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尼罗河谷的埃及古国

第一节 前王朝时期

一、尼罗河的赠礼

1.尼罗河流域的早期居民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尼罗河流域和亚洲西南部的西奈半岛。古代埃及的地理范围略小于现代埃及，主要包括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北至地中海沿岸的狭长河谷。埃及东临红海和阿拉伯沙漠，西为利比亚沙漠，南界努比亚（今之苏丹），北滨地中海。发源于赤道非洲的尼罗河从南到北贯穿埃及，流入地中海。尼罗河全长6600多公里，它是由白尼罗河和兰尼罗河在今之苏丹首都喀土穆汇合而成。白尼罗河发源于维多里亚湖，兰尼罗河发源于塔纳湖，自喀土穆以下，为尼罗河主流，流经埃及境内长约1200多公里。古代埃及在地理上分成两部分：孟斐斯以南的尼罗河谷地为上埃及，尼罗河下游至地中海的三角洲地区为下埃及。三角洲是古希腊人给下埃及尼罗河流域地区起的名称，因为这一地区的尼罗河水系很像希腊字母“△”的形状。

诚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馈赠的厚礼。”尼罗河发源于赤道附近的非洲内陆。上游之地在夏季所降的沛雨，造成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每年的六月中旬至十月，尼罗河水涨，把沿岸的盆地和三角洲都泛滥成水乡泽国。河水把上游的泥土和植物残骸带下来，泛滥之后，在两岸沉淀下一层肥沃的黑土，极适合于谷物的栽培。所以，尼罗河畔的居民很早便开始有了农业。

埃及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邈远的古代，当原始的人群在陆地上往来飘弋、寻找适当的居处时，就有人发现了这一片富饶的土地而定居了下来。

最古的埃及人究竟来自何方？学者们一般的论断是这样：最初移殖到尼罗河盆地的是一些非洲土著，其中主要是黑人。后来，有一支来自亚洲的哈姆人（亦称含族）侵入到尼罗河盆地，征服了那些土著的非洲人。接着，来自西南亚的塞姆人（亦称闪族）又分批侵进来。经过长期的混合，哈姆人与非洲人以及塞姆人就同化为一个新的部族，他们被称为古埃及人。从人骨化石和流传下来的图画来看，古代埃及人体格强壮，长颅，面部须毛不盛，肤色黝黑，其语言属哈姆·塞姆语系。

在氏族公社时期，古埃及人是按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其居氏族公社演化为农村公社，形成四十多个部落，叫做“斯帕特”，希腊人称之为“诺姆”（意为实行同一种“法”的地区），我们中国人则近似地把它译做“州”。在古埃及的图形文字中，“斯帕特”是个象形字，它表示一片沟渠纵横、垄亩相望的田野。“斯帕特”（“诺姆”）中有邑聚，但它却很难说是什么“城市国家”。当时埃及人还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每个部落都奉一种动物为“图腾”，以示区别。部落里面有“土酋”，掌管行政上和宗教上的事务。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人就已经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铜器时代。可能是在西奈半岛，埃及人首先发现了铜。这一项发现在当时是偶然的，但是，它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埃及人用这种质地坚韧的金属来制造刀剑和耕犁，逐渐摈弃了石器。金属器一出现，社会生产力便空前地提高了。

尼罗河造福于埃及，但有时也泛滥成灾。埃及人的生活是与尼罗河息息相关的，所以，兴修水利就成了埃及人一件首要的和经常的工作。从远古的时候起，埃及人就在其所居住的村落周围建造了防洪的堤坝，并且兴修沟渠，蓄水以灌溉农田。

2.尼罗河文明与埃及国家的发生

埃及是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伟大国家。当蒙昧人、野蛮人游荡于世界广阔土地上的时候，非洲大陆东北角的尼罗河流域便已放射出人类文明的曙光，孕育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尼罗河文明是怎样形成的？埃及奴隶制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是怎样一种形式？埃及早期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人类社会的最初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关系于古代世界早期的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国家问题，当然也包括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埃及历史早期的文献极其贫乏与简略，加之保存下来的又往往残缺不全，愈益加深了研究古埃及国家起源、发展问题的困难。但是，上一世纪埃及古城古墓遗址的考古发掘的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对于某些文化遗址、遗物的深入考察与研究，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却也给我们解决埃及国家的起源及其统一王国的形成问题，提供了某些必要的依据。

埃及国家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在一些著作中，通常可以找到几种不同的答案。

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断言：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的条件下，还不能确切断定尼罗河流域国家发生的日期。现在看来，这种论述未免过于武断。事实上，就在这一卷的稍后部分，另一作者则表示：早在第一王朝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便已形成了国家。还有的苏联学者认为，埃及的国家形成的过程开始于第一王朝的中叶。按通行的说法，埃及史上的第一王朝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00—2890年。因此，依上述的意见，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或者在公元前310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国家。

与此相反，另一种意见认为，早在公元前3100年前，埃及已经出现了国家。英国的《剑桥古代史》写道，紧接在第一王朝建立前的时期，埃及就出现了南北两个王国。还有的著作明确地表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的中叶，甚至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国家。

对于古埃及国家产生的时间问题存在着分歧意见，关键是如何认识尼罗河文明与埃及国家形成的标志。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论述。

考古学提出的“史前埃及文化”或“前王朝文明”，包括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巴达里文化（约公元前4500—4000年），涅伽达文化Ⅰ（阿姆拉文化，约公元前4000—3500年）、涅伽达文化Ⅱ（格尔塞文化，约公元前3500—3100年）。“文明”与“文化”，虽然在概念上有联系，但决不能混同。严格说来，埃及的文明是从涅伽达文化Ⅰ的末期开始，到涅伽达文化Ⅱ时代最后形成。

涅伽达文化Ⅰ与巴达里文化一样，仍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但是铜器、石器与陶器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愈益专门化，并且与亚细亚部族早已有了商业关系。

涅伽达文化Ⅰ的遗址已发现有居住地和墓地。居住地筑有雉堞墙，并有防御工事，所以，涅伽达Ⅰ的人民被称为“城市居民”。涅伽达附近的一个被称为“南城”的居住地是一个重要的遗址，其堡垒和近似长方形的房屋是用小砖筑成。这是一个设防的城市。恩格斯曾经指出：“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涅伽达文化Ⅰ时代，墓穴已有大小、充裕简陋之别。在阿巴底亚，最大和最富裕的墓是妇女的墓。这种现象反映了母系氏族的特点。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墓中，还发现了作为陪葬的巫术用品。西方埃及学者认为，这种迹象表明墓主是“巫师或女巫医，是公社的重要成员，或许甚至是他们的领袖”。还有的学者讲到，在前王朝时代早期，每个乡村是自治的，并且有一个首领，他的权力依赖于他作为一种“呼风唤雨王”的名声，他大概是能管理尼罗河洪水。这些推论，与恩格斯所说的个别成员“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的论述相一致，而且“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研究埃及文明与国家形成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考古文物保留下来的有关王衔与王冠起源的记录。其一是涅伽达1546号墓出土的一块陶罐破片，罐标上是一间带有圆屋顶的房子，屋顶上栖息着一只小鸟。这种圆屋顶的建筑物可以看成是后来的“王宫的门面”，也可以称为“御座”。屋顶上的一只鸟则是隼鹰神荷鲁斯的粗略形象。荷鲁斯是法老时代的埃及国王的保护神，并且是国王的第一个头衔。第一王朝的国王后来都被称为“荷鲁斯的追随者”。

