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座架”式技术观探究

舒红跃

【摘要】海德格尔对不同时期的技术有不同的看法：传统经验技术是“天地神人”四重奏的汇集，而现代技术，也就是科学技术则是一种不仅促逼着自然，而且也促逼着人的“座架”。海德格尔这一“座架”式技术观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看到了（现代）技术源于人类对自己的“主体性”的过度弘扬，以至于人征服和控制事物的欲望无限地膨胀；另一方面，这一技术观割裂了人和技术同属生活世界这一事实，没有看到技术与人类乃是一种命运共同体的“伴侣式”关系。

【关键词】海德格尔 技术 “座驾” 生活世界

 

海德格尔晚期哲学与早期哲学之间有一个明显的转向：早期从此在（Dasein）的生存研究存在，晚期不再急不可待地从此在逼问存在，而是要着眼于存在本身，着眼于存在之真理的“自行发生”来运思，要听命于“存在之真理”的邀请和期待于“存在的召唤”。相应地，早期海德格尔从用具入手“逼问”和组建世界，晚期不再以用具来逼问和组建世界，而是着眼于世界和世界之中“天地神人”四重奏本身之真理的“自行发生”来思考。随着这一转向，技术取代存在，成为晚期海德格尔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一 技术：从“天地神人”的聚集到“座架”

“现象学还原”是海德格尔从胡塞尔那里继承而来的分析方法。借用这一方法，海德格尔早期面向的是“上手”的用具，晚期则是“物”。什么是物？“在切近中存在的东西，我们通常称之为物。”（孙周兴，1996: 1167）称为物的东西是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切近地存在着、切身地被给予我们的东西。海德格尔以壶为例。壶是一物。什么是壶？壶是一个器皿，是某种自立的东西。作为一个独立之物的自立，壶区别于一个对象。物之物性不在于它是被表象的对象，不能从对象性的角度来加以规定。“什么是物之物性呢？什么是物自身呢？”（孙周兴，1996:1168）壶是一个起容纳作用的作为器皿的物，这种器皿需要一种“置造”才成为器皿。然而，工匠带来的被置造状态并不构成壶之为壶所特有的东西。“壶之为器皿，并不是因为被置造出来了；相反，壶必须被置造出来，是因为它是这种器皿。”（孙周兴，1996: 1168）壶之为器皿，并不是因为被置造出来。为什么？不是每件随随便便地被置造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是“壶”。被置造出来的东西，只有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具备壶的结构，特别是壶之为壶的功能—意向，它才具有“壶”这一器皿的物性。“壶必须被置造出来，是因为它是这种器皿”：壶之所以必须被置造出来，是因为在人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某一具体情景之中，他们需要具有壶的功能的这样一种器皿，生活世界的某些因素要求或召唤壶之生成或“在世”。不仅是壶，不管哪一种人造物，只要它产生或“原促创”的条件在生活世界之中已经具备，也就是产生它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的条件业已具备，这一人造物就必须被置造出来，并且不以生活世界哪一要素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我们赞同海德格尔的观点：壶之为壶，不仅在于置造，置造过程中所显示的外观或形状只是从一个角度标志出这把壶，把它作为有待置造者与制造者对立起来。

那么，究竟何为壶，或壶之为壶的本质到底何在？“柏拉图这位从外观方面来表象在场者之在场状态的思想家，并没有思考物之本质，亚里士多德以及所有后来的思想家亦然。”（孙周兴，1996: 1168）单纯从外观上观察，只能感知壶与人并不相涉的形状和结构，仅把壶作为制造者所表象的有待置造的对象，没有考虑到壶作为一种在场者之在场状态中与人相牵涉的那些方面，即壶对于人所具有的意向或功能。海德格尔认为，对于壶，不应把它看作一种“对象”，而应看作一种“站出者”。作为“站出者”，在壶的全部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一种双重的“站立”。一方面，是壶“源出于……”意义上的站出。壶之为壶，总是“源出于……”，总是在周围世界中有它本真的来源。离开这一本真的来源，壶无从产生，无从被置造，即使产生或被置造也无法存活。因此，壶最终的基础是它“源出于”的生活世界，是组成这一世界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它不仅源出于人的欲望与需要，也源出于生活世界其他要素的意义或目的。另一方面，“站出的意思是被生产者站出来而站入已然在场的东西的无蔽状态之中”。（孙周兴，1996:1169）一旦被生产者生产或制造出来，就会“站入”已经在此的在场者之在场状态中，就会进入由先存在的各要素或存在者所组成的世界之中，就会与包括人在内的已经在场的各种存在者一起“共同在世”。人造物源出并归属于已经在场的东西的无蔽状态即生活世界。人造物不是单纯表象性的对象，而是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我们人类自身相关涉者。

