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降雨的多变性

从前文讨论的中国土壤的特殊性可以清楚地看出，水供应是发展农业的重要因素。接下来的问题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每年降雨的自然过程，来满足这种重要需求？纵观中国历史，社会经济原因使旱灾和洪灾更加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出现的次数更多；然而，这些灾害也的确说明，中国水供应的自然过程，不仅不可靠，而且具有破坏性。

无论是基本常识，还是科学观点，似乎都认为：中国，尤其是中国北部地区，降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雨量是否充沛，而是在于年度之间的变化是否太大。像印度一样，中国的雨水都是季风雨，随着季节的交替而变化朱 利 叶 斯· 哈 恩（Julius Hann）:《气 候 学 手 册》（Handbook of Climatology），第一部分，“普通气候学”（General Climatology），纽约，1903年，第163页。。从夏季到冬季，风的主要方向会迥然不同。下面的统计可以说明中国北部地区风向颠倒的程度。

中国北方风频百分比W. G．肯德鲁（W. G. Kendrew）:《气候》（Climate），牛津，1930年，第97页。 单位：%

观察者一看这个表格，就会明白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重要意义。肯德鲁说得也非常清楚：“任何非正常的重大气候变化，都可能造成危害，甚至引发大范围的饥荒。”W. G．肯德鲁（W. G. Kendrew）:《气候》（Climate），牛津，1930年，第150页。他进一步说：“但是，不幸的是，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降雨量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在印度和中国尤其如此。”W. G．肯德鲁（W. G. Kendrew）:《气候》（Climate），牛津，1930年，第150页。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权威著作表明，中国年降雨量的确存在大幅度的变化。法国气象学家朱尔斯·西翁（Jules Sion）通过全面研究季风强调指出，年降雨量的大幅波动是季风性气候的特征之一。朱尔斯·西翁（Jules Sion）:《季风的亚洲》（Asie des moussons），巴黎，1928—1929年，第2卷。参见洪绂（Frederick Hung）的评论，《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北平，1933年7月，第360—366页。A．奥斯汀·米勒（A. Austin Miller）也表示：“季风雨主要是由旋风引发，主要特征就是降雨量变化不定，因此季风地区经常发生饥荒。”A．奥斯汀·米勒（A. Austin Miller）:《气候学》（Climatology），伦敦，1931年，第200页。

不过，大自然无情造就的不足常常会激发人们的斗志，想方设法弥补这种不足。因此，尽管季风存在不幸的一面，但是米勒说得很有道理：“它激发了人们的一种发展灌溉的宝贵动机，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同上。在这个问题上，米勒的经济推理并非完全正确。他在同一页上还写道：“土地肥沃，会刺激人口增长，一直到维持能力的最大限度；农业生产经常是以对降雨量最为乐观的期望为基础的。因此，尤其是在中国北方，那里年降雨量最小，满足的程度最低，雨水不足的害处就更大。”这一错误推论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因素，仅靠肥沃的土地无法刺激人口的增长。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具体情况，官僚和地主阶级清楚，当时的技术水平决定了体力劳动是中国农业最重要的生产因素，因此他们把刺激人口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之一。在这种制度之下，祖先崇拜的“宗教”具有社会根源。妨碍人口增长的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向统治阶级进贡之后剩下的有限的食物资源；另一个就是社会动荡，这通常意味着人口会急剧下降。只有在官僚和地主从生产剩余中扣除供自己使用和挥霍的之外，计算劳动人民的人均财富才有意义。如果这样计算，农民的人均财富实际上少得可怜。为了改善处于饥饿边缘的生活条件，他们的农业生产不得不“经常是以对降雨量最为乐观的期望为基础的”。这种挣扎求生非常艰苦。由于粮食储备微不足道或者根本就没有，自然条件只要发生重大异常变化，就会导致灾难性的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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