，也都是这种观感。也许还有我接触不到的其他资料，甚至不为人知的内幕，也未可知。

如果让我对《新文学史料》这三位传主晚年事迹略作分析，我想把它们概括为六个字：“意外”（老舍）、“横死”（邵荃麟）和“善终”（茅盾）。三种不同的人生结局，与每个人的性格、人生经历都有一定牵连，但也不排除有偶然因素夹缠在里面。比如“老舍之死”，这固然与老先生耿直不屈的性格有一点关系，但人们可以设想，他出院后就直接回家，不听人动员去北京文联现场，或许历史要重写了。又比如像邵荃麟这种早年投身革命，1949年后身居高位的资深文艺家，在“文革”中都是要吃一点苦头的，周扬、夏衍和林默涵就是如此。不幸的是邵荃麟本来体弱，又患有较重疾病，这是他过早故世的一个原因。茅盾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因为声望很高，他一直受到政府的特殊优待，而且他做人做事都大致得体，生活基本平静平顺。他享年85岁，无论是作为普通老人，还是像他这种著名人物，都可以说是一个“善终”的圆满结局，值得庆幸并感到高兴。最初写这篇文章，我起名为“新时期的‘死魂灵’”，是因为重新感受到了那个已经逝去的历史沉重气氛的缘故，用词也许重了一点。写到茅盾这部分，我又有了一种重新舒出一口气的新感觉。我发现如果把那个历史看作一个整体的时候，心情肯定是会很沉重的；但再仔细省察个别现象，例如茅盾这种现象，就会醒悟历史其实还是存在着多样性的，并不是“受迫害”一说那么简单。这里面有一些人们没有细细品味就马虎将就过去的很小的东西。我把它称作是一种重新过一遍筛子的研究，不知确否。

2016年8月29日于北京亚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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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文学史料》是季刊，从1978年到1983年不止这15本。这15本主要是跟这篇文章内容有关，才作为叙述对象的。

[2] 这46位作家和文艺家是：郭沫若、田汉、茅盾、老舍、阿英、冯雪峰、丰子恺、邵荃麟、何其芳、郑伯奇、傅雷、魏金枝、金山、郑君里、萧三、徐懋庸、孟超、陈翔鹤、王任叔、陈梦家、李长之、穆木天、曹葆华、柯仲平、董秋斯、焦菊隐、周立波、赵树理、柳青、李季、吴伯箫、罗稷南、崔嵬、黄宁婴、黄谷柳、侯金镜、韩北屏、李星华、阿垅、彭柏山、方殷、芦甸、董每戡、杨朔、黄新波、彭慧。

[3] 舒济：《回忆我的父亲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4] 曹菲亚：《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现在也觉得是个谜》，转引自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9页。

[5] 菲亚：《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现在也觉得是个谜》，转引自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9页。

[6] 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7] 锡金：《严肃·勤恳·诚笃——追念老舍同志》，《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8] 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9] 高君箴：《一个难忘的人——忆老舍先生》，《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10] 李长之：《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11] 萧伯青：《老舍在北碚》，《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12] 小琴：《辛勤奋斗的一生——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13] 小琴：《辛勤奋斗的一生——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14]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志》，《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15] 小琴：《辛勤奋斗的一生——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16] 小琴：《辛勤奋斗的一生——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17] 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著名文学批评家侯金镜因此被牵连和批判，在“文革”中受到迫害。

[18] 小琴：《辛勤奋斗的一生——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19]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志》，《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20] 陈小曼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后来与韦韬离婚，嫁给了著名诗人牛汉。

[21] 1966年8月12日夜，因北京大学经济系红卫兵闯入章士钊老先生家，受到惊吓的章士钊写信向毛泽东求救，毛遂作出“送总理处，应当予以保护”的指示。周恩来迅速开出“予以保护”的13位著名民主人士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和李宗仁。其中，也包括了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政协等首脑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茅盾因此以后者的名义被“保护”起来。

[22] 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金诚当时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23] 戈宝权：《忆和茅盾同志相处的日子（六）——从五十年代初直到茅盾同志的晚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下引皆出自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