壶是与我们自身相关涉者。壶与人的相关性表现在它作为一种容器而存在，能“容”，或具备“容”的功能或意向，乃“（容）器”之前提，不具备容（纳）的功能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器皿。能容则必有去容的“虚空”，“器皿的物性因素绝不在于它由以构成的材料，而在于有容纳作用的虚空”。（孙周兴，1996: 1169）这个虚空不是一般的虚空，而是能容纳的、具有容纳功能的虚空。壶之虚空通过双重方式来容纳，一方面通过承受被注入的东西而容纳，另一方面通过保持它所承受的东西而容纳。对倾注的承受和保持共属一体，其统一性由倾倒来决定，壶之为壶就取决于这种倾倒。从壶里倾倒出来的东西就是“馈赠”。在倾注的馈赠中，器皿的容纳作用才得以成其本质。起容纳作用的虚空之本质聚集于馈赠中，馈赠的聚集则是赠品，“壶之壶性在倾注之赠品中成其本质”。（孙周兴，1996: 1172）为什么海德格尔会得出“壶之壶性在倾注之赠品中成其本质”呢？海德格尔认为，在倾注之赠品中有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的聚集，倾注之赠品是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的聚集物。如果赠品是一种饮品，那么赠品之中有山泉，山泉之中有岩石，岩石之中有大地，大地之中有天空（的雨露），在赠品也就是壶之本质（亦即人造物的本质）中栖留、聚集着天空与大地。倾注之赠品是终有一死的人的饮料，也是奉献给不朽诸神的祭酒。在作为祭酒的倾注之赠品中，诸神以自己的方式逗留着。“在倾注之赠品中，同时逗留着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孙周兴，1996: 1173）在倾注之赠品中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聚集一堂。不仅壶之饮品，任何人造物所倾注之赠品中，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都是共属一体的，“它们先于一切在场者而出现，已经被卷入一个唯一的四重整体（Geviert）中了”。（孙周兴，1996: 1173）“天地神人”所组成的“四重整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世界。不管是“天地神人”还是它们所属的“四重整体”都先于一切在场者而出现，它们是一切在场者（人造物）和它们所倾注之赠品得以现身的基础与源泉。

“在赠品中被聚集起来的东西集自身于这样一回事，即在有所居有之际让四重整体栖留。”（孙周兴，1996: 1174）赠品聚集着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成为四重整体的聚集物或栖留地。赠品不再是某个现成的东西的单纯坚持，而是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这四重整体的栖留与聚集。“这种多样化的质朴的聚集乃是壶的本质因素。”（孙周兴，1996:1174）壶之为壶，壶之本质就在于天地神人的多样化的质朴的聚集。壶不同于自然物。自然物虽在某种意义上也“聚集”天、地、神，但其中绝无“人”的因素，它们的存在与人的知识、意志、情感或欲望并无瓜葛，也就是说它们身上并没有人的“意向性”。而壶，或作为人造物的壶是如何产生的呢？“物物化……物化聚集……居有四重整体之际，物化聚集四重整体入于一个当下栖留的东西，即入于此一物彼一物。”（孙周兴，1996: 1174）“物物化”：物（人造物）之生成，首先须物化或物象化，以一物的面目出现。“物化聚集”：物之物化聚集着天地神人四重整体。“居有四重整体”就是对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居有”、占有或聚集。通过这一聚集，物化活动将天地神人“入于”一个当下栖留的、在人们生活世界中当下存在着的东西（人造物）身上。生活世界中各种各样的人造物都是这样通过“物化”“聚集”或“居有四重整体之际”而生成和产生的。“物物化……物化之际，物居留大地和天空，诸神和终有一死者；居留之际，物使在它们的远中的四方相互趋近。”（孙周兴，1996: 1178）人造物通过物（象）化而成，在其形成之际聚集和居留着天地神人四因素，让原本各居一方、在各自轨道上运行的天地神人在自己身上汇集或聚拢在一起。