其二是涅伽达1610号墓中发现的一块带有红冠浮雕的黑顶陶片。红冠是埃及国王的两种基本冠式之一，也是最受尊敬的王徽之一。王徽王衔形象的出现，意味着王权的萌芽与产生，关系于国家的形成的问题。这两块重要的历史文物，根据英国F·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S.D.）的划分，王衔陶片定年在S.D.37，即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红冠王徽的陶片定年在S.D.35—39，约当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或涅伽达文化Ⅱ之初。

涅伽达文化Ⅱ时代，墓穴发现的很多，仅在涅伽达就发掘出2149座“史前墓”。涅伽达文化Ⅱ的居民更精心制作的墓呈长方形的，并且有了砖墙结构，但是穷人仍然葬于圆形墓穴中。涅伽达的T墓地是富裕的，在那里分布有几十座大小形状不同的墓，其中除了个别的圆形或半圆形与正方形外，绝大部分都是长方形的，并且有几座规模较大的墓。研究者认为，T墓地是统治阶级或集团的墓地。在希拉康坡里发现了著名的第100号墓，因其墙壁装饰以壁画，故又称为“画墓”或“装饰墓”。“画墓”的尺寸大约4.5×2.0×1.5米，与T墓地20号墓的5×2米大小差不多，而且同样是长方形的砖砌的，并带有间壁墙的结构。画墓与T15、T23墓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希拉康坡里画墓虽曾被盗，遗物多有丢损，但保留下来的仍有32件之多，与仅有数件陪葬品的一般墓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已证明：画墓是“首领墓地的一部分”，属于“王家墓地”；“埋葬在装饰墓中的人物应看成为上埃及传说中的王”。还有的论证，希拉康坡里的画墓和涅伽达的T墓地两者是“前王朝国王的埋葬地”。

除了国王的墓地外，希拉康坡里画墓的壁画给我们保留了土著与外来入侵者之间战斗的形象的描述。尤其重要的是画面上出现了手举权标头的国王打杀跪在他的面前的俘虏的场面。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前王朝末期的一些调色板和权标头上。

涅伽达文化Ⅱ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最早的文字见于圆筒印上，而最早的圆筒印，迄今所知，出自涅伽达1863号墓（S.D.46），大约相当于涅伽达文化Ⅱ的中叶。在这个时代的晚期，文字多见于权标头、调色板等文物上。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文字在历史上的地位，指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根据上述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居地遗址的设防，墓葬的分化，王冠、王衔的起源以及文字的发明与应用等现象，可以确认，早在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即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的氏族制度已经解体，国家萌芽，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到了涅伽达文化Ⅱ时代，国家最终确立，形成了历史上最古老的尼罗河文明。

二、“诺姆”时代

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氏族制度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出现了奴隶制国家。但是，埃及国家最初是什么形式的？其随后的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由于考古资料的残缺不全，特别是文献资料的贫乏，常常引起不同的推测，以致引起意见的分歧。

埃及文明时代早期出现的州，是一个单纯的“地域”的公社，还是具有城市国家性质的初期国家？需要我们结合历史的实际加以论述。

我们通常所用的“州”这一术语，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是根据古希腊人所说的“诺姆”一词翻译过来的。希腊文的诺姆，相当于埃及象形文字的“斯帕特”。“斯帕特”一词的意符表示以灌溉河渠区划的土地，所以，“斯帕特”一词意味着“区”或“地域”。上面提到的希腊文的州，埃及象形文字的斯帕特，具有“地域”的含义，是就其语言学上的意义而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考古学上对州的性质作进一步的考察。

前王朝时代的居住地遗址发现甚少。希拉康坡里遗址是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少数重要遗址之一。根据发掘的情况来看，凯赛尔相信，希拉康坡里的前王朝居住地遗址可能是一个中心城市和许多附属的乡村，占据了一百万平方米的总面积。但是，巴塞尔怀疑居住地遗址有那样大片的面积，认为那是一种误解。在他看来，作为瓦砾堆常常是非常稀疏的。按照他在1958年的勘察遗址的最后结果证明，表面陶器碎片分布的范围，很难超过50800平方米；人口或许4700人左右，至多不过10000人。在前王朝时代，整个埃及人口大约在100000至200000之间。根据希拉康坡里的人口及其在整个埃及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它一定是一个较大的城市。

埃及的州，除了具有地域的性质外，也还有其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尽管人们常常认为，“史前时代”埃及政治史的考古证据提供的甚少，但是有些学者相信，在涅伽达文化时代，上埃及已发展了城市文明。希腊人命名的埃及的州就是“起源于自治城市的地方”。

每个州除了一定的领域外，通常还有其独特的标志或徽章。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一些彩陶和希拉康坡里画墓壁画上描绘的舟，通常有两个称为“船仓”的建筑物，其中的一个船仓前插入固定的或可能移动的杆子，上面往往挂有一个徽章。徽章的形式不同，有的是各种不同的动物，也有的是三角形、圆圈形或Z形的几何图案。那些特殊的Z形符号，有人把它看成是神圣物或神的标志。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神的标志而否认它是州徽，那么，我们不能不提出州的保护神的问题。

每个州，事实上都有其固有的保护神，如隼鹰（荷鲁斯）、母牛（哈托尔）、蛇（涅待）等，它们显然都是由氏族图腾演变来的。希拉康坡里崇拜隼鹰神荷鲁斯，而涅伽达则崇拜暴风雨神塞特，它们在后来王权神话中都是非常突出的。鹰、蛇等神圣动物在法老时代还成为国王的保护神。

州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王权的出现。在涅伽达发现的王徽与王衔的符号，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希拉康坡里出土了属于前王朝末期的各种权标头，是王权产生的一种标志。此外，正像前面已提到的那样，在涅伽达墓地和希拉康坡里墓地，都发现了最大和最重要的墓，而且它们那里已被确认为“国王埋葬地”。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在前王朝时代后期，涅伽达和希拉康坡里等都应该是各自分立的城市国家，或者“州国”。

关于前王朝时代的州或州国的数目，至今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说明。通常认为，古王国时代上下埃及共计42个或40个。也有的说38个或39个。不过，这时的州，已失掉了其独立的城市国家的性质，而成为统一国家政权的地方行政机构。但是，前王朝时代州的数目，决不会多于上述数字，只能少于或大大少于它。因为前王朝时代埃及的疆域是有限的。仅仅在涅伽达文化Ⅱ末期才开始由上埃及向三角洲移民。

如果说，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埃及出现了独立的州，那么，到涅伽达文化Ⅱ的末期，便形成了州国的联盟与争霸的局面。考古学家发现的前王朝末期的一些历史文物给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证据。这些历史文物，除了部分象形文字符号外，都是刻有各种场面的图刻。尽管对其内容的理解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推测的性质，但是要知道，在前王朝时代末期，或者早王朝时代的初期，成文的历史文献几乎是没有的。

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狩猎调色板”（“猎狮调色板”），共计刻画了19名猎人打扮的人物。他们手执权标头（梨头棒）并装饰以动物尾。前者是权力的标志，后者是国王之装饰物。这种现象又见于那尔迈调色板。猎人中有两人分别举着不同标志的两面旗帜，其象形文字符号意为“西方”和“东方”。图刻中的长方形宫室图样，表示三角洲的神殿建筑。板面上共有大小三只狮子，其中两只已中矢。整个图刻表现了三角洲东部和西部各州联盟打败了以狮为标志的敌对的州。

“战场调色板”（残片）所描绘的内容，也许与上述事件有关。正面的图刻是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狮、鹰、朱鹭联合噬食被打倒了的敌人和追赶正在逃跑的敌人。中间部分的大狮子是非常突出的。调色板的左面上端有鹰和朱鹭为标志的两面旗帜，旗杆上各长出一只手紧紧抓住被绑的俘虏。右上端一个被绑者的面前有一束纸草的象形文字符号，可能表示被击败的三角洲居民。战场调色板描述了鹰州与鹭州在狮州（也许就是上述事件中的失败者）的领导下，联合攻击并俘虏了三角洲居民的事件。

