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

根据这一标准判断,从公元前255年到公元1842年(有外国列强影响的近代时期的开端)的中国经济史分为5个时期。第一个统一与和平时期(前255—220年)包括秦朝和汉朝,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流域为基本经济区。第一个分裂和斗争时期(220—589年,极为重要的转变时期)包括三国、晋朝和南北朝;四川与长江下游流域,因为灌溉与防洪的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对早期基本经济区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第二个统一与和平时期(589—907年)包括隋朝和唐朝,长江流域获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同时大运河也得以迅速发展,把首都和新基本经济区连接起来。第二个分裂与斗争时期(907—1279年)包括五代、宋朝和北方的辽朝和金朝,长江流域作为中国突出的基本经济区进一步得到迅猛发展。第三个统一与和平时期(1279—1911年)包括元朝、明朝和清朝,统治者日益担心首都与基本经济区之间的距离,多次想把海河流域(即现河北省)发展成为基本经济区。

这五个时期代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长期变化,其标志是基本经济区从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转移。不言而喻,每个时期都有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短暂间隔期,动荡常常起源于农民起义,而起义通常都会导致改朝换代,例如1368年元朝灭亡后建立了明朝。其他改换朝代的情况,则是少数民族趁中国内部经济崩溃时发动侵略造成的,例如契丹人(辽朝,916—1125年)、女真人(金朝,1115—1234年)、蒙古人(元朝,1271—1368年)和满洲人(1644—1911年)发动的入侵。然而,如果认为短期循环附属于长期循环,就更好理解了;循环周期受经济重心转移的支配,而经济重心为政治运动和朝代变化提供了场景——无论这些变动表现为内部叛乱,还是外族入侵。

因此,要探究和了解发展水利工程的总体方针,都可以从掌控和发展基本经济区的必要性着眼,因为这一原则是历朝历代经济政策的基础。弄清了水利工程的发展过程,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就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上整个半封建时期历史进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在关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名著中,魏特夫博士谈到了“中国经济政治核心区”。但是,尽管我们的论文具有互补性,但是他的贡献与我不同。他说:“所谓的‘文化中心’,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的经济政治核心区,绝非固定在同一个地方。中国以农业为主时,它经历过几次变动;中国进入工业化之后,由于原材料中心和工业生产中心大多与农业生产中心不一致,所以在新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权力中心。(”《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第273页)他认为,从西北到东北,再到长江流域,核心区发生过三次变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概念。因此,魏特夫的贡献在于说明了他所谓的核心区的地理位置是变化的这一事实,并阐述了核心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作品的中心思想,是解释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手段的功能,说明基本经济区转移的实现途径,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经济基础。在此,我要感谢我的朋友约瑟夫·帕赫特曼(Joseph Pachtman),他为我口译了魏特夫博士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部分内容,还要感谢魏特夫博士为我提供了上述引文及该书其他选段的英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