“壶是一物，因为它物化。从这种物之物化……出发，壶这种在场者的在场才首先得以自行发生并且得以自行规定。”（孙周兴，1996:1178）壶之为壶，壶之所以是一种人造物，因为它“物化”，它把天地神人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物”身上具体化、物象化。只有通过天地神人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在一“物”上具体化、物象化，壶这种在场者的在场或生成才得以规定。问题是：壶这种在场者的在场能否“自行”规定？“壶这种在场者的在场”，就是壶与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关系在壶身上得以物化，就是通过壶倾注的馈赠来显现、聚集壶与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壶（或壶倾注的馈赠）与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关系是自行显示着的，天地神人四重整体自行来到壶身上，壶之在场是一种“自行规定”。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在海德格尔那里，不仅在现代技术中人是被动的——现代技术的本质在“座架”之中，人听命于“座架”而“座架”却“促逼”人；即使在经验技术中，人对人造物的形成或在场也无能为力。壶之为壶，或壶之物化，壶这种在场者的在场，都是与人无关地自行规定、自我显示的。“人类行为唯作为一种命运性的行为才是历史性的”（孙周兴，1996: 942），人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让存在者自我显示。“物之为物并非通过人的所作所为而到来。不过，若没有终有一死的人的留神关注，物之为物也不会到来。”（孙周兴，1996: 1182）在海德格尔看来，物之为物或壶之为壶虽然需要人的留神或关注，但是物之为物并不需要通过、凭借或依靠人的行为，它对人的行为仅仅只是借用或利用而已。人不过是物之为物借用的一个演员。在物之为物的过程中，人是演员，命运才是背后的导演或操作者。

“大地和天空、诸神和终有一死者，这四方从自身而来统一起来，出于统一的四重整体的纯一性而共属一体。”（孙周兴，1996: 1179～1180）天地人神四方在海德格尔眼中是我们所居留世界中最有代表性的四种要素，这四种要素相互关联、相互缠绕、相互映照，组成一个“统一”而又“纯正”的整体。四方中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映射着其余三方的现身和出场方式。“以这种居有着-照亮着的方式映射之际，四方中的每一方都与其它各方相互游戏。”（孙周兴，1996: 1180）四方中的每一方与其他各方相互游戏、相互信赖，天地神人没有哪一因素会“固执己见”而与其他因素隔绝开来，每一方都会为进入四重整体的“纯一性”而失去独特的本己。“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我们称之为世界（Welt）。”（孙周兴，1996: 1180）我们所居留的世界通过世界化而成其本质，而世界化是通过天地神人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形成的。世界之世界化，不能通过逻辑的或理性的因素来说明，不能通过原因和根据之类的东西来说明，只能通过天地神人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映射、相互牵涉而完成。海德格尔认为，一旦把世界、统一的四方表象为个别的现实之物，即可以从逻辑上相互论证和说明之物，活生生的世界就被阉割和扼杀了。

就这样，海德格尔一步步把物（技术）之本质追问到了由天地神人所组成的世界或“四重整体”。他认为，如果我们让物化中的物从世界化的世界而来成其本质，那么我们就可以思及物之为物了。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物象化的人造物的本质不是来自现成的存在者，而是来自天地人神四重整体世界化时所生成的生活世界，我们才思及物之为物，才为物之为物所召唤。“如果我们思物之为物，我们就保护了物之本质，使之进入它由以现身出场的那个领域之中。物化乃是世界之近化。”一旦思及物之为物在于生活世界和组成生活世界的“四重整体”，我们就思及并保护了（人造）物之本质，让（人造）物不受扭曲地、全面而又本真地现身和生成于生活世界，逗留和归宿于生活世界。

