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史与城市史的交织

城市史研究的繁荣与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几乎是一个同时并起的过程，这也在一个侧面揭示出这门学科的基本特点，它是历史研究中最具现实关怀的领域之一，也是最容易令普通人产生情感共鸣的领域之一。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心脏，它的每一块砖瓦，都留下了人类的指纹。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最近二三百年以来，在城市与乡村的竞争中，就是城市不断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与乡村的逐渐衰败、乡绅权势的没落形成鲜明对比。[25]

在西方，商业、工业、科技被认为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其近代文化也多以城市为摇篮，相关著作主要以此为研究主线，但这种带有公式意义的研究范式未必能够完全移植、复制于北京。一方面，外力的强烈冲击确实是触发城市变革的重要因素，北京从帝都、国都，再到故都，被时代裹挟前行，城市身份连续变动。庚子之前，北京城虽也涌现诸多现代性萌芽，但既慢且缓，幅度较小，主要局限在传统体系内部；在此之后，既快且剧，呈加速趋势，并逾越那一范畴。

另一方面，相对于很多沿海口岸城市及一些租界城市，北京对外来文明始终持有一份“谨慎”与“保守”，正是因为体型庞大，惯性强大，身份特殊，有时反应缓慢一些，反而少却了一丝浮华，多了一份“定力”。无论是面对庚子之变后欧风美雨的成规模输入与传布，还是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与文化改造，以及沦陷时期日本势力的殖民扩张，这座古都一直顽强而矜持地维护着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始终对外来事物保持“冷眼”与“旁观”。在北京作为“都”与“城”的角色切换中，那些内部绵延数百年传承下来的运行系统以及文化传统成为重要的抵抗性力量，它们犹如一片长久矗立在海岸边上的礁石，平静地注视着眼前的潮起潮落。

民国建立之后，那些代表国家权力的前朝遗迹虽然日益破败，但作为最具标志性的公共景观巍然屹立，一些新兴的现代工商业建筑并不能够轻易挑战帝都这套传统的视觉系统，紫禁城的红墙黄瓦一直代表着城市的底色。无论是在摄影师的镜头中，还是在各种志书与城市指南中，宫殿、坛庙、城墙、园林，始终都位于观察者的视野核心位置，它们代表了人们对这座昔日帝都的基本认知。即使在1928年北京丧失国都身份之后，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双重跌落，但在国家认同方面，仍保持着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核心角色，对于来华西人而言，北京一直是认识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最佳样本。

对于近代中国，一个被经常用到的描述性词语是“天翻地覆”。仅以本书所涉及的时段——20世纪上半期而言，就经历了三次政权转换。北京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受制于国运起伏，接收的信息最多，遭遇的冲击也最为剧烈，城头变幻大王旗，没有哪座城市对此的感知会比北京更为敏锐。即以外敌入侵而言，北京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遭遇了两次，分别是庚子年间的八国联军和1937年的日军。如果再向前推，还可以追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入城导致的庚申劫难。在清末十年、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沦陷时期，北京的政治与文化领域都展示了鲜明的时代主题。当国家命运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作用于一座城市时，它的主动与被动因应都需要被重点关注，本书中的许多章节就是在讨论这一问题。不过，这种视角并不意味着可以将近代北京的历史处理成近代中国的“缩微景观”。不能把近代中国的叙事脉络与框架完全复制到一座城市之上，尽管这座城市是长期作为国都而存在的。从城市史的立场出发，近代北京史应该找到符合自身特性的聚焦视点与讲述方式。

对于大多数治中国近现代史或民国史的研究者而言，20世纪上半期的北京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熟悉是指，有关这一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诸如庚子国难、清帝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一八”惨案、国民革命、“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等，北京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理场景或空间舞台，几乎无时不在；但是，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将那些事件与现象从北京这座城市中抽离出来，它们与城市的内在联系被忽略或割裂了。韩书瑞在写作有关寺庙与北京的关系的著作中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她指出，由于北京长期作为国家的首都，“这个事实使得学者们会用帝国的历史来取代城市的历史。当然，皇家的世界是北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26]。

国都是城市的一种特殊形态。一直以来，北京的国都身份很容易遮盖它的地方特性。实际上，在“地方史”兴起的大背景之下，“地方性”对于很多城市或区域而言，本不该成为“问题”。但对于北京，这仍是一个问题，而且总体而言，对近代北京“本土”特性的忽略是学界比较普遍的现象。如果能够引入“地方”视角，努力挖掘那些事件、现象与城市的紧密相关性，应该可以发现一些以往不易被注意到的隐微之处，进而拓展、丰富我们对相关史事的认知。

