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论：中国文明基体论

认识论是人类如何认识客观世界的哲学观，这是我们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前提。

在习近平一系列讲话和活动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其对历史文化传统重要性的认识和论述，尤其是2013年11月在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讲话所释放出的强烈信号。习近平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的一句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一份珍贵遗产。”因此，习近平认为，“对孔子思想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应坚持这样的态度”。因为“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传承。例如，有的农民不识字，他的言谈举止，也无处不体现这种影响。体现在海外华侨、炎黄子孙、华裔身上，有的在海外几代了，不会说中文不会讲中国话了，但体现在行为、思维方式上是‘很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大”。

在访问欧洲的讲话中，指出要认识中国，不但是看现实的中国，还要看5000年的中国、近代以来170年的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中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的中国；不仅把改革前后两个30年统一起来，还把当下中国视为5000年历史、170年历史的一个连续体。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

这样的历史观决定了习近平特别重视传统所能提供的资源。从考察曲阜到在世界儒学大会上演讲，其重视儒学的背后应该是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都不可能永远建立在经济绩效上，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而言，传统是其重要的可资汲取的合法性资源。中国是这样，而做得最好的则是西方国家——法治和自由是其最悠久的传统，一个3000年，一个500年，有了法治和自由这一坚实传统为框架，政体都不会再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美国从建国之初的贵族制演变为今天的大众民主政治，政体形式变了，但传统内核不变，而且很多传统依然在约束着现代性的现实政治，罗尔斯所说的宪法政治是第一位的，日常的选举政治是第二位的，其实就是以法治来框定民主，或者也可以说是以传统政治框定现代政治。无论如何，现代性政治都离不开自己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传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为此，在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时，习近平要求“四个讲清楚”：“一是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二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三是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承认文化的多元性，一定要承认政治的多元性。四是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四个讲清楚”，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性政治根植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基因之中。

相对于西方文明体而言，中国更存在一个日本中国问题专家沟口雄三所说的“中国基体论”：中国由中国独自的历史现实和历史而展开，这体现于漫长的不同时代种种现象的缓慢而连续性变化，所以中国的现代应该在现代、近代、前近代的关联中来把握。[1]

那么，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连续性关联因素即“基因”有哪些？在我们看来，中华民族的“基因”至少包括但不限于：关于国家的大一统、民本、和为贵思想，关于行政的官僚制、选贤任能，关于文化的包容与中庸之道、关于社会的农业社会式自由与自治，以及关于家庭的家庭伦理本位等，这些“基因”代代相传于、内化于生活在固定疆域内的华夏民族血液中，因而构成了延绵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而可以称中国为“中华文明基体”，即由文明基因而构成的一个共同体。

给一个简单的概念，所谓文明基体论，就是生活在固定疆域的族群，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恒定的文明信念和生活方式等基因而构成的文明共同体。其中，关键词是特定族群、固定疆域、悠久历史、共享信念、基因、文明共同体。据此，能够称得上文明基体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多。“中国文明基体”可以拓展为“中华文明基体”，即那些已经游离于华夏大地之外的华裔族群依然按照中国文明基体中的文明信念和生活方式而存续。据此，“中华文明基体”的主题疆域是中国，其边界则是世界性的。

中华文明传承5000年而不曾中断，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正因为如此，一直领先于古代世界的中国，在落后100多年后而能再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与文明基因有内在关系，比如其包容性与适应能力基因。

因此，“中国文明基体论”并不是主张中国独特论或中国特殊论，并不是说中国拒绝现代性政治，而是说现代性政治议程的实现只能以中华文明基因为条件。在中国，以大众民主为标志的现代性政治的到来，既有本土资源比如黄宗羲所代表的带有强烈的民主思想的新民本主义——“先有治法，后有治人”，也有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浪潮中而习得的民主思想。但是，中国的现代性政治无论是怎么来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只能基于中国自己的基体来实现，因此“中国的自由、平等不可避免地具有其独特的形式”[2]。不约而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也这样说，中国必然要实现作为现代性政治形式的政治议程，但是中国的政治议程的实现只能基于“中国自己的条件”，而不是“我们的条件”即美国人的条件。[3]

