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启示和借鉴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尽管英美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迎来了高等教育入学率上的性别平等，但是近30年来的研究积累揭示出高等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微妙的性别差异和不平等。这种差异既体现在校园中、课堂上，也表现为和其他校园以外的社会因素的叠加；既发生在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之中，也发生在同龄群体内部的交往过程中；既在某些专业领域中表现明显，也存在于某些跨专业领域中。

上述研究为进一步反思中国当下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和探讨女性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它提醒我们关注：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高等教育的大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反思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否考虑到女性人才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高等教育过程中性别差异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承认人的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的影响下，西方教育学家就提出了某种“性别相关的认知模式”（Baxter Magolda, 1992），并承认人的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相比较而言，国内目前对女性发展道路的研究大多依然是以男性中心主义视角来进行衡量的，如，认为女性应当克服心胸狭小、视野不宽等“缺点”，积极参与人才市场竞争等。

本文认为：类似这样的分析并没有将女性自身的社会特点纳入人才培养的框架之中，反而只是简单地否认女性的社会特点，并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女性人才发展意见。相反，承认女性在关怀他人和建立联系感上的需求，反而有助于我们建立起另一种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而将更多的非传统意义上的潜在人才纳入未来的人力资源宝库之中。

（二）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

承认人的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意味着我们应当注意到不同社会性别文化的差异，建立起更为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机制，避免使用单一、僵化的人才衡量尺度。例如，关注宏大的政治历史变迁固然是传统上人才发展的必要禀赋，但强烈的服务他人和强化社会联系的特点，一样可以成为人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由此，高等教育机构应反思甚至重建高等教育的学习模式和氛围。相比于传统上强调独立、竞争和高强度的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氛围在很多理工科实验室中非常常见（Conefrey, 1997），我们或许可以建立起一种替代性的学习模式，这种学习模式的学习氛围更加宽松愉快，个体之间有更多亲密交流，并鼓励小组成员之间的分享和合作。此外，针对学生情感健康的需求，高等教育机构有必要鼓励教师，特别是传统上男性主导领域中的女教师，不仅要关注女学生的学术表现，更应当帮助其建立学术信心，给她们以人生和职业发展上的建议和指导。

（三）关注女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

女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包括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女大学生、少数民族的女大学生，以及男性主导专业中的女大学生。中国当下面临着和西方类似的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越来越多中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开始步入高等教育机构。但是这一群体的女性在高校的学习生活中面对着更多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我们需要找到更具针对性的教育政策和实践，以防止这部分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流失或潜在流失，亦即虽然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实际上并不能从高等教育过程中获得有利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此外，西方研究资料表明，在那些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专业中（SMET），女性的进入和发展面临更多的文化、社会和心理困境，她们对大学专业学习的适应和对学术团体的融入也需要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Evans, 2009）。

总之，与传统的男性人才培养模式相比，女大学生的人才成长道路由于受到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与其回避和无视这些社会性别因素，不如将女性成长的特殊性更多地纳入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之中，将传统的以男性为主体的单一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和丰富化，以适应不同特点学生的培养和发展，让更多的女大学生能够成为中国高层次后备人才的中坚力量，为建立起一个更加新鲜活力和公平正义的人才培养机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