“物化乃是世界之近化。”世界就是生活世界，世界的近化就是生活世界的近化，“物是从世界之映射游戏的环化中生成、发生的”。（孙周兴，1996: 1183）物生成、发生于生活世界中天地人神映射游戏的“环化”。只有当生活世界作为世界而世界化，壶之类的人造物才能在天地神人映射游戏的环化中生成和发生。生活世界中天地人神的映射游戏乃是一切人造物生成和发生的本真源泉。“唯有作为终有一死者的人才栖居着通达作为世界的世界。唯从世界中结合自身者，终成一物。”（孙周兴，1996: 1183）只有人才能栖居并通达作为世界的（生活）世界，唯有从（生活）世界中结合自身，人造物才能称其为人造物。（人造）物是从生活世界天地神人诸要素的映射游戏中聚集而成、环化而生的。除此之外我们无以理解人造物之物性。

不仅壶生成于天地神人四要素关联游戏映射而成的（生活）世界，是天地神人四要素映射游戏的产物，其他技术人造物亦如此。以桥为例，海德格尔解释了作为一种制造活动的“筑”是如何生成和发生于由天地神人所构成的生活世界中的。桥飞架于河流之上。在桥的横越中，河岸才作为河岸出现，桥让河岸相互贯通。桥与河岸一道，总是把一种又一种广阔的后方河岸风景带向河流。桥使河流、河岸和陆地进入相互的近邻关系中。桥把大地聚集为河流四周的风景，让河流自行其道，同时也为终有一死的人提供了道路。桥飞架于河流和峡谷之上，终有一死的人总是把自己带到诸神的美妙面前。桥以其特有的方式把天地神人聚集于自身。“桥是独具方式的一物；因为它以那种为四重整体提供一个场所的方式聚集着四重整体。”（孙周兴，1996: 1196～1197）桥是一物，是一种技术人造物，是一种既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与外观，又具有独特的功能与意向的人造物。桥通过自己被赋予的独特的意向聚集着生活世界，聚集着生活世界四重整体，并以自己的存在或在场为四重整体提供一个聚集或游戏的场所。

海德格尔曾经引用过一位诗人的一封信：“对我们祖父母而言，一所‘房子’，一口‘井’，一座他们熟悉的塔，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的大衣，都还是无限宝贵，无限可亲的；几乎每一事物，都还是他们在其中发现人性的东西和加进人性的东西的容器。”（孙周兴，1996:430～431）海德格尔试图把事物——主要是经验技术制作和生产的人造物——看作世界的会集地，看作盛装天地神人的“容器”。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事物在含义上总是一种“多于”，它们比单纯分离的个别事实更多。只要经过认真的反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个表面上看似孤立和分离的事物其实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意向性”，与生活世界和组成这一世界的诸要素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

“向自身之外进行指点，与别的东西建立联系，这属于事物的本质。”（绍伊博尔德，1993: 92）人造物并非首先是单纯的事实性的东西，然后再体现与天地神人的联系，而是更多的存在与关联从其产生时起就属于它，就聚集或物化在它身上。与生活世界诸因素的关联构成了技术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不是不与（生活）世界发生关联——世上并不存在与生活世界没有关系的技术，而是试图尽可能少地与生活世界发生关联，尽可能只与生活世界对人有利和有效的东西发生关联。既是由于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驱使，也是由于自身的特点，现代技术对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存在进行限制、降格和缩减，试图把它们变成只是对人有用的材料和能源。技术（人造物）本质上是天地神人的“会集地”，是生活世界各因素相互关系的“联结点”，是一种相对于特定时空中的人造物的“多于”，可现代技术的倾向是对事物进行限制、降格和缩减，最后只剩一个未知的“X”。

二 现代技术的特点与对待现代技术的态度

以人造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是“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聚集，已经形成的技术又可以置于人和事物之间，成为人作用于事物的一种手段。海德格尔认为，处于人和事物之间的技术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手段，它属于事物和世界的构造，是事物和世界的展现和解蔽，是作为隐蔽状态的真理。“使用新的手段……也要求……与事物有一种不同的关系，随着手段的更换……也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绍伊博尔德，1993: 15）手段的意义不在于它单纯的中介性，手段对与它发生关系的事物并不持中立的态度。被置于人与事物之间的手段本身属于人与事物的关系，手段的更换必然导致人与事物之间一种新型关系的产生。比如印第安人拒绝使用钢犁，因为在他们眼中，钢犁的使用表明人与大地、自然甚至整个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用一台大马力的拖拉机耕种土地和用自己或动物的体力耕种土地，这是两种不同的对待大地的方式。“靠参与决定人与世界的关系，技术（就一般技术而言）参与到现实的建立中。”（绍伊博尔德，1993: 16）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它还是一种展现的方式，它展现现实，给予我们存在者的未隐蔽状态，是原始意义上的真理。

