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评书演义中的隋唐英雄，除了大家对秦琼、程咬金、单雄信、徐茂公等人耳熟能详外，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谁？苏定方。这个人物可谓是俗小说中的第一号反面人物，阴险狡诈，最可恨的是将隋唐第七条好汉、第一帅哥罗成乱箭穿身，使大家对他恨之入骨，并且在评书演义中苏家和罗家的恩怨纠葛了几代人。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历史真的是那样吗？历史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样？
其实将苏定方列为头号反面人物，早已引起许多后人的不满，就连金庸先生在二〇〇五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也说：“《说唐》这样的小说跟历史相去很远，比如历史上苏定方是一个很好的大将，打了很多漂亮的仗。但《说唐》最大的歪曲就是把苏定方这么好的大将写成坏人，完全不对。”
苏定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毛泽东在读《旧唐书·苏定方传》时所做批语为：苏定方，名将亦大将，年七十六。
但俗小说的作者们为什么乐此不疲地将苏定方写成坏人？苏定方的人生经历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到底惹谁了？
其实今天我们要说苏定方，就不得不提隋末三巨头之一的窦建德。
窦建德这个人物在隋末唐初的历史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隋末有三大农民起义军，分别是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隋末有三大反王，分别是李渊、李密、窦建德。隋末争夺天下江山的有三大武装势力，分别是李渊的唐政权、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
看上述排列，不论怎么排，都少不了窦建德。李世民的昭陵，最著名的文物就是石刻昭陵六骏，六骏即李世民征战天下所乘的六匹马，这六匹马，身上一共被射中十九箭，其中十八箭都与窦建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在今天的河北曲阳有一座北岳庙，是祭祀北岳大帝的。有人会问，北岳恒山不是在山西吗？是，没错，但在清顺治以前，恒山在今河北曲阳的大茂山，非现在的山西，清顺治以后才逐渐将北岳转到了山西，曲阳的北岳庙在当地俗称窦王店（殿），是百姓纪念窦建德的所在，政府祭祀北岳大帝，百姓就祭奠窦建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北岳庙是纪念窦建德的场所已经为今天人们所公认，胡耀邦在任中宣部部长时，在河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七世纪有个窦建德，他是农民领袖，几百年后，直到明朝还有人写文章纪念他，毛主席曾表扬过他。曲阳县还保留着纪念他的窦王殿。”
吴晗在《隋末农民领袖窦建德》一文中说：窦建德之死，离开现在已经一千三百四十年了。一直到今天，河北曲阳还有他的庙，说明人民对于这个了不起的农民领袖的怀念。
虽然今天我们在北岳庙里，见不到窦建德的一丝遗迹，但有一个俗称足以说明了一切。在隋末唐初的史籍中，常有“山东豪杰”之语，在古代，山东并不专指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崤山以东，黄河以北地区。
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大致有三个系统，以窦建德、刘黑闼为首的河北豪杰，以翟让、李密、徐世（李）为首的河南豪杰，以秦叔宝、程咬金、徐圆朗、辅公祏、杜伏威等为代表的山东（今山东）豪杰。
若将这三支系统作比较的话，人们就会发现以窦建德、刘黑闼为首的河北豪杰的社会基础最为深厚，势力最为兴盛，持续的时间最久，并且最具典型意义。