研究州的联盟与争霸的最重要的资料是希拉康坡里出土的“蝎王权标头”。关于蝎王权标头的时间断代及其与那尔迈的关系问题，近年来有些争论。但是，通常把蝎王看成是前王朝时代的最后一个国王，是那尔迈的直接的先辈。蝎王权标头描绘了希拉康坡里的蝎王在战胜敌人后举行了庆典活动。其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前王朝时代的阶级关系。权标头上表现的不同标志的旗帜下悬吊的“田凫”，作为象形文字符号，读为rhyt。埃及学家A.伽丁内尔认为，rhyt一词意为“平民”，“人类”。它从开始就表示“下层阶级”，且“总有叛乱倾向的”。他们是指“敌视希拉康坡里王国的任何埃及人”。后来有些文献也涉及了rhyt被平定、镇压，和作为国王的臣民以及与贵族相对立的普通人。在蝎王权标头图刻上，除了田凫外，有一个旗杆上吊了一只弓。“弓”的符号还出现在较后的纪念物上，数量总是九个。有的学者认为九弓象征着“埃及的敌人”，或“埃及的外国敌人”，或者“一切被镇压的人民”。

蝎王对外军事上的胜利，也涉及到他与其他各州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权标头图刻上，蝎王虽然戴着白冠，而且处于极显着的中心地位，但是，同样也刻画了他的同盟者的军旗。这些场面表示希拉康坡里统治的王不是后来的有无限权力的君主，确切地说，诸州同盟的领导者作为盟国对共同的敌人进行战斗。

三、统一王国的形成

古代埃及究竟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地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在埃及学中也是众说纷纭的。《剑桥古代史》的作者写道：传统和事实上的一些证据强有力地表明，紧接在第一王朝建立前的时期，埃及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王国：北部的王国，它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并且向南延伸到现在爱特斐附近（下埃及）；而南部王国包括爱特斐和赛勒赛拉（上埃及）。国王的官邸被认为坐落于西北三角洲的拍，和位于河西岸、埃德弗附近的涅亨（希拉康坡里），两者在历史时代至少具有重要的、统治者保护神隼鹰荷鲁斯的圣所。在拍附近设置德普，眼镜蛇瓦吉特（埃胶）女神的所在地；两个地方在新王国和以后被当作一个名字拍尔·瓦吉特（埃胶的荷鲁斯），被希腊人表示为布陀。“完全征服和统一两个王国的荣誉，很可能，属于那尔迈，他被认为是蝎王的直接继承者”。

上述引文涉及到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前王朝时代是否存在上下埃及两个王国的问题；一是那尔迈毕竟在多大程度上统一了埃及。

关于前王朝时代的上下埃及王国的问题，尽管常常出现在一些著作中，但是，当时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的记载。帕勒摩石碑上的王名表残缺破损，不能给我们提供上下埃及王国的什么证据。况且，它还是在所谓两个王国统一后近乎700年之久铭刻出来的。所以，上下埃及王国的出现，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根据。正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这个事件是从后代的国王头衔中的涅布提名（二夫人名或二女神名）和尼苏特·毕特名（上下埃及王名）、官职双重构造、上埃及之白冠和下埃及之红冠的存在等推断出来的”。既然上下埃及王国之名，不见于当时的文献记录上，而是根据王衔、王冠等推断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论述王冠、王衔的起源及其有关的问题。

在王朝时代或法老时代，埃及国王完整的头衔是由五个所谓“伟大的名字”组成。其中作为对应的头衔有涅布提名（nbty，“二夫人”）和尼苏特·毕特名（n—sw—bit意为“他属于菅和蜂”）。涅布提或二夫人衔名是由兀鹰女神和眼镜蛇女神组成。兀鹰女神为上埃及的保护神；眼镜蛇女神为下埃及的保护神。伽丁内尔认为，那是在埃及还是被分成两个王国时，国王对紧靠第一王朝以前时期的两个主要女神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中。大概，第一王朝的建立者美尼斯是第一个采取涅布提头衔，因此象征了他曾统一了两个王国的事实。但是，E.J.鲍姆伽特新的研究证实，涅布提作为王衔，“不包含在登王以前的国王衔名中”。

传统上，白冠代表上埃及，红冠代表下埃及，但是新的研究证明那是晚后的事情，在前王朝时代红冠并非与下埃及有关。红冠最早见于涅伽达，白冠最早出现于希拉康坡里，两者都是出于上埃及，而且两地相距不远。在年代上，红冠先于白冠，说明红冠是古老的，代表了土著民族。白冠是晚后出现的，是新来的涅伽达文化Ⅱ民族的王冠。E.J.鲍姆伽特的结论是：“……土著的埃及传统是那样的强有力，以致合法的王必须采用古代的头衔和徽章，而且所有的头衔和徽章都有它们的上埃及的起源，而这在早期，从下埃及来的东西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对于王衔和王徽问题的新的考证，使我们对所谓的上下埃及王国的存在不能不表示怀疑。

关于统一王国的形成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首先，要说明的是，古埃及的统一究竟在什么时间？一种意见，“埃及在前王朝时代晚期或许政治上已统一，即使这种统一还没有使其在纪念性艺术或建筑上，或在任何文字的形式上表现出来”。另一种意见，把皮特里收藏品中的两个黄色大石灰石权标头残片（UC14898和14898A）上的戴红冠者看成是蝎王，并把它与通常所说的蝎王权标头上的戴白冠的蝎王联系在一起，证明早在蝎王时，而不是他的假定继承者那尔迈时代统一上下埃及的。更有甚者，估计埃及的统一可能先于那尔迈王100至150年发生。上述的几种解释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大多数埃及学家通常假定埃及的统一在第一王朝的开始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完全征服和统一两个王国的荣誉，很可能属于那尔迈，……这个胜利的象徽的记载保存在得自希拉康坡里的著名的调色板上”。除了考古的文物资料外，比较晚后的文献资料提到了第一王朝的创立者美尼斯。人们常常把美尼斯与那尔迈视为同一，传说美尼斯统一了埃及。

美尼斯究竟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或半神话人物？这个问题已引起了人们愈来愈多的议论。近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写道：“成文的美尼斯统一埃及的故事来自于所说的事件如不是几千年就是几百年后，由于那个时代美尼斯（假如他一直真正存在）已变成了精神文明的英雄，他的生活和才能被半神话的轶事所润饰。根据这些故事之一，他被假定在长期统治后，在河中狩猎时被鳄鱼夺去并吞没而死”。关于美尼斯作为历史人物的真实性问题，几十年前已讨论过。有人认为，美尼斯不一定是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可以看成几个征服者，或者把其他王的事迹归于美尼斯一人。

关于那尔迈或与那尔迈有关的历史文物已经发现了几件，而最著名的是那尔迈调色板。那尔迈调色板的正面中心刻画了头戴白冠的那尔迈手执权标头打击以鱼杈作为徽章的，可能属于西北三角洲的敌人的形象。右上边的隼鹰踏在六根纸草之上并牵引了一个绑在人头鼻子上的绳子。这组符号意味着荷鲁斯（给国王）带来了下埃及的俘虏。在这一面的底部有两个败倒或逃跑的敌人。左边的敌人身边的符号表示设防的城市。右边敌人身边的符号则是一个半圆形的圈地，由那里伸长出两道长墙，有人认为，可能是西巴勒斯坦的城市。调色板的另一面的上一部分，描绘了头戴红冠的那尔迈王在侍从的陪同下，与举着同盟军旗的四个州的首领一起视察被杀死的北方人。