海德格尔认为，只要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技术本质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就会向我们打开——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展现的领域，是真理的领域。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自然，就有什么样的天地神人，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世界。“现实决不是某种单轨的、固定的、绝对的东西，永远一定的东西，而是不同地自身显示着和构造着或——如海德格尔所说——展现着。而在这展现的过程中，手段和目的的设置并没有超然于人们称作现实物的那种东西，而是本身参与到这现实的构造中，本身展现、本身参与规定事物的存在，因此远非单纯的手段。”（绍伊博尔德，1993: 17）世界中的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是不同的自身显示、构造或展现着的。手段和目的的设置本身参与到现实事物的构造中，本身展现、参与规定着事物的存在。一种人造物，一旦被原创，它就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对生活世界和生活世界各要素的存在起着构造和组建作用。不能把机器或器具看作现代技术的本质，否则就受了表面上赫赫有名的东西的欺骗。必须在事物的构造和组建之中寻找新的和转折性的东西。在现代技术中隐藏着的力量决定了技术的本质，也决定了人与存在者的关系。

今天的食品技术人员不同于传统的农民。在经验技术中，需要养育和照顾的动植物被看作某种独立的东西，它们的存在在意义上总是多于只靠技术生产所决定的东西。现代技术中这种“更多”的意义和视野都被切割掉了，只剩下一堆由技术劳动随意处置的材料。“在新时代以前的历史中，技术参与现实构造是与展现的其他方式（宗教等）相联系的，而在新时代中，技术成为普遍的、对人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加以规定的力量。”（绍伊博尔德，1993: 19～20）海德格尔认为，直到新时代，技术的本质才开始展现为全体存在者的真理的命运，而在以前，技术分散的现象和企图还始终交织在文化和文明的广泛领域中。现时代的事物构造就本质而言完全是从技术生产出发的，事物不像在新时代以前那样还有其他的构造视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海德格尔认为，在经验技术中，人只是众多存在者中的一个；在现代技术中，人成了一切存在者的创造者和主人。“决定性的事情并非人摆脱以往的束缚而成为自己，而是在人成为主体（Subjekt）之际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人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海德格尔，2004: 89）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对整个存在者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经验技术时期，“主体”意味着构成存在者基础的东西，它在一切偶然和外在的变化中坚持不变，并把事物作为某一具体的事物来构造，因此“主体”一词可以用于任何存在者：人是主体，鸟、鱼是主体，花、草是主体，板凳、桌子同样是主体。但在新时代或者说技术的时代，主体只适用于人的存在，人对自身和自然的理解出现了决定性的变化。在新时代，人获悉自己已从自然的存在秩序中超拔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唯一坚持到底的主体，成为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基础和依据。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和膨胀，一切存在者从与主体的对象化中得到自己的地位，成为主体单纯的对象，因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为存在。人类在其他存在者面前得到了优等的地位，他不再把自己看作众多存在者中的一个，也不再把自己看作“天地神人”诸要素之中的一员，而是把自己看作与其他“客体”相对的“主体”。在经验技术时期，虽然人类把自己看作最高的存在者和万物之王，但他们毕竟包括在存在的整体中，是“四重整体”中的一员，知道自己与世界中的其他因素交织或纠缠在一起，属于“天地神人”所组成的四重整体。在现代技术中，人成了唯一的具有主体性的存在者，这一存在者对其他一切存在者具有独一无二的统治力量和支配力量。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现代技术与经验技术最根本的区别，结果是现代技术突出“天地神人”中“人”的因素而忽视或轻视“天地神”，或者说此在成了主体而“天地神人（他人）”成了客体。