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中说：隋末唐初山东豪杰三系统中，河北豪杰为最善战斗而有坚固组织之集团，实是唐室之劲敌。而以河南豪杰在唐初政治上最具重要地位。
河南豪杰的作用是在唐朝对王世充、窦建德的抗衡中以及唐朝内部的抗衡中突显出来的，比之河北豪杰直接与唐朝分庭抗礼决一雌雄是全然不同的，河南豪杰的作用是仅对唐朝而言，河北豪杰的作用则是关乎天下的归属。
河北豪杰的领袖窦建德是如何登上隋末的历史舞台，其人其事究竟如何，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英雄在隋末的表现如何，比之俗小说中秦琼等人多有夸张成分的英雄事迹，其表现又怎样，在真实的历史中，究竟谁的英雄品质更胜一筹，在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英雄观已然发生巨变的情况下，谁才是真正的英雄，下面就让我们进入隋朝末年的风云际会时期，感受真正的英雄历程。
大家知道隋朝在文帝时期，国力十分强盛，政治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但在隋炀帝即位后，形势急转直下，隋炀帝不体恤民情，属于暴君，上台后大搞建设，干了几项史上罕见的大工程，掘长堑，置关防，建离宫，开大运河，造龙舟，巡游江都，役使男女数百万，每项都是干得惊天动地，轰轰烈烈，远远超出了老百姓所能承受的负担。
就在隋炀帝威震八方，四方臣服之际，只有一个国家不买隋炀帝的账，那就是位于今朝鲜半岛及辽东半岛的高句丽王国，高句丽国建都平壤，在当时也属国力强盛的国家，国界也与大隋帝国接壤。
辽东地区在汉晋时属中国领土，现在被高句丽国占据，所以征讨高句丽国成为当时的共识，为早日荡平高句丽，隋炀帝开始积极备战，进行了全国总动员，扫地为兵。
公元六一一年二月，炀帝亲临涿州，全国范围的征兵正式开始。此时国内几项主要的大工程都基本结束，现在又是兵役，老百姓苦不堪言，终于在攻高句丽之前，民变拉开了序幕。
今山东、河北是徭役、兵役的重灾区，民变首先在这两个地区打响。位于今山东邹平境内有一座长白山，因“山中长白”而得名，当然此山非今天吉林的长白山，这里的长白山是泰山的余脉，绵延百里，山势秀雅，林木茂盛，小溪汩汩，松柏青翠，有“小泰山”之称。白云、摩诃、会仙三峰，雾霭缭绕，突兀峥嵘，蔚为奇观，有“洞天福地”之誉。
邹平的铁匠王薄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据说王薄曾做过教书先生，失业后改做铁匠，有一手打铁的好手艺，目睹老百姓水深火热，生不如死，认为隋王朝摇摇欲坠了，决定发动武装斗争，反抗隋的暴政。此举一出，立即得到响应，马上就聚集了数千人，占据了长白山，组织了第一支变民军，王薄也从顺民变成了逆民。
为了扩大势力，王薄自称知世郎，表示看透了世情，自谓是通晓当今世事之人，又撰写了一篇千古流传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们奋起反抗，不要去辽东为炀帝卖命。歌词是：“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从歌词看，王薄还是有点文学底蕴的，实际上不论什么知世郎，什么《浪死歌》，实质都是百姓的承受力、忍耐力达到了极限，不反抗，只有死路一条，于是转化成了一股强大的爆发力，这才使名不见经传的王薄振臂一呼，有了群起响应的宏大场面。
在王薄起事不久，公元六一一年十月，黄河决堤，三十余郡成为泽国，死者无数。在漳南县，一户人家亦被大水淹没，此户主人名唤孙安祖，是漳南一农户，此次水灾，孙安祖全家只有孙安祖和妻子逃生，本来就家贫，这下更是火上浇油，家徒四壁，连口吃的都没有，妻子躲过水灾，却躲不过一饿，被活活饿死。
当时孙安祖因为骁勇，被征入伍，即将成为朝廷征伐高句丽国的一名士兵，这时漳南县令命孙安祖即刻入伍，不得耽搁。按照隋朝制度，被征召的士卒须自带行李，政府不予补贴，孙安祖家里还能有什么，连吃的都没有，自然备不起行李和干粮。
孙安祖无奈，只好请求县令根据自己家的情况，能否免除兵役，百般恳求，说明理由。县令不准，认为孙安祖这是在逃役。孙安祖哀求。县令大怒，命人将孙安祖抓住，用鞭子抽打，笞辱孙安祖。孙安祖怒从心起，终于奋起反抗，将县令杀死，亡命四野。不久县衙发出通缉令，追捕孙安祖。