那尔迈权标头刻画了那尔迈王戴着红冠坐在一个高立在九阶梯上的殿堂中。在他的对面一乘轿子中，坐着一个女人。这个场面表明被俘获的北方公主，或许将许配给胜利的王。这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征服者企图以北方的公主作为他的配偶使他的地位合法化。在图刻的中下部的一组象形文字符号表示俘获的120000人，400000头公牛和1422000头山羊。在那尔迈人物对面的上一部分，刻画了与那尔迈调色板上同样的四个同盟的州旗。

还有一个上半部残缺的所谓利比亚调色板，由于其上面没有任何王名的记录，其年代或者被断定在前王朝晚期，或者定在第一王朝初。调色板上有一组象形文字读为铁赫努（Tjehenu），即利比亚，位于三角洲西北边界。虽然，调色板上表现了蝎子，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蝎王在某些时候曾经达到西北三角洲。反之，希拉康坡里出土的象牙印章却证实了那尔迈对这个地区的远征。所以，这个调色板被看成是与那尔迈有关的一次远征的继续。在调色板的另一面，表现了带有锯齿状边城墙的七座方形的城市，每一座城市内部都有一个动物或植物的形象，作为城市的标志或名字。在每一座城墙上面，站立着一只动物，并举起一把鹤咀锄向城内开辟道路。但是，攻城的动物形象仅仅残留四个：隼鹰、狮子、蝎子和双隼鹰。利比亚调色板可能象征着希拉康坡里的隼鹰王，一个假定的那尔迈及其六个同盟的州攻击另外七个州的同盟者。

上述的几个与那尔迈有关的历史文物，描绘了那尔迈的军事活动。那尔迈头戴红冠与白冠，通常被看成是统一了南北上下埃及的证据。但是，正像前面已指出的那样，红冠与白冠最初都是起源于上埃及，只不过是表现了土著与外来者之分。如果按传统的说法，那尔迈已是统一上下埃及的“两地之王”，那么，在其调色板和权标头上出现的同盟诸州的现象就无法解释。同为同盟的“各州在描述的主要事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那尔迈只不过是“诸州同盟的领导者”，并不是后来的全权的君主。但是，那尔迈对下埃及的成功的军事活动，的确奠定了埃及统一的基础。也许可以把他看成是埃及统一王国的开创者。但是，在他以后的整个早王朝时代，仍然是不断的斗争、和解与完成统一的过程。

按照马涅托的记载，第一王朝从美尼斯开始，共八王，凡二百五、六十年；第二王朝（约公元前2890—2686）共九王，凡二、三百年。但是，由于记载上的简略或不确切，埃及学家宁愿按照考古文物的资料重新整理王朝世系表。

美尼斯或那尔迈的继承者，通常认为是阿哈。“阿哈”一名意为“斗士”，这或许是与他的对外扩张有关。阿卑多斯发现的一块木标牌，可能意味着他指挥了这次战争，或者他把埃及的边界由美尼斯时代的赛勒赛拉扩大到努比亚地区北界的厄勒蕃廷（第一瀑布），从而奠定了后来埃及南部边界的基础。其他一些刻有埃及人俘虏的雕像的饰板，其中有一处写着“得到了上下埃及”，似乎表明他继续进行他的先王开创的统一国家的事业。

继承阿哈王位的，第一王朝第三王是哲尔。哲尔远征努比亚到达第二瀑布，可能，他也领导了对利比亚的远征。在他统治的中期，有一年被称为“打败塞捷特之年”。“塞捷特”可能在早王朝时代限定在西奈，后来扩大到整个西亚。

关于哲尔的继承人捷特的历史知道的很少。可能一个远征队的领导者把捷特的名字潦草地写在瓦吉·米阿赫岩石上。这是位于古代埃及从尼罗河到红海沿岸别列尼斯港的商队行进之路，这个材料可能暗示捷特派遣远征队到尼罗河之外。

第一王朝第五位国王是著名的登。帕勒摩石碑第三栏上记载的“击杀洞穴之民”，已被证实为登王对可能居住于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和西奈半岛上的部落之攻击。阿卑多斯发现的一个象牙图刻上，记有一段“第一次打击东方（人）”的铭文。有的把“东方人”解释为西奈居民或东部沙漠游牧民。但是，进一步查看图刻的内容，可以见到，东方人的背面是一个陡峭的山丘，可能，他们来自于东部山地，或许是红海山丘，整个场面似乎较之法老侵入东方之说，更像是为了控制能够出入尼罗河的战斗。这些记录说明了登王仍在继续进行他的先辈已经开创的统一埃及的国内战争，而不是向东方的对外扩张。

登王统治时期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在埃及史上他第一次采用了双冠的王徽和“树蜂”的王衔。传统上，双冠意为“两个权力的合一”；树蜂衔则表示“上下埃及之王”。但是，实际上，登王统治时，并不一定达到完全的统一。如前所述，鲍姆伽特对上述的王徽和王衔的传统上的解释已提出了异议。登王统治了55—60年之久，是早王朝时期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国王。他被看成是有力的和有雄心的统治者，在完成埃及的统一过程中，无疑是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登王以后的几个统治者，他们的情况知道的很少，而且统治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导致王朝更替的情况还不清楚。但是，零散的证据表明了第一王朝的最后统治被国内的冲突所扰乱。

第二王朝的第一王海特普塞海姆威，他的名字意为“两个权力在和平状态中”，可能表明先前发生的国家两部分之间的斗争的结束。第二王朝的前半部分国王的名字和世系知道的较少。仅仅发现了后期国王伯里布森、哈谢海姆和哈谢海姆威的陵墓或遗物。第二王朝的第四王伯里布森一反传统，不再采用先前国王惯用的荷鲁斯头衔，而自称为塞特王。可能，他是一个篡权者，代表了一个反对派。哈谢海姆通常看成是伯里布森的继承人。但是，也有人认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伯里布森的同时代人，并成为他的对手。哈谢海姆与伯里布森相反，采用了荷鲁斯头衔。所以，有人认为，上述现象表明了伯里布森与哈谢海姆的共治，前者统治格伯林以北的领土，而后者统治格伯林至第一瀑布之间的地带。这种形势再一次说明，埃及仍然处于分裂状态。

哈谢海姆的纪念物记载了他的军事上的成就。他对努比亚和利比亚发动过进攻。在希拉康坡里出土的哈谢海姆的两个雕像的底座上，描绘了被杀死的下埃及人的尸体，并有死亡者的数字：一个是“北方敌人47209人”，另一处是48205人。尽管数字有些夸大，但是哈谢海姆的大屠杀，反映了上埃及对下埃及的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以及下埃及人民对上埃及统治者的激烈反抗。

在埃及学上常常纠缠不清的一个问题是，早王朝最后的二个王名——哈谢海姆与哈谢海姆威是同一个人，还是先后不同的人？一种说法，上两个名字是同一个国王名，“当哈谢海姆战胜伯里布森时，他改变了他的名字，并特意作为和解的行动”。另一种说法，根据两者不同的头衔，认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王。哈谢海姆的一个铭文记载：“荷鲁斯和塞特·哈谢海姆威，两王（即荷鲁斯和塞特）在他统治时和睦共处”。哈谢海姆威采用了荷鲁斯和塞特的双重头衔，这是埃及王衔中前所未有的。对立的两大神荷鲁斯和塞特在哈谢海姆威统治时和睦共处，似乎表明“在两个神的追随者之间实现了和解”。既然，哈谢海姆威和解了哈谢海姆和伯里布森的两个对立势力，而且后来的埃及史也不再出现这种类似的现象，那么可以说，在他统治时，最后结束了由分散的州向统一王国的过渡阶段，最后实现了埃及的真正和完全的统一，开创了埃及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正像有些评论所说的那样：“有很好的理由把这个王（哈谢海姆威）看成是古王国的创建者和为他的继承者准备了胜利基础的人”。“随着哈谢海姆威之死，埃及早王朝时代结束，而统一的两地确立了金字塔的建筑者的光辉新纪元的开端”。