“座架”之发生源于对人的“主体性”的过度弘扬，以至于人们征服和控制事物的欲望无限膨胀，成为人生中主要甚至唯一的目标。主体性的弘扬与人本主义所提倡的启蒙运动有莫大的关联。人本主义提倡的启蒙运动对于人类生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人类与理性有关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忽视和贬低了人类其他方面如感性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用一种单向度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多维度的生活方式。人类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某一方面高度发达而其余方面萎缩的单向度技术还是全面协调发展的多向度技术——这最终取决于一个价值问题：人类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某一或某些方面高度发展而其他方面矮化的生活，还是人类所有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的生活。在马克思看来，人只能是全面发展的人，技术应该聚集或组建生活世界各个要素而不是其中个别或少数要素。技术是对世界的展现和解蔽，但它只是生活世界众多展现和解蔽方式的一种。解决技术问题的最终出发点是热爱生活，热爱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全面而又丰富和深刻的生活。

海德格尔试图克服技术的“座架”性质。“如果人注意到在现代技术中居统治地位的未隐蔽状态归因于一种提供，而并不是永远自在地存在的事实情况，那么，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了技术预定和强求的直接性；他注意到限定不能是唯一的展现方式，它正像它会生成一样，将来也会消失，并让位给另一种未隐蔽状态。”（绍伊博尔德，1993: 187）作为“座架”的技术并不是一种永远自在地存在的事实情况，它在生活世界之中也有一个原促创的过程。生活世界是人们的一切活动，当然也包括技术活动的源头。作为人们一切活动的源头，生活世界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是一个变动不居、日新月异的过程。凡是在生活世界之中产生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时间段，也就是说凡是在生活世界中产生的未隐蔽状态最终都会重新归隐于无蔽状态。“座架”作为对世界的一种解蔽方式，就像它会产生一样，将来也会消失并让位给其他未隐蔽状态。如果人们能够考虑到自身并不是那种仅投身于预定持存物并总是只对存在者加以清算和加工的人，而是这样的人——参与世界的展现、守卫和看护世界的每一个因素，居于世界的无蔽状态和隐蔽状态之上的人，技术才能成为生活世界全面和丰富的技术，才能与生活世界保持一种密切而又本真的关系。

那么，如何克服现代技术的“座架”性呢？“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我们同时也可以让这些对象栖息于自身，作为某种无关乎我们的内心和本真的东西。我们可以对技术对象的必要利用说‘是’；我们同时也可以说‘不’，因为我们拒斥其对我们的独断的要求，以及对我们的生命本质的压迫、扰乱和荒芜。”（孙周兴，1996:1239）海德格尔的想法很美妙：既切合实际地利用技术（甚至只是技术的“好处”），又与它们保持适当的或足够的距离以便让我们随时可以摆脱它们。问题在于，当利用技术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做到真正地独立于技术呢？对技术确有恰当的利用与不恰当的利用，问题是一旦涉及对技术的制造和利用，我们就再也不能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了，再也不能（更别说随时）“摆脱”它们了：既是因为技术已经把我们人类自身聚集甚至“凝固”在它们自身之上，也是因为技术已经成了我们自身无法摆脱的无机的身体。如果承认人是一种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那么，人之所以能够摆脱自然界而成为文明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在生活世界去在的存在者，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发明、制造和使用技术人造物。只要技术是物化为人造物的技术，人能够在世界中生存和发展就是因为他们能使用在生活世界中已经在此的人造物并不断创造各种新的人造物。因此，海德格尔的技术不是我们物化为人造物的技术，而是他所说的狭义的表象和计算的技术。但是，即使是这样一种技术，我们又能否可以摆脱它们，让它们栖息于自身，作为某种无关乎我们的内心和本真的东西呢？这个问题只有回到生活世界才能回答。所有技术，包括表象和计算的技术，都是在生活世界中生成的，它们一旦产生就成为生活世界一个内在而非外在的部分。人能否既利用技术，又保留自身的独立性，涉及已是生活世界一个内在部分的表象和计算的技术与生活世界和在生活世界中生存的此在的关系，涉及这些表象和计算的技术在生活世界中世界化的程度和在我们“人性”中人性化的程度。如果这些技术已成为我们生活世界和“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就不可能让这些对象栖息于自身，作为某种无关乎我们内心和本真的东西——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内心和本真的东西的有机组成部分。对这些技术说“不”，也就是对我们自己本真的生活和人性说“不”。相反，如果这些技术聚集的是生活世界与人类生存、发展关系不大或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些技术在人类生活之中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那么人类确实可以拒绝这些技术，对这些技术说“不”。问题是相当多的现代技术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如各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能源设施），对于这些技术我们是不能轻易地说“不”的。与我们对技术说“是”、说“不”的标准不同，海德格尔根据人的“内心和本真”来决定对技术的取舍，人的内心和本真成了技术在生活世界能否产生和产生以后能否继续存在的标准和根据。在海德格尔那里，技术对于人是一种根据人的内心和本真来判断的、人们随时可以摆脱的、非内心和非本真的外在的东西。海德格尔是不承认人是一种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一观点的。在他眼中，能够聚集天地神人的是壶、桥、鞋子这些经验技术中的人造物，相反，计算和表象的现代技术不是聚集天地神人，而是促逼或遮蔽它们。尽管海德格尔并不“反对”“拒绝”现代技术，但在他看来，现代技术是非人性的，是某种无关乎我们内心和本真的东西。