相比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排名第十一）的刘弘基，孙安祖确是个老实人，身上有农民朴实的一面，而刘弘基是城市里的公子哥，比较机灵，采取了故意犯罪的方法，被关入大牢，巧妙地躲过了兵役。
有人说，既然孙安祖已经是一个人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正好可从军，为国家建功立业。其实对一个普通百姓，不要苛求其有为国效力的理念，谁也不愿意去前线送死，况且农民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假如县令将此事处理得巧妙些，如特事特办，承担其路费或不要鞭挞，县令的小命也不至于丢掉。
无奈之下，孙安祖投奔了好友窦建德，窦建德将孙安祖藏在自己的家中，但官府搜捕日紧，情况十分危急，窦建德自己也被征兵入伍，并被任命为二百人的小队长，不久就要开拔，二人遂作长远打算。
窦建德向孙安祖建议，说：“往年文帝时天下强盛，发百万众伐辽东，仍然失败。现在大水为灾，民力疲困，主上不抚恤，还御驾亲征。况且往年西征，战士十不返一，现在创痍未复，又重新发兵，人情汹汹，天下动摇。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高鸡泊广袤数百里，芦苇阻隔，可以据险，乘隙而出，椎埋掠夺，可以自存。何不趁此时机聚集豪杰，观时待变，准备将来图谋大事！”
窦建德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十分精准的。相反，被后世称为一代名将，此时还是隋朝官员的李靖却没有如此的眼光，未能看到天下大乱的趋势，比王薄、窦建德还差，也许李靖当时做的是隋朝的官，要为朝廷分忧，没有想到更深的一层。
要知道在俗小说中，李靖可是位预言家，天下之事早已知晓，是唐传奇中著名的风尘三侠之一，神魔小说中的托塔天王，少年英雄哪吒的老爹，天上著名的神仙，简直是神乎其神，什么好事都让他摊上了。
李靖本名药师，雍州三原人也。祖、父都是做隋刺史之类的官，李靖从小就立下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为了这个理想，李靖可以什么都不要，义、忠都得排在后面。
而窦建德是“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就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人生的最高度，要将自己的义侠行为从一乡一闾向更大的空间扩展。对窦建德的观点，孙安祖十分赞同，决定入高鸡泊。
窦建德帮助他招集逃亡士兵及无业游民，得到数百人，都交给孙安祖统领，开进高鸡泊，自此孙安祖正式举起反旗，与官府对抗。高鸡泊农民起义军自此开始，孙安祖成为首创者。
窦建德为什么短时间就能召集数百人，凭的是什么？没有别的，凭的是自己多年以来积累起来的人脉，窦建德此时为漳南县的一位里长，在本地享有较高的威望。
史书记载了窦建德的几件事，足以说明窦建德的为人。小的时候，窦建德正在田里耕种，同乡中有人丧亲，家贫无以安葬，窦建德听后长叹一声，立即解下耕牛送给乡人，让他将牛卖掉，帮助他完成了丧事。“建德卖牛”如今成为中国杨柳青年画传统题材之一，并成为教育儿童的样板。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在隋朝，一条耕牛对于百姓来讲那是命根子。隋朝的法律，如果要私宰耕牛，就是犯罪，而且是重罪，虽不至于判死刑，也要被关进大牢。刘弘基故意犯罪采用的方法就是私宰耕牛。
窦建德小小年纪就做事如此果断，不在乎父母的想法，况窦建德家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耕牛对于窦家来说，肯定也是个大件，比较值钱。
李密也有“牛角挂书”的故事传于后世。两者相比，牛角挂书强调的是奋发读书，窦建德卖牛强调的是助人为乐。李密在牛角挂书的时候，年龄当在青年时期（十八岁以上），为什么会这样讲？李密是在任左亲卫指挥官时，为杨广不喜，被迫辞职下岗。李密是公元五八二年出生，杨广任太子时是公元六〇〇年，夺取帝位是公元六〇四年，牛角挂书发生在李密辞职后。