第二节 古王国时期

古王国时期包括第三到第六王朝，时间约当公元前2686年至公元前2181年。这一时期埃及历史已跨进统一的专制王国的时期。

埃及国家的统一，有助于灌溉事业的经营和管理，在古王国的铭文中常有法老（本意为“宫殿”，到后世，大约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起成了对国王的尊称。）兴修水利的记载。古王国时期农业的耕作仍相当原始，通常只使用牛拉的简单木犁粗耕，用镶着燧石刃口的木镰刀或铜镰刀收割。农民在每年一度的尼罗河汛期过后开始整土，乘土地松软着手播种。有时赶来成群的猪羊，将种子踩入土中。主要作物有小麦、大麦、黍、粟、亚麻等，还有其他园艺作物。但是，禾苗生长不久就会干旱起来，所以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经常施以人工灌溉。灌溉一公顷土地每天约需水3000桶之多，在没有发明扬水设备以前，这是一项占用劳动力很多的工作。农业收成的丰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灌溉是否充分和及时。畜牧业在古王国时也有相应的发展。

古王国的手工业，如石材、木材、金属（主要是铜）、皮革、纸草等的加工，都达到了相当水平。特别是纺织，早在新石器时代埃及人就学会织麻布，这时候还用羊毛作为纺织原料。造船业也颇为可观，第四王朝法老从黎巴嫩运来上等的杉木，建造许多船只，有的船身超过50米。第五王朝和第六王朝都留下了关于造船方面的记录。古王国时期已越来越多地使用金属工具，但石器工具仍是不可缺少的。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日益发展起来。国内的主要交易场所是集市，从壁画中可以看到物物交换的情景。一个人用瓦罐换鱼，另一个人用一束葱换一把扇子。但是贵重物品的买卖则利用有一定重量的金环或铜环，这是埃及最早的金属交换媒介。用银较少，银的价格比金子还贵。对外贸易往往由大臣率领船队到邻近国家进行。从许多大臣碑传中，可以看到关于这类商业活动的记载。第六王朝大臣乌尼曾受命率领七只大船到努比亚采办巨石。同时期另一个由法老指派的大臣带着三百头驴子，驮运谷物、香料等到努比亚各部落进行交换，不但运回许多珍贵物品，还带回一个能舞蹈的侏儒。埃及和叙利亚沿海的腓尼基也有密切的商业来往和文化交流。第五王朝时期曾派出很多船只到腓尼基去采买商品和奴隶。

埃及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在名义上属于专制君主法老，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实际上有以下几种占有形式：首先，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构成法老控制下的“王庄”，由王室派官经营，收取贡赋。其次，法老还把相当数量的土地赏给大臣和贵族，也经常赐给神庙一些庙产（最多一次达1700斯塔特），它们构成权贵的农庄和神庙的农庄，这些地产大概是世代相承的。此外，国内的大片土地仍归公社占有，由公社农民使用。农民通过公社乃至州的管理机构，向法老缴纳租税并为国家服役。关于各类土地的占有数量尚无充分材料说明。在各类农庄中究竟是什么人在从事劳动呢？这方面古王国坟墓中的壁画留下了某些有关的材料。比如在权贵的农庄里，有耕田者、种园艺者、牧人、猎人、海人等，他们在监工的监督之下从事各种劳动。据认为，这些劳动者多半是失去了生产资料的人，有些人无疑就是奴隶；但也有一些人并不完全是奴隶身份，他们更像是某种受压榨的依附劳动者，或被称为“麦尔特”。在这类农庄中还设有制陶、锻冶、木作、织布、珠宝等作坊，亦各有不向工匠。壁画上还看到类似缴租或借贷的场面，通常用的都是实物。古王国时期可能已开始有了私有土地，比如第三王朝末至第四王朝初的大官梅腾除了接受法老赏赐的土地外，还购买了一部分土地（200斯塔特）。不过，这时私有的土地还不会很多。

法老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君主，具有绝对权力，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法老之下设宰相，宰相辅佐法老统摄财政、司法、军事、祭祀和水利事业等中央部门，这一职位常由太子或皇亲贵戚充任。地方上仍由州长统治，但这时的州长已由法老任命并对法老负责，他担负收税、征役和管理当地水利工程等项责任。一切高官厚爵多由王室成员和贵族们把持，只有中下级官吏才任用平民。

法老专制政权的物质支柱是军队，法老凭借着军队对内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对外经常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土地、奴隶和财富。这一政权的精神支柱则是所谓的“君权神授说”。古王国时期太阳神（拉神）已被奉为埃及的国神，建造宏伟的太阳神庙，法老被认为是“拉神之子”。祭司们给法老政权罩上的这层灵光，也是套在人民群众头上的精神枷锁，其目的在于欺骗广大劳动人民甘愿接受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法老专制政权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伴随阶级社会的形成而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此外，组织和管理全国水利灌溉事业的需要，对中央集权制的形成也有其促进作用。

第三节 中王国时期

一、政治、经济概况

古王国末期，埃及处于分裂状态，河渠失修，饥荒屡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混乱中逐步形成两个统一中心：北方的黑拉克列欧城和南方的底比斯。黑拉克列欧城地处发雍湖水系之中，邻近尼罗河三角洲，土地肥沃，农产较丰。南方底比斯是重要的商道中心。通往西奈半岛和彭特的水路以及通往努比亚的陆路都经过底比斯，这些地区是供给埃及丰富的铜矿和黄金的产地。

起初优势属于北方，第九王朝（约公元前22世纪中叶）和第十王朝（约公元前22世纪末叶）都是在黑拉克列欧城建立的。但是两个王朝都未能达到真正的统一，法老仍不得不经常和各州州长斗争，对南方的底比斯更是鞭长莫及。底比斯从第十王朝起就日益强盛，曾向南发展到埃烈芳提那，后来便建立了第十一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逐步征服南部和北部，完成国家的统一。到第十二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000—1780年），迁都于孟斐斯以南的列什特，中王国臻于极盛。

中王国的统一，依靠一个新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这就是新出现的中小奴隶主阶层。中小奴隶主一般称之为“涅捷斯”即“小人”的意思。拥有土地、牲畜和奴隶。涅捷斯也包括官吏、商人和富裕的手工业者；其上层称为“豪强涅捷斯”，这种人则往往是巨富。中王国的历代法老曾倚靠涅捷斯和各州州长的割据力量斗争，因之许多涅捷斯成为国家的高级官吏。十一王朝时还出现了高居州长职位的涅捷斯。

在十二王朝时期，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明显的表现之一便是灌溉面积的扩大。在十二王朝之前，已对尼罗河水泛滥不到的高地进行开发，开始利用“沙杜夫”（即桔槔）汲水灌溉，扩大耕地面积。到阿美涅姆黑特三世时，更对发雍地区进行了巨大的水利建设。发雍位于孟斐斯西南五十公里，低于海平面四十米，本来是一片沼泽区，中央则为美利多湖。兴修的水利工程主要是排干湖四周的沼泽，环湖建立堤坝，并且开辟渠道，使泛滥期的尼罗河水得流入湖内，而湖水过多时亦得泄入尼罗河。由于这一系列的措施，新加了二千五百余公顷的耕地，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不少提高。