海德格尔认为，如果能够同时对技术说“是”与“不”，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泰然处之的态度对待技术。“我们对技术世界的关系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变得简单而安宁。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这种物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相反，它本身依赖于更高的东西。”（孙周兴，1996:1239）尽管海德格尔通过泰然处之的态度所提出的对待技术的方式十分美妙，也令人十分向往，但这一态度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第一，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日常世界，成为我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同时又“让它出去”。但是，让它从哪里出去？出去之后又居于何处？技术只能从它原来所进来并逗留的地方出去，这一地方就是生活世界。技术从生活世界出去之后，它只能“居住”在生活世界之外，那么，它居住在生活世界之外的什么地方呢？第二，技术对象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这个“自身之中”是技术对象从生活世界出来之后的地方，是在日常世界之外的地方。但是有没有在生活世界之外的、仅仅栖息于自身的技术人造物呢？这样的东西是人造物还是自然物？第三，技术对象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当技术对象从生活世界出来之后，它们就不是栖居于生活世界之中而是栖息于“自身”之中。在生活世界之中它们可以聚集天地神人，在生活世界之外，也就是在它们“自身”之中，它们就不能聚集生活世界，成了一个与生活世界无关的“世外”之物。但有没有一种既与生活世界无关，但又可以叫作“技术”的东西？第四，这个“自身之中”的“自身”是什么意思？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自身是“物”的自身，是“某种无关乎我们的内心和本真的东西”，也就是物与人无关的可以计算和表象的外观、形状和结构。这种物“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它不是自足的，相反，“它本身依赖于更高的东西”，它的生成需要生活世界天地神人的聚集，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的天地神人是比“物”更高的东西。然而，尽管天地神人比物更高，是物背后所隐藏着的东西，可是它们只有通过在（人造）物身上的聚集才能在世或显现。离开在人造物身上的聚集和显现，天地神人就成了高高在上的和虚无缥缈的东西。

“对于我们所有人，技术世界的装置、设备和机械如今是不可缺少的，一些人需要得多些，另一些人需要得少些。盲目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将欲技术世界诅咒为魔鬼是缺少远见的。我们不得不依赖于种种技术对象；它们甚至促使我们不断作出精益求精的改进。而不知不觉地，我们竟如此牢固地嵌入了技术对象，以至于我们为技术对象所奴役了。”（孙周兴，1996: 1238～1239）虽然海德格尔认为抵制技术是愚蠢的，诅咒技术是缺乏远见的，但他仍然得出了人类会被技术奴役的结论。尽管海德格尔表面上并不反对技术（现代技术），但他骨子里对现代技术的评价是消极和负面的。同海德格尔相同的是，我们也反对诅咒技术，技术不仅不是魔鬼，任何技术——不仅包括“善”的技术，而且也包括“恶”的技术——都是我们生活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抵制技术就是抵制生活，就是抵制自己的生命。作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放弃手中的工具也就是放弃我们自己的生命，只有依赖于这些工具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人类的命运越来越与技术捆绑在一起，海德格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类为技术对象所奴役。对这一结论，我们不敢苟同。人依赖技术、离不开技术、嵌入技术之中只是人与技术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人与技术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同样依赖于人、离不开人、嵌入人的生活和生命之中。人与技术之间不仅不是一种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双向的依赖，乃至属于一种“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的“伴侣式”关系。

参考文献

[1] 〔德〕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