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的话语属性

根据福柯的解释，所谓话语，不过是以知识面目展现于世人面前的权力化身，亦即围绕权力而张开的知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文化，尤其是历史、哲学、文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不过是旨在谋求权力效应的话语建构。实际上，就文学而言，它不仅是人类生活中的特殊话语形式，而且是比哲学、史学等更有效的话语形式。

许多著名文艺理论家都敏锐地发现文学作为叙事在人类话语建构中的巨大作用，或者说发现人类话语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依靠文学亦即叙事才得以完成的。他们特别发现，正是因为文学叙事的审美特性、娱乐性及受众的广泛性等等决定了它在人类话语建构中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比如，罗朗·巴尔特认为：“有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了叙事。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没有叙事的民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切阶级、一切人类集团，皆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常常为具有不同的以至对立的文化教养的人共同欣赏。”[12] 在这里，巴尔特至少看到了叙事在人类历史中的普遍性、永恒性与不可或缺性。在他看来，叙事有口头叙事也有书面叙事，神话、传说、寓言、童话、小说、史诗、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电影、连环画等等，都是叙事的形式或载体。美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则指出：“文化从来就不是哲学性的，文化其实是讲故事。观念的东西能取得的效果是很弱的，而文化中的叙事却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13] 杰姆逊的论述表明，文学抑或叙事在文化建构中起到了极其重要或抽象的哲理言说无以替代的作用，文化——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以文学形式展开的一种话语建构。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家赛义德在阐释文化帝国主义本质时更是一针见血地挑明，文化帝国主义不过是以叙事形式呈现的帝国主义话语。正如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本书读者很快会发现，叙事对我的立论至关重要。我的基本观点是，探险家们和小说家们在描绘陌生国度时，都离不了讲故事。殖民地人民宣称自身的身份和历史存在时，借助的也是故事。帝国主义发动战事，自然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但是一旦关系到谁拥有某片土地，谁有权在上面居住和干活，谁建设了它，谁赢得了它，谁筹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无不在叙事中反映出来，在叙事中展开争论，甚至曾一度在叙事中见分晓。正如有位批评家暗示的那样，民族问题本身就是个叙事问题。叙事产生权力，叙事还可以杜绝其他叙事的形成和出现。”[14] 在这里，赛义德重申了杰姆逊关于文化就是文学或叙事的观点，并揭示了文学或叙事“产生权力”的本质，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也正是以叙事为依靠的。他还补充指出：“叙事在帝国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以毫不奇怪，法国，尤其是英国，有着一脉相承的小说传统，无与伦比。”[15]

根据福柯的权力哲学理论推论与文艺理论家们的论述与现实举证，不难得出结论：文学无法逃避话语的属性，甚至就是一种话语。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学是一种话语，只要是话语它就是知识—权力的产物。”[16] 文学作为话语，是体现权力关系的知识体系，表现为不同民族、政治群体、阶层所秉持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理念、伦理取向与信仰追求，等等。

本课题对于“话语”一词的使用，不排除其字面意义，但主要是在福柯权力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