生产工具的进步也十分显着。西奈半岛的铜矿，这时经常开采。铜的使用比以前更广泛了，虽然还未完全排斥石器，但它越来越普遍。青铜器在这时已开始出现，这是冶金术有重大发展的结果。青铜质地坚硬，可以制造较以前更其锐利的工具。工具不但样式增多，制作技术也有改进。斧头不仅加大加重，而且和斧柄的结合也更为牢固。十一王朝时，装有把手的犁已经推广。这种犁耕地时可以把犁头压入土中，以利深耕。到第十二王朝，大概已出现了梯形犁。玻璃制造业在这时开始出现，纺织和造船等技术也有发展。

经济的发展促进城市的出现。根据卡呼恩地区古代城市遗址的发掘，可以推知十二王朝时期城市的概况。

卡呼恩城市有笔直的街道，垂直交叉，全城有砖墙围绕。城市遗址显示社会阶级分化的图景。东部是许多贵族的邸宅，每座占地三百多平方米，有六七十个房间，包括餐厅、卧室、库房、厨房等等。西部是贫民区，在二百米长、一百零五米宽的一小块土地上，挤满了平民的矮小房屋，每所房屋面积不及贵族的五十分之一。可见在这片贫民区里，当年到处是贫困和拥挤的现象。这个城市中还发现另外一些住宅的遗址。这些住宅远不及贵族邸宅的宽大，但较贫民的简陋居室则显然优越。它们往往有一个狭小的院子，房屋在院内沿两边或三边排列，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这是属于商人、手工业者、小吏等的住宅。这些宅主构成当时社会的中等阶层。

古王国时期首都显贵的巨大农庄，到中王国时期消失不见了。全国土地除了五院神庙的以外，很大部分落到各州州长手里。中王国统一以后，各州的独立性虽然有所削弱，但是州长的势力仍然强大。他们实际上控制着各州的土地和人民，其职位都父子相承，法老不过在名义上有任命之权而已。各州保持自己的财政和司法系统，有各种各样的官吏和书吏。州长并为各州的最高祭司，同时又是州军队的统帅。因之一州的军、政、财、神四权都集于州长一身，他很少受法老的控制。法老在各州虽然派有官吏，但却看不见这些官吏的活动，可能只有空名而已。这种情况在第十二王朝以前尤其显着。

法老政权和各州的势力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约公元前2000年，阿美涅姆黑特一世（约公元前2000—公元前1980）即位，开始了第十二王朝的统治。阿美涅姆黑特曾重新树立各州的界石，以限制各州的扩张。以后法老政权不断加强，州长的势力也有所收敛。到第十二王朝最盛的阿美涅姆黑特三世（约公元前1849—公元前1801）时期，各州州长兴建大石墓的现象突告中断。这一时期的法老已在斗争中取得优势。

二、对外扩张政策

十二王朝诸法老曾对外进行多次侵略，目的是想征服南方的努比亚和东北方的叙利亚。努比亚因为盛产黄金，素为埃及统治者所垂涎，从古王国时期起，它就常常受到法老的侵略。阿美涅姆黑特一世曾南征努比亚，并对叙利亚组织过大规模的战争。谢努塞尔特三世（约公元前1887—公元前1849）也曾四次进攻努比亚，直到第二瀑布一带。他在这里建立了许多要塞，以巩固对南方的控制。这些要塞的遗址至今犹在。埃及统治者在进占这些地区时，往往随带人手，开采矿产。努比亚的金矿和西奈半岛的铜矿，都曾由埃及人进行采掘。法老进攻这些地区的经济目的是极为显明的。

军事远征伴随着商业上的掠夺，努比亚的黄金、象牙源源运往埃及。埃及的船只和商队远航地中海上，同腓尼基、克里特岛都有往来，尤其和腓尼基关系密切，从那里得到绝好的上等木材，同克里特岛的贸易主要是换取金属制品和精细陶器。此外，对西奈半岛铜矿的掠夺也在加紧，派出远征队经营旧矿山，开采新矿山。为了商业和军事掠夺，埃及修建了许多条商道，其中有一条商道通过苏伊士地峡到叙利亚和西奈半岛。水路交通则充分利用尼罗河的方便条件，开辟了穿越红海的航线。为了保证尼罗河上商品和军队的运输，谢努塞尔特三世下令在努比亚进行大规模疏浚运河的工程，可以说，第十二王朝的军事征战和商业掠夺是密切配合的对外活动。

三、奴隶制的发展和农民的处境

城市的出现和中小奴隶主在经济上的比较活跃，说明埃及的奴隶制经济在进一步发展。随着对外战争的加强，战俘奴隶的数目也在增加。中王国时期是埃及奴隶制极盛时期的开始，奴隶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平民中产生了中小奴隶主阶层，被称为“涅捷斯”，意为“小人”。涅捷斯最初是与氏族贵族相对立的平民阶层，包括自由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和小祭司等，后来逐渐分化。在第十一王朝统一埃及的斗争中，一部分涅捷斯加入军队，立战功当上军官，其社会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爬上了奴隶主阶层的地位。其中有的发财致富，拥有土地、奴隶和牲畜；有的经商；有的出任官吏。第十一王朝的一个财政大臣伊提，在他的铭文中就自称是“善良的涅捷斯”。涅捷斯中的上层往往被称为“强有力的涅捷斯”，在王权的卵翼下，他们在政治上得到很大发展，有的甚至担任国家高级官吏和州长。例如，西乌特的一个州长在碑铭中写道：“我不反对涅捷斯，因为他们并不敌视我。”谢努塞尔特三世手下出身低微的卫士胡舍别克在多次战争中立功受赏，被国王提拔为卫队长，享有高官的头衔。多数涅捷斯是中小官吏、中小商人和富有的手工业作坊主。

第二，奴隶数量的增加和奴隶地位的进一步恶化。由于对外战争的扩大，战俘成为埃及奴隶的主要来源，奴隶中有的被称为“努比亚奴”，“利比亚奴”和“叙利亚奴，”就是分别从这些地区抓来的俘虏。中小奴隶主一般拥有几名或几十名奴隶，大奴隶主则有数以百计的奴隶。谢努塞尔特三世的卫士胡舍别克作战有功，国王曾赏给他60名奴隶，提升为卫队长后又得到100名奴隶的赏赐。属于第十二王朝末，第十三王朝初的《希鲁克林纸草》，记载一个南部城市长官赠给他妻子95名奴隶。95个奴隶中知名的有83个，其中33名埃及人（男15，女12，男孩4，女孩2），49名亚细亚人（男5，女34，男孩4，女孩6），籍贯不明的1人。按其职业划分有农夫、织工、厨师、酿酒工、面包师、家仆、梳妆侍女等。纸草说明，中王国时期奴隶劳动广泛用于生产部门（手工业、农业）和非生产部门（家内服务）。除了战俘奴隶外，还有债务奴隶。纸草上的33名埃及籍奴隶，可能因负债无法偿还而卖身为奴。奴隶可以继承、馈赠和转让，完全像牲畜一样用头来计算。

随着奴隶制的发展，社会分化日益加剧，农民的处境变得极为恶劣。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由于中王国时期州长长期自立的局面，农民处在国王和州长双重压迫之下。他们每月中有一半时间必须到国王或贵族庄园、神庙服役。繁重的赋税，使他们中的大批人陷于贫困和破产。在《杜阿乌夫之子赫琪给其子佩比的教谕》中写道：“农民，他永远被盘算，他喊苦声比‘阿布’鸟还高。他比徒步三角洲的旅行家还累，可是他们是一个难得的人，他的安全就像在群狮中间那样安全。”

