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新传统的流变：对革命文艺运动负面影响的探讨

对40年代的文学史家来说，清理新文学传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他们必须面对当时影响巨大的左翼文学，这也是新文学的一大支脉，但和“五四”传统的关系又比较复杂：左翼文学到底哪些方面对“五四”传统有所继承，哪些方面又有所背离或者超越？一时不容易看清楚。而且因为左翼文学和党派政治的关联密切，当时又处于主流的先锋的位置，几乎所有的文坛论争都和左翼文学有些关系，所以要清醒地评价左翼文学的得失及其融入新传统的情况，确实需要深刻而超越的眼光。不过，当时关注讨论左翼文学与新传统关系问题的，大都是“过来人”，他们往往带着切身的体验去总结历史经验得失，下过许多功夫，也引起诸多论争。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1945年前后，在重庆等地围绕“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有意思的是，论争大都在“革命文艺阵线”内部发生，而且参与者毫无例外都声称自己是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实际上，许多人也真诚地力图以唯物史观来总结新文学的历史经验，可惜因时代条件的制约，这种论争过于政治化，终究未能产生比较系统而又有分量的成果。值得在此专门提出来探讨的，是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该文既是对当时论争的思考，又比较超越，注重文学运动历史经验的重估，特别是对主流文艺运动包括左翼文学有深入的批评。他的批评意见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比较清醒的文学史家对于新文学传统与左翼文学关系的看法，特别是对左翼文学缺失和教训的总结，是比较客观的。这里作为重点述评，也可由此一窥“五四”传统在三四十年代的承袭与变异。

冯雪峰的总结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1945年秋，重庆文艺界以“过去和现在的检讨及今后的工作”为题，组织了几次漫谈会，焦点还是当时正在文坛争论的有关现实主义问题，冯雪峰受邀参加，作过一次系统的发言。后来应《中原》等杂志之约，将发言录音稿整理发表，这就是《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该文约7万字，分“过去的经验”、“什么是主要错误”、“现在的基础、任务及运动的原则”、“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大众化的创作实践”、“批评及统一战线下的批评”以及“文艺团体”七个部分，其中第一、二部分论及过去的经验与主要错误，分量最重，可以看做是“民主革命文艺运动”的史论，也就是对左翼文学得失及其与新传统关系的论说，其中贯彻了历史反思和批判的精神，许多观点都很尖锐。

冯雪峰宣称要“循着主要的路线”来检查过去。这“主要的路线”，也就是“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的路线，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的路线。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性质以及新传统的解释。与上述李何林的观点有所不同，冯雪峰基本上是依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社会性质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有关论断。冯雪峰把“革命的新文艺”看做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潮，其基本思想是“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或者说，这一传统的中心或主潮是“通过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这种主潮思想“联合”和“领导”着所有一般的民主思想的文艺，造成了以革命现实主义为特征的“五四”革命文学传统。冯雪峰当然不否认“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有激进的或改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成分，但他用了所谓主流支流说，判定“革命的”民主主义一开始就是运动的“主潮”。这种看法在40年代很普遍，一直到50年代，几乎都成定论，而并非冯雪峰独创。这也可见《新民主主义论》在评判“五四”传统方面影响之大，那时几乎有覆盖性的影响。不过，冯雪峰并非人云亦云，他还是有独特见地的，就是所谓史识吧。他在肯定“主潮”的同时，并非一味赞颂主潮，而是格外注意“主潮”本身的缺失，他这篇长文用了很多篇幅来总结这些错误的教训。冯雪峰的史识就在于敢于勾勒“主潮”发展过程某些负面的东西，包括某些倾向性的错误。他在梳理新传统时，灌注了一种非常可贵的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这篇文章的历史价值及其理论生命力即在此，不幸的是，后来引起争论乃至遭受批判的原因也在此。

冯雪峰并非全面梳理新文学传统，他是通过“民主主义的文艺运动”经验的总结，来“回放”历史的迁移，重点则放在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之后。他的意图是实现“革命文学者的自我批判”。冯雪峰尖锐地指出，二三十年代，即“文学革命”倡导、论争到整个“左联”时期（大致1928至1936年间），新文学传统产生断裂，其中左倾机械论和主观教条主义的错误最为严重，明显背离了“五四”传统。冯雪峰列数机械论和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表现，是使文艺变成政治原理的图解，创作简单地服从政治，结果公式化、口号化流行，取消了文艺的特殊的机能。1929和1930年间的“新现实主义”,1931年后提倡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都是文艺上机械论和公式主义的突出表现。其次，是对文艺上的“阶级分野”抱机械的理解，加上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排斥和打击革命文艺阵营之外的进步作家，这种倾向从1928年到1936年都有严重表现。他认真探讨分析这种错误的原因，认为是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认识肤浅，对马克思主义原著与思想原则缺乏深切的研究与理解，而又接受了来自日本的福本主义、美国的辛克莱、特别是苏联“拉普”的驳杂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冯雪峰大致理清了1928年以后作为“主潮”的文学运动的种种错误倾向之后，又进一步从理论上深挖错误根源。他还特别结合“创作和创作态度”来讨论问题，指出长期困扰文学界的一种“革命宿命论”和“客观主义”，总是在创作中“将人民的斗争看成为直线的，没有险阻，没有曲折和矛盾的东西”，或者总是以“预定的政治概念”去套社会现象，分析性格人物，进而指出“革命的宿命主义”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表现方法，不但是不利于创作的危险倾向，而且也反映了知识界的精神崩落。冯雪峰对“五四”是有高度评价的，他显然认为左翼文学的错误是相对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倒退。

和前述的许多新文学史研究成果不同，这篇长文没有停留于争论新文学运动的性质问题，而是更为深入地探讨新文学运动特别是左翼文学中存在的弊病和教训，探讨“五四”文学传统的变异，这是需要史家的眼光与胆识的。作为一位有理论勇气又富于历史感的文学史家，冯雪峰带着严峻的批判眼光去回顾清理“民主革命的文学运动”主潮，解释新文学传统的变迁，许多观点非常犀利深入。如果要了解新文学传统在二三十年代的命运，特别是左翼文学运动自身存在过的困扰、错误及历史教训，冯雪峰这篇史论性的总结长文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料，就是今天读起来，仍可感受到他目光的尖锐。可惜因为文坛上存在的宗派主义以及50年代之后仍挥之不去的“左”的缠绕，冯雪峰的政治命运坎坷，甚至被打成过右派，他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及其对新文学传统、特别是左翼文学思潮清醒的历史总结，未能得到文学界应有的重视。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冯雪峰对“主流”文学的批评，已经从一个方面参与了对新文学“传统”的解释与建构，他独具的作用不应该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