而窦建德卖牛当在少年时期。《旧唐书·窦建德传》载：窦建德少时，颇以然诺为事。尝有乡人丧亲，家贫无以葬，时建德耕于田中，闻而叹息，遽辍耕牛，往给丧事，由是大为乡党所称。显然窦建德在少时就重然诺，窦建德卖牛只是举了其中一例。少时，当在十六岁以下。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一伙盗寇给惦记上了，对窦建德的家实施了抢劫，被窦建德迎在门里，一连杀死三名盗寇，其余的盗寇都不敢入，但盗寇们倚仗人多势众，在外喊话，请求拿回同伴的尸体，以便寻找时机，杀死窦建德，窦建德说：“投根绳子进来拉走！”盗寇投进一根绳子，窦建德把它系在自己身上，由盗寇拽他出去，盗寇没有想到拽出来的是位杀星，还没有反应过来，窦建德挺身跃起，又杀死几人。
按现在的法律，窦建德杀的是抢劫犯，属于正当防卫，最多也就是防卫过当，从此窦建德更为知名。于是被推举为里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后来窦建德触犯了大隋法律，于是鞋底抹油——溜之大吉，史载“犯法亡去”，至于窦建德犯了什么法，史书不载。但在隋文帝后期，刑法非常严峻，百姓不堪忍受，窦建德大约就在这时犯法亡去，其实推测一下，窦建德是一位以义侠在乡里著称的人物，其犯罪因为打抱不平的可能性最大。
窦建德漂泊江湖，在外闯荡，由此在江湖中扬名立万，成为江湖中首屈一指的人物，炀帝即位后大赦天下，窦建德也在赦免之列，这才回到家乡。
窦建德父亲死时，乡里前来送葬的有一千余人，捐赠的许多财物窦建德一件都没接受，原封退回。俗小说中秦琼为母拜寿，收了不少礼，但收的礼哪里去了，小说未作交代，也许是做了军饷。
隋朝末年有三大造反基地，分别是瓦岗寨、高鸡泊、豆子（盐泽）。高鸡泊是黄河的泄洪区，位于漳南县东侧，是一个宽广数百里的大泽，在黄河与运河中间，泊内港汊交错，苇蒲丛生，地形极为复杂。
孙安祖所率领的队伍发展很快，时间不长已有数千人，于是孙安祖自称将军。
此时民变已在山东、河北全面爆发，波及全国，在山东、河北较大规模的有王薄、孙宣雅、郝孝德、郭方预、左孝友、卢明月、高士达、张金称、格谦、王须拔、刘霸道等部，多者十余万，少者数千。
柏杨在《通鉴纪事本末》中说：传统史书称之为“群雄并起”，实际上，群雄也者，不过是一群匪徒。遍地称王称帝的匪徒中，只有一位窦建德先生，称得上是一位人物，其他家伙，则一蟹不如一蟹。
变民军纵横往来，屡屡袭劫漳南县，令人奇怪的是窦建德所在的乡闾却是安然无恙，官府经过分析，认为窦建德与贼寇暗通，立即收捕其家属，无论长幼都被斩杀。
官府明知道窦建德随大军已走，还要搜捕其家属并且杀死，其大可先将其家属控制住，再将窦建德拘捕到案，此时窦建德已随大军到了河间，听到噩耗后，不反也得反了，率麾下二百人，投奔了高士达。
今天的人都很奇怪，窦建德为什么不去投奔孙安祖，而去投奔高士达？赵剑敏先生在《细说隋唐》一书中给出了一种答案：其实这正是窦建德的义气所在，他知道此时孙安祖的威望、人缘、资格均不如自己，如去了高鸡泊，孙安祖势必将大头领位置让与他，这是他所不愿的，不愿如此轻巧地夺了孙安祖浴血奋战的成果。
什么是朋友？就像歌里唱的：真正的朋友在你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他不会去打扰你，而在你危难时，他会挺身而出。
还有一种答案是：如果窦建德前去投奔，有可能会出现兄弟不和闹矛盾甚至火并的场面，窦建德很聪明地选择了高士达。
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他素闻窦建德的声望，甚为礼遇，任其为司兵（军事参议官），窦建德遂成为高士达的助手。
此时隋廷正动员全国力量准备征讨高句丽，对各地变民军未予以特别注意，隋炀帝只是“敕都尉（郡县民兵司令、正四品）、鹰扬（鹰扬郎将、正五品）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
在镇压变民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不遗余力，执行着隋炀帝的高压政策，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两位，那么这两位是谁，与变民军的交战又如何，且看下一章《直面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