《杜阿乌夫之于赫琪给其子佩比的教谕》还描写了园丁，手工业者和商贩的苦境。中王国时期严重的社会分化，使涅捷斯阶层中也出现了穷困的平民，他们是涅捷斯中的大多数，这些贫穷的涅捷斯只有很少的财产，有的甚至靠施舍度日，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

四、中王国的衰落

埃及社会仿佛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塔顶是高高在上被奉为神的法老，法老之下是由官吏、祭司等组成的奴隶主集团。中间为中等自由居民，即商人、富裕手工业者、中小官吏以至富裕的农村上层分子。他们之间有着分化，有些上升为中小奴隶主，有些向低处沦落。塔底则为被压迫和剥削的奴隶和被奴役的农民。贫苦农民担负国家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还受到各州强横州长的剥削，景况日益恶化。

这样一个社会的内部充满矛盾和斗争。从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少数文献里，可以看到社会动荡的迹象。有一份纸草书提到一个城市爆发起义而“俯倒在地上”。《黑拉克列欧城王训谕》的作者，叫嚷着应当无情地镇压叛乱：“把大群[的人]捆绑起来，并且消灭从他们发出的火焰。不要支持怀有敌意[的人]，因为他贫穷……他是敌人！”同时十二王朝的大臣也往往自称为“法老镇压乱贼时身受重信之人”，“法老审讯和惩治枭桀之民时的喉舌”，“叛逆的镇压者”等等。各州形势同样是不稳的。十二王朝的一个州长说，他的州内有成千上万的暴动者，还有“罪犯”和“强盗”。

阶级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轰轰烈烈的贫民与奴隶大起义。一度繁荣的中王国也在起义者的吼声中步向了衰落。

第四节 后期埃及时代

一、利比亚舍易斯时代

从二十—三十一王朝，历史学家称为后期埃及，它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十——二十六王朝，史称利比亚舍易斯统治时期。第二十一王朝（约公元前1085—945）建都于北方的塔尼斯城，南方底比斯实际是独立的，埃及陷于分裂局面。利比亚人雇佣兵在新王国晚期就逐渐占有重要地位，第二十一王朝时，他们势力更加强大。后来，利比亚雇佣兵领袖在北方的塔尼斯和布巴斯提斯建立了第二十二王朝（约公元前945—730）和第二十三王朝（约公元前817？—730），底比斯仍然在南方保持独立地位。

二十三王朝后期，北方舍易斯城的统治者特夫那赫特（也是利比亚人）据地独立，并逐渐向南扩展势力，而南方的努比亚人也进入埃及，向北扩展。特夫那赫特在北方建立第二十四王朝（约公元前730—715）。努比亚人在南方建立第二十五王朝（约公元前730—656）。第二十五王朝晚期，亚述侵入埃及，与努比亚人反复争夺于孟斐斯、底比斯之间。特夫那赫特的后裔、舍易斯的普萨姆提克建立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525），曾再度统一埃及。

在利比亚舍易斯时期，埃及的生产力又有了新的发展。第二十五王朝、第二十六王朝时期，铁器普遍使用。这时，制造金属器皿、制陶、纺织等手工业都很发达，国内和国外贸易十分活跃，城市也有增加。据希罗多德说，第二十六王朝时，埃及“有人居住的市邑有两万座”。为了发展商业，当时埃及的统治者还鼓励希腊商人移居埃及，给这些移居者以土地。这时，埃及开凿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运河（到波斯统治时期才完成），还派遣一支以腓尼基人为海员的舰队绕航非洲。这些措施都反映了当时商业发展的要求。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再加上经常不断的分裂、混乱、王朝战争，这个时期埃及的阶级分化十分剧烈，不仅大批小土地所有者，而且一些中等阶层的土地也被大奴隶主兼并。据第二十三王朝时期的。《阿蒙关于地产转让的指示》报道，底比斯阿蒙神庙的最高祭司伊乌列契从十五个人那里，十六次用白银购得了土地556斯塔特，此外还有三个奴隶和其他男、女三十二人。

阶级分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债务奴隶制大大发展起来，到第二十四王朝时期，形势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于是出现了波克霍利斯的改革。

据狄奥多拉所记，波克霍利斯改革立法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债务问题：（1）禁止本利之和超过本金双倍，即利息不得超过本金；（2）债权人只能索取债务人的财产作抵偿，而不能占取债务人的人身，因为财产属于个人，而公民人身属于国家，国家需要他们服役。“他认为，一个为祖国出征的士兵竟因负债而被债主强行拘押，私人之贪欲竟危及全体之安全，那是荒谬的”。他之所以改革，显然是由于债务奴隶制的发展，一方面使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使国家兵源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改革自然不会有多大效果，也不可能认真地得到贯彻执行。

利比亚舍易斯时期，严重的阶级分化和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削弱了埃及的力量。公元前525年，埃及被东方兴起的波斯强国所灭。

二、波斯统治时代

波斯统治时期，从二十七至三十一王朝，是埃及后期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国家分裂，外族入侵，王朝更替频繁。

在前面已经提到，埃及在新王国时期，开始进入了铁器时代，这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到了埃及后期，石器工具才最后被金属工具所代替，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了带轮的犁。手工业中纺织、制陶也都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这时期社会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货币关系的发展。从二十一王朝开始，铜块和银块开始成为交换的媒介，到二十六王朝，白银便成了主要交换手段。国家铸造货币，有些富商和僧侣依靠从事高利贷活动而发财致富。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埃及是地中海地区主要粮食输出国，输入品以木材为大宗。为了发展海外商业，法老还企图在红海和尼罗河之间开凿一条运河，但这项计划没能实现。他还雇用腓尼基人水手环绕非洲航行，用两年时间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因商业价值不大，再没有继续这种航行。埃及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腓尼基人和希腊人。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埃及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国内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削弱了埃及的防御力量，公元前525年，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征服埃及，给自己加上法老头衔，开始了马涅托所称埃及历史上的第二十七王朝或波斯王朝（公元前525—前404）。据希罗多德记载，冈比西斯对埃及施行高压政策，并且是一个相当疯狂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引起埃及人的强烈反抗。冈比西斯占据底比斯后派出两支远征军，一支远征埃塞俄比亚，遭到失败。另一支到西瓦绿洲去，据说是要毁灭那里的阿蒙神庙，这支军队迷了路，给铺天盖地的大风沙埋葬了。冈比西斯在归国途中暴卒。大流士一世镇压了国内一次大暴动，夺取波斯王位。这时埃及人也展开反波斯的斗争。大流士于公元前518年来到埃及。他没有采取冈比西斯对埃及的政策，而是表示容忍埃及的宗教信仰和古老传统，并鼓励发展经济。为了扩大对外贸易和影响，大流士下令完成法老尼科时代开凿的运河。这条运河经由下埃及的尼罗河支流布巴斯提斯通达红海，对沟通地中海与红海地区的联系起了作用。波斯帝国每年向埃及征收700塔兰特白银的贡赋，另外还勒索大量谷物，供应波斯驻军，这对埃及人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波斯征服者在埃及占有大片地产，控制埃及的重要经济部门。有些国有土地，作为份地分给雇佣兵，充作他们服役的报酬。波斯的贵族和富商强占和收买土地，在埃及建立自己的农庄，农庄里有成批的奴隶从事劳动。有些农庄主常居住在城市或外地，这种“不在地主”通常委派代理人为之经营。埃及本地的权贵和祭司们，多仰承波斯征服者的鼻息，他们共同压榨埃及的劳动人民。

