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中国文学话语的变迁

“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标志着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五四”运动高举思想解放与启蒙的大旗，倡导民主、自由、平等与科学，强调人的觉醒与人格的独立（即鲁迅所说的“立人”），张扬人道主义精神，从而揭开了新文化建设的新篇章。

话语的多元属性决定了现代中国话语的复杂多样性。在“五四”运动以来的近百年历史演进中，各种话语纷纷登场，形成多种文化碰撞、对话的局面。而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中国的话语也轮番亮相，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如“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阶级话语、抗战时期的救亡话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阶级话语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的建设话语与生态话语等等，大致勾勒了现代中国话语的变迁史，也显示出中国话语的阶段性变化。一般说来，在“五四”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40年代，启蒙话语与救亡话语先后主导着中国文化的语义场，而救亡话语最终压倒了启蒙话语。启蒙话语本身有着救亡的目的，因为启蒙的目的乃是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富强。救亡话语压倒启蒙话语之后，则几乎消解了国人的启蒙精神。正如李泽厚指出：“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17]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亦即20 世纪50—70年代，以阶级话语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成为强大的国家话语，制约着其他话语的活动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内，以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建设话语成为主导性时代话语，左右着其他话语的活动空间。

文学话语既是文学作品主题的浓缩或凝结，又是社会思潮或各种话语的回响。随着现代中国话语的变迁，作为中国话语之回声的中国文学话语也自然发生变化。就现代中国文学话语的变迁而言，它与现代中国话语的变迁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同构关系。换言之，在近百年内，无论是中国话语还是中国文学话语，它们立足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对与解答。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的发展路径与演进轨迹，大致沿着中国话语的路径与轨迹前行，也先后经历了启蒙话语、民族话语、传统话语、阶级话语、救亡话语、建设话语、现代话语、新启蒙话语、女性话语、生态话语等发展阶段，而民族话语的建构贯穿了“五四”运动至今的全部历史之中。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支，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话语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