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与文化的缠结

本书展示了20世纪上半期北京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进程中几个典型历史横截面，内容涵括“庚子事变”对北京的巨大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初步启动、北洋末期知识群体面对权力转换时在思想与行动上的选择、国民党新政权对北京的文化改造、国都南迁与北平城市发展路径的新规划、1930年代有关北平的城市记忆与书写、消费空间与文化新秩序的构建、沦陷时期北平的政治与文化生态等。如果将这些似乎是分散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勾连拼接，就构成一个相对明晰的叙事主题，即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走向重合是一个基本规律，政治环境的变动对城市文化生态影响深远，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北京自元代起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首先被贴上的是政治标签，整座城市的文化面貌与社会生活紧密围绕政治权力构建，“帝制时代，这座城市不以市廛繁华、也不以生活便捷著称，甚至连文化发达、古迹遍地，也都不是其主要标志。对于‘帝京’来说，最值得夸耀的，还是皇家建筑之恢弘，以及各种仪礼、庆典的无限荣光”[18]。浓厚的政治氛围一直是北京文化生长的基本环境，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地缘优势为城市文化发展带来了多种优质资源，众多国家级的文化机构纷纷建立，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大量文化精英集中于此，构建了国家开展重大文化工程的人才基础，到清代中期，终至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顶峰。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中国文化封闭的内向环境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强势冲击，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文化逐渐渗透，上海、江浙等地占据口岸地位的地缘优势不断凸显，成为接收西方知识与思想的前沿，尤其是基于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众多文化传播媒介不断提升上海的文化影响力。而作为“帝都”的北京，由于国家传统政治体制与文化教育体制逐渐解体，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地位呈同步下降趋势，但其留下来的躯体仍足以傲睨其他城市。

相对于开埠多年的东南沿海城市，北京长期占据全国政治中心，天下政令皆出于此，延续数百年的观念体系影响深远，城市气质老成持重，长期带有优越感的向下俯视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亦缺乏主动进取的革新心态，生活在天子脚下的臣民有相对固定的思想观念，其行为准则、价值观、信仰的每一个细节，改变起来十分困难。戊戌时期，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时曾提及：“以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而京师无人敢创报以开知识。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19]曾任清政府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就警告过那些来到北京的美国外交官：“你抵达那个巍峨的北京城之后，要当心，那儿的空气是沉闷的。那种气氛似乎会把人压倒，使他们变得保守，看来没有什么人能抵抗那种力量！”[20]

近代北京的政治变革与文化演进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如果要找寻其中一些非常关键的历史时刻，有充分理由把庚子事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庚子是北平历史上划分新旧之一年，许多旧迹在那一年烧毁的烧毁了，归并的归并了，改变的改变了。而旧日的市街交通如南北池子、南北长街之类，也由隔绝而成为通畅，旧日的酒楼妓馆，也由西城而移于南城，旧日士大夫住宅，也由城外而移于城内，乃至学校之增设，警察之创办，公益捐之征收，工商团体之组织，新式娱乐、新式服装、新式交通器具之输入，无一不于此时开始。[21]

庚子一役，确实可以被视为北京城市发展进程中带有标志意义的历史转折。八国联军入侵，在带来巨大破坏力量的同时，也加速了城市走向近代化的蹒跚脚步，其所引发的震荡幅度并不亚于后来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权更迭。可以说，早于1911年帝制解体之前，北京已经启动了内部的革新程序。

清末十年是近代中国发生制度性变革的奠基时期，对于北京城而言，亦是如此。管理体制的变化构建了城市转型的制度基础，市政建设则构建了城市转型的物质基础，警察组织创设，内外城的空间阻隔日益松动，城市的人口结构（年龄、性别、籍贯、职业）、规模等出现新的变化，西方物质文化在京师之地加速传播，新旧习俗交织。精神层面，国人传统的价值体系与观念世界遭遇挑战。在文化领域，出现众多崭新因素，如现代白话报刊出现、作为启蒙手段的演说会、宣讲所的登场、文明戏上演、女子学堂兴起、女性团体产生……暮气沉沉的北京迎来一丝清新之风。北京进一步挣脱传统国都形态对自身的束缚，朝向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实体”迈进。从文明转型的意义考量，庚子之变与辛亥革命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过程，如同一组齿轮相互紧密咬合的转动链条，将北京导向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

民国肇建，北京延续了国都身份，政治地位仍然是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传统的惯性力量使北京维持着强大的文化气场，但崭新的文化环境也在逐渐孕育，“自共和肇造以来，百度维新，大之政、学、军、警各界，小之局、馆、楼、园所在，或原无而今有，或地是而名非，文物声华，日渐其盛”[22]。一方面，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各方政治势力在此竞相角逐，组建政党，创办报刊，不同政治理念之间相互交锋；前朝遗老、政客官僚、军事强人等纷纷登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众声喧哗，一片眼花缭乱，北京仍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另一方面，近代工商经济的发展为城市文化环境的更新提供了助推力量，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从南方涌入北京，商人、学生、工人、警察、记者、人力车夫等，逐渐形成规模群体并介入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思想、新风尚、新的生活方式彼此激荡，帝制时代农业社会中的一整套传统价值体系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城市新文化崛起。

此外，随着王朝的坍塌，帝制崩解，原来附着在皇权体系上的一系列器物、制度、观念、伦理等亦随之发生裂变，散落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多个层面。民国虽然空有一副共和的招牌，没有民权的实质，但皇权确实不可避免地成为前朝往事与历史旧闻。从前，那些皇家的宫阙和园林，与平民的胡同和大杂院，虽然都在同一片天空之下，中间却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当王谢已逝，华堂倾颓，贵族文化被稀释，正如那些昔日的皇家禁地，纷纷转化为众人可以游览的公共空间。以皇权为主体的文化系统融合进了更多民间元素，上层文化下移，与平民文化直接接触，宫廷艺术走向民间，曾经尊贵的皇家气质与市井气味相融合，衍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形塑出民国初年北京特有的文化氛围。[23]