波斯统治埃及时期，埃及人民反抗波斯征服者的事件不绝如缕。波斯人在国际事务中遭到任何失败和挫折，都会成为埃及人发动起义的有利时机。在希波战争中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波斯遭到失败后，公元前486年埃及三角洲地区爆发了反波斯的起义，后被薛西斯（大流士一世之子）镇压下去。公元前460年阿塔薛西斯继承王位，这时埃及、利比亚地区又掀起暴动，其领导者是两个王公：伊纳罗司和阿米尔塔伊俄斯。伊纳罗司得到雅典的援助，大败波斯军队。伊纳罗司死后，他的助手阿米尔塔伊俄斯坚持战斗，狠狠地打击了波斯的统治势力。希罗多德说：“没有人比伊纳罗司和阿米尔塔伊俄斯给波斯人以更大的损害了”。

由于埃及人的不断反抗，公元前404年他们曾摆脱波斯统治而取得独立。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这三个王朝（公元前404—前343）是埃及人建立的王朝。第三十王朝法老涅克塔内布二世在位时，波斯王又对埃及发动进攻，法老失败，埃及又沦于波斯统治之下。

第三十一王朝是在埃及重建统治的波斯王朝（公元前343—前332）。在它短暂的统治期间，三角洲地区又发生了以卡巴沙为首的起义。卡巴沙一度在孟斐斯称王。正当埃及人民前仆后继向波斯入侵者进行斗争之际，公元前332年马其顿亚历山大率军占领埃及，结束了波斯对埃及的统治，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其顿·希腊统治埃及的时代。

三、马其顿、希腊统治时代

亚历山大东侵，灭了波斯帝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包括了原来的希腊、西亚、埃及、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等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去，其部将托勒密、安条克、塞琉古等展开了争夺统治权的斗争。经过二十多年混战，大帝国被瓜分了，托勒密统治了埃及（其盛时包括埃及本土、地中海里的一些岛屿、小亚的一些地方、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一些地方），史称托勒密埃及。

亚历山大和托勒密朝诸王宣布保护埃及的神庙和宗教信仰。埃及神庙的祭司们，也就感激涕零地宣布他们是神在地上的化身。希腊的统治者们也想极力把埃及上层奴隶主贵族拉到自己一边，因此，也极力笼络他们，例如，原埃及法老涅克坦尼布的一个曾孙，被任命为希腊人军队中的一个军事首长。但是，托勒密王朝所依靠的主要是希腊一马其顿的殖民者。他们不仅控制了整个国家的中央政权，而且控制了各个洲的政权，州长、各州的财政官也都是由希腊人担任，各地还有由希腊人组成的驻防军。希腊人一般都住在城市里，特别是集中在三个自治市里：亚历山大里亚、诺克拉第斯和托勒迈伊。亚历山大里亚是由亚历山大建立起来的，后来成了托勒密埃及的首都，在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统治时期，这里成了地中海地区商业、文化的中心，这里拥有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图书馆，许多当时著名的学者（如欧几里德、阿基米得等人）都来此研究学问，许多科学（如数学、力学、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很大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精确的自然科学，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

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全埃及的土地被认为属于王有。但土地的实际占有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王田”，即直接由王室支配的土地。另一类是“赐田”，包括授予神庙的田地、授予文武官员作俸禄的田地、授予希腊人城市的田地和授予军事移民的田地。“赐田”的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国王。

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人民曾经多次发动起义。公元前206年，底比斯等地爆发了起义。起义延续了二十年，托勒密五世（公元前210—180年，公元前205年正式即位，前5年与其父托勒密四世共治）用了很大力量才镇压了起义。约公元前165年，狄奥尼修斯（又名佩托萨拉庇斯）曾企图利用国王兄弟间的矛盾夺取政权，未成，继而组织起约四千士兵暴动，又被国王击败，“狄奥尼修斯被迫赤身渡河，退入内地（或作退入‘埃及人中间’），力图在那里煽动群众暴动。由于他是一个活动家，在埃及人中又得人心，他很快就召募到许多愿意参加他的事业的人。”这次起义后来被镇压了。公元前88—86年，又发生了以底比斯为中心的人民大起义。这次起义被镇压后，底比斯城已被严重地破坏了。

托勒密王朝时期，不仅有着频繁的人民反抗斗争，而且在托勒密王室内部、托勒密朝统治者与塞琉古帝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战争也是很多的。

托勒密朝的埃及在长期的内外复杂斗争中日益削弱。公元前30年，罗马军队开进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自杀身死，托勒密王朝崩溃。由征服埃及的罗马长政官代行统治。罗马帝国的专制统治激起了埃及人的强烈反抗。由农民、牧民和奴隶参加的“布科里人”在三角洲沼泽地的起义，从公元2世纪末起延续了3个世纪之久。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埃及成为东罗马帝国的行省之一。

四、罗马统治时代

托勒密埃及被罗马灭亡时，罗马开始进入帝国时期。国家元首屋大维把埃及宣布为元首的直辖领地。埃及所有收入均归其个人所有，元首派总督代表他在埃及行使一切大权，所以这时的埃及不再是一个独立王朝，而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一切均接受来自罗马的指令。罗马帝国分裂以后，埃及又隶属拜占廷帝国。

罗马在埃及的统治，基本沿续托勒密王朝的传统措施。它把全埃及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享有各种特权，免征赋税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另一类是缴纳人头税的埃及人（僧侣除外）。所以，在埃及不仅有奴隶和奴隶主，贫者和富者的对立，还有有特权的人和没有特权的土著埃及人的对立。

罗马统治时期，埃及奴隶制度开始走向解体。大致说来，在手工业，特别是矿山中，奴隶劳动保存得较多较久。而在农业中隶农制逐渐发展起来，尤其到公元三世纪以后，奴隶制明显走向衰落。具体表现：

第一，解放奴隶已成普遍现象。这在公元二世纪政府颁布的法令中已有明确反映，在法律草纸文书中规定：“被释放者在三十岁以上方为合法解放，年未满三十岁而被解放，得有长官解放状，以三十以上被解放论”；

第二，是庇护制的流行。公元三世纪以后，埃及形成了许多大土地所有者，他们享有免税和其他特权，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致使国家的租税日益减少。而官吏往往通过加重剥削农民的办法来保证自己的收入。

农民无法生活，不得不把土地献给大土地所有者，然后再佃耕回来世代使用，缴纳一定数量的地租。这种剥削方式基本上是属于封建性质的，尽管在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封建关系还没有在各个领域取代奴隶制，还不可能占居主导地位。

罗马对埃及的统治，有一点不同于托勒密王朝。希腊统治者搜刮的财富，基本上消耗在埃及的土地上，而罗马则是把剥削的财物大部分运回罗马或拜占廷。因此，他的统治就更加野蛮和残暴。

据文献记载：罗马在埃及征收的实物税有五十多种，货币税在四百五十种以上，每年仅粮食税一项即达十七万五千石。由于罗马的反动统治，引起埃及人民的多次反抗，他们经常采取的斗争形式是逃亡，例如在一份草纸中记载：有个村庄原有八十五人，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因而使大批土地荒芜，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强制代耕或派耕的办法。

埃及人民也多次掀起武装斗争，公元二世纪末，在尼罗河三角洲爆发了布科里（希腊语为牧童）起义，一直沿续到公元五世纪末。公元274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发生了费尔姆领导的工商业者大起义，曾一度占领了亚历山大里亚城。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罗马奴隶主的统治。

公元640年，崛起于亚洲的阿拉伯人，驱逐罗马统治者。征服了埃及，以后埃及便成了阿拉伯帝国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