“近代北京”标明了本书论述的大体时间以及空间范围，但笔者会更加关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剧烈变动在北京留下的浓重痕迹，国家命运与城市命运紧密交织，作为国都，无法逃遁。本书采取由外向内与由内及外相结合的双重取向：一方面关注的是外来力量（如北洋政权、国民党政权、日本侵华势力等）如何看待、改造、嵌入北京城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涉及城市内部的很多内容，如管理体制变革、商业街区演变、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人口问题，等等。

与通常的城市史叙述类似，本书仍然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到了近代北京出现的众多新兴因素，无论是城市化进程的初启、新知识群体的政治选择、国民党政权对“旧京”的文化改造，还是城市发展路径的新规划、消费空间与城市文化的重塑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那些历史进程中被压制的潜流（包括事件、现象、思想、情感等）的忽略。近代北京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直线，而是一个新旧混杂与交争的曲线。那些被压制、被覆盖、被战胜的一面，同样构成了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各种原因，它们在后人的叙述中慢慢淡化或消失了，但并不表明没有存在过，更不表明不重要。我们需要努力将那些已经“沉底”的面向“打捞”出来，而不是仅仅呈现那些停留在表面的漂浮物。从最终的效果看，虽然这种努力仍没有取得特别明显的效果，但至少表明了一种主动和自觉。

20世纪上半期的北京史是一个从封建帝都到近代城市的演进史。以庚子事变为起始，八国联军入侵，帝王“西狩”，辛丑巨额赔款，紫禁城内荒草萋萋，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其实已经丧失。辛亥鼎革，北京作为传统帝制国家政治中心的使命正式终结。从物质形态方面考察，那些代表皇权的宫殿、坛庙与园林虽然存续，但其性质与功能均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尤其是曾经附着其上的“神圣性”象征已经随着王朝倾覆而彻底瓦解了。北京的政治身份被剥离之后，它是一座“逝去之都”，内部的运行系统、管理机制、街巷格局、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都在进行重新调试，新旧、古今、中西之间，既有碰撞的一面，更有彼此融会贯通的一面。这样一种混杂的组合形式，展示的正是近代北京历史的“过渡性”时代主题。

1900年是世界时间体系中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也是中国旧历的“庚子年”，晚清政局发生重大变动。这年初始，来自山东、直隶的拳民大量涌进北京，义和团运动爆发，愤怒的团民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国家最高掌权者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惶逃离，开启“西狩”，联军统帅在紫禁城坐上了从前专属皇帝的龙椅，而那些留守在北京的官员和民众也在这一年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心理变化。庚子一役，在留给北京永远不能忘却的民族遗恨的同时，对城市发展亦带有转折意义。1901年，联军退出，但北京城已经不再是原来“帝都”的样子，它在不经意间按下了城市转型的加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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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32页。

[2] 以上两段参见[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译，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3] 溥佳：《清宫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7页。

[5] 铢庵（瞿宣颖）：《北游录话（七）》，《宇宙风》第26期，1936年10月1日。

[6] 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7] 鲁迅：《随感录五十四》，《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

[8] 蒋明谦：《西方文化的侵入与中国的反应》，《独立评论》第22号，1932年10月16日。

[9] 曼贞：《北平的“警察”“学生”和“报纸”》，《社会新闻》第1卷第30期，1932 年。

[10] 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

[11] 味橄（钱歌川）：《游牧遗风》，载《北平夜话》，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99页。

[12] 老向：《难认识的北平》，《宇宙风》第19期，1936年6月16日。

[13] 玄玄（朱自清）：《南行通信（一）》，《骆驼草》第12期，1930年7月28日。

[14] 铢庵（瞿宣颖）：《北游录话（二）》，《宇宙风》第20期，1936年7月1日。

[15] 林语堂：《京华烟云》（下），张振玉译，载《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0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钓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页。

[17] 铢庵（瞿宣颖）：《北游录话（七）》，《宇宙风》第26期，1936年10月1日。

[18] 陈平原：《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9] 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20] [美]保罗·S.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李抱宏、盛震溯译，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15页。

[21] 铢庵（瞿宣颖）：《北游录话（七）》，《宇宙风》第26期，1936年10月1日。

[22] 北京撷华编辑社编：《新北京指南》，邱锺麟序，1914年撷华书局铅印本。

[23] 赵园就指出：“清王朝戏剧性的覆灭，使宫廷艺术、贵族文化大量流入民间，对于造成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面貌为力甚巨。”见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24] 铢庵（瞿宣颖）：《文化城的文化（北游录话之九）》，《宇宙风》第29期，1936年11月16日。

[25] 罗志田：《认识被化外的自我：后五四时期对乡村的关注和农村的问题化》，《四川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26] [美]韩书瑞：《北京：公共空间与城市生活（1400—1900）》（上），孔祥文译，孙昉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