只能以中国自己的条件而解决自己的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在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

这些智慧不但是基于中国历史的洞见，也是比较研究的结论。很多国家不顾自己的条件，无视自己的文明基因而搞了一套看上去最现代化的政治制度，结果如何呢？比如世界上9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政体即民主集中制，而所有其他的8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都是移植而来的代议制民主，它们中的哪一个国家能与中国比治理？

习近平的历史观和对中国前途的自信，既是对中国文明基体论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也是基于对世界文明史的深刻把握，因而在“党校2—17讲话”中他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所选择的制度、目前所从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中国文明基体的一部分，是中国文明基体的一种自然延续。在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再次重申这一观点：“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

习近平基于中华文明基体的认识论暗合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进程”历史观。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而重大问题的出现都是长时间演化的结果，因为社会研究中的很多事情都发展缓慢，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缓慢过程，存在所谓的“阈值效应”（threshold effect），即只有到一个质变的程度或跨过这道“门槛”才会发生突然的重大变化。对于这一点，传统的历史分析也有所认识，但是主要关注具体事件的结构性前提条件，而不去考察历史进程中事情先后顺序的“时间性”作用。对于历史制度主义而言，“时间进程”关怀并不是简单地寻求事件的历史背景，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求答案，而是说从过去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件一直在持续性地以不同的形式发挥作用，以及诸多事件如何不同地发挥作用。这是不同于传统历史分析的“时间性答案”，即将制度变迁视为一个连续性过程。很多重大问题都离不开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尤其是在政治发展道路、国家建设（national building）和国家治理这样的重大研究议程上。比如，有了“时间进程”中的“时间性”分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制度变迁中的千年连续性问题，尽管这个国家的政体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在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曾经发生的事件以及由此而塑造的非正式制度形态依然在起作用，而且因为其发生时间久远，都在千年以上，作用也就越大。

将“时间性”置入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是宏观的世界观性质的哲学，更兼具了中观乃至微观的方法论科学。

那么，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如何传承中华文明基体呢？即从中国文明基体到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中介机制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适应性与包容性。每一个定型的政治制度都是从长期适应性变革而来，今天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英国从光荣革命（1688）到平等的普选权（1918）的实现经历了多少年？美国从独立战争到1964年黑人权利的保障法即《民权法案》出台，经历了近两个世纪，期间还有屠城式的大内战和被称为“进步主义”的治理大危机。法国大革命（1789）到最终稳定下来的第五共和国（1958），中间是170年。也就是说，从制度的创设到制度定型，是长期的适应性变革的结果，没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则不具有生命力。

在习近平同志那里，从新中国成立到邓小平预期的制度定型，中间至少需要70年。这已经是人类奇观了。要知道，在走向“定型”的过程中，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似乎也定型了，似乎再也不会出现西方思想界所说的“制度回转”，但是发展的车轮似乎永远陷于泥沼之中而难以前行。

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怀有更强烈的持续性变革的愿望。习近平同志在“党校2—17讲话”中说：“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4]“发展”“改进”和“演化”，都是制度适应性的最好写照。无论是个体，还是一个组织，乃至整个国家，适应性能力是衡量其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适应性不但是指吸收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还必须包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遗产，世界毕竟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即便如此，也是在制度自信前提下的包容。“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越来越强大，就是因为在改革中不停地将市场经济、法治、自由、民主、治理等理念和制度有效地吸纳。这是过去成就的根源，也是未来的走向。中国正是在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变革中逐渐成为主导性国家。

制度变迁的适应性与包容性既有自发性的一面，更有人为的作用，而不是漫无目的的大海泛舟。这就是改革。在习近平同志那里，改革不是一般的手段，而是与其认识论相配套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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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1页。

[2]［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64页。

[3]［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2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