教育是催生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渠道。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路径，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于是纷纷从“庙堂”转向“讲堂”。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平台之上，借助现代出版传媒，他们不仅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转变，而且凝聚成群体性的社会力量登上舞台中心，在政治与文化领域掀起思想革命的巨浪。北京作为政治与文化中心，它的传导、辐射、扩散与示范效应独一无二，“北京是学术思想上的时装中心区，有几个人提倡一件事情，哄动起来，便成一时风气”[24]。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实际上是从思想、文化层面向政治、舆论层面的转换，进而成长为与传统上层文化抗衡的文化势力。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枢纽型事件。不过，当新文化的巨浪逐渐消退之后，北京沦为了“荒凉的古战场”。文教领域、学潮、教潮、索薪潮彼此汇集，相互交织。1926年奉系军事势力入主中央，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实施高压政策，北京的知识群体陷入恐慌，集体“逃离”，最终形成“孔雀东南飞”的现象。这也是1920年代中国南北政治与文化格局重构的一场预演。

进入1920年代之后，以国民党、共产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文化在北京兴起。借助国共合作的框架，两党都在北京获得迅猛发展，他们通过发动大规模民众运动，将广大学生、市民团体聚合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为北京注入了鲜活的运动能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城市文化氛围。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介入与扩张，古都社会也陷入持续动荡之中。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旗帜下的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北京改名北平，成为“故都”，一套崭新的话语体系伴随各种政治、军事组织的建立席卷而来。政权更迭往往引发文化的大变革，有时这种变革可能因正处于蛰伏状态并不明显，一旦遇到适宜环境，就如决堤之水倾泻而出。面对此种变局，一些人主动应对，另一些人不知所措，还有一些人退居幕后。新政权以胜利者的姿态试图对“故都”进行大规模的政治与文化改造，但在新旧嫁接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冲突。

1928年对于北京历史还具有另一层特殊意义。特殊的政治地位保障了北京的经济繁荣，政治因素是驱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国都”身份被剥离带动大量政治资源转移，城市衰落的趋势愈加明显。北平官方与民间都在谋划城市发展的新方向与新路径，提出了多种“繁荣北平”方案，具体内容虽然有所差异，但基本定位与目标一致，即建设工业区、文化区与游览区。不过，延续数百年的城市运行模式惯性强大，不易转型，加之华北区域政治环境异常复杂，地方行政机构变动频繁；外敌环伺，日军不断扩大侵华范围，民族危机日益逼近，北平重振之路异常艰难。

近代北京的文化演进与“空间”问题关系密切。当封闭的隔离结构被打破，内外城界限的模糊导致流动性增强，新兴空间为新的文化形态的生成提供了载体。它们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基本范畴，具有崭新的政治基础、精神内涵与生活实践。以王府井大街与天桥区域为例，二者代表不同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是城市风貌与社会生活的典型展示。不同的空间内部，分布着类型不同、等级不同的商品经营者以及面目不同、阶层不同的各种消费人群。如果说，王府井大街已经成为现代商业体系在北京的集中展示地，而距此不远的天桥则仍容纳着众多传统社会的流动性摊商、回收旧货的二手市场、经营劣质食品的饭铺、茶楼，以及形形色色的卖艺者与手艺人。两个商业街区的形成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参与了近代北京社会体系的瓦解与重构。在不同消费空间中的消费行为与模式既是对自身所处社会阶层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对自身所属社会身份的一种塑造，新等级体系的确立通过外在的消费行为展示了出来。与建立在政治因素、血缘因素基础上的僵化的传统等级制度相比，新的等级体系展现出其灵活的一面，但壁垒依然顽固，城市空间不会对所有人平等开放。

1930年代，北平逐渐褪去鲜亮的“政治外衣”而化身为一座安静的“文化古城”，很多文化人来到这里，留下了丰富的观感与体验。同时，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上海也经常出现在观察者的笔下，以“他者”的视角进一步反衬、强化了北平的城市意象。随着民族危机日益逼近，文化人维护北平为中华民族文化中心地位的自觉愈加强烈。在这种时代情绪下，通过与上海所代表的声光化电的对比，北平很少因其现代性发展程度不足而引发的 “衰老”“缓慢”被批评，反而因其“古朴”“厚重”的城市底色被赋予了承载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进而迸发出更加积极与正面的力量。

文化生态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文化无法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北平成为沦陷之区，众多高校与文化、学术机构南迁，大批文化人离平避难，曾经的文化中心陷入沉寂。整个抗战时期，北平处于孤立状态，在文化交流方面不仅与当时的国统区基本隔绝，与同样作为沦陷区的上海、南京、东北等地联系也不密切，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日伪政府利用中日地域接近、文化相似等特点，鼓吹“同文同种”“中日亲善”理论，通过构建严密的管制体系，在文艺、教育、学术、媒体等领域推行一系列殖民政策与措施，力图将北平的文化发展纳入“日化”的轨道中，北平的文化面貌也呈现异常灰暗的色调。但文化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亦非仅靠强制力可以推行，中华文化具有强韧的内在生命力，不会轻易被外部力量所改变。在殖民统治之下，北平的文化生态虽然受到破坏，但作为具有千年历史沉淀的古都与文化中心，城市文化传统也在断裂中实现着传承。

以上内容构成了本书的总体框架。此外，以“近代北京史研究的方法审视与境界提升”作为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