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把信送给加西亚的

——安德鲁·萨默斯·罗文的陈述

（罗文，一个因埃尔伯特·哈伯德的名作《致加西亚的信》而名垂青史的人。）

“为了我们的祖国更美好，我们的生活更幸福，无论我们渺小还是伟大，都让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推动自己的事业吧。”

——贺拉斯

“在哪儿？”麦金莱总统问军情局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在哪儿可以找到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上校立即回答道：“在华盛顿就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军官，陆军中尉，名叫罗文，他可以替您把信送去！”

“派他去！”总统下令。

那时候美国即将与西班牙开战，美国总统急欲了解相关情报。他意识到，要想取得胜利，合众国的士兵就必须和古巴起义军合作。他知道，最关键的就是要掌握有多少西班牙军队部署在岛上；他们的战斗力、状态、士气以及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性格特征；一年四季的道路状况；西班牙军队和古巴起义军乃至整个古巴的医疗卫生状况；双方的武器装备情况如何；当美国军队被动员起来后，古巴军队要想牵制住敌军需要哪些帮助；这个国家的地形情况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情报。“派他去！”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总统的这一命令就像军情局局长回答谁能把信送给加西亚一样迅速。

大约一小时后，正值中午，瓦格纳上校过来通知我一点钟去陆海军俱乐部和他一起共进午餐。顺便说说，上校是一个出了名的喜欢开玩笑的人。我们吃饭的时候，他问我：“下一班去牙买加的船什么时候出发？”我以为他又想和我开玩笑，于是，决定有可能的话也调侃一下他。我借口离开了一两分钟，然后回来告诉他：“阿特拉斯轮船公司的‘阿迪伦达克’号英国船将于明天中午从纽约起航。”

“你能坐上这趟船吗？”上校突然问道。

尽管我仍然认为上校不过是在开玩笑，但还是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那就去准备好上船！”我的长官这样说。

“年轻人，”他接着说道，“总统已经选派你去联络——确切地说，是送信给加西亚将军，他可能在古巴东部某个地方。你的任务是从他那儿获得军事情报，及时更新，并根据有效性将它整理好。你带给他的信上有总统想了解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除了必要的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任何书面联络都要避免。历史上发生过太多这样的悲剧，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冒险。大陆军的内森·黑尔、美墨战争中的里奇上尉都是在送情报时被捕的。他们两人不仅牺牲了，而且后者身上关于斯科特打算偷袭韦拉克鲁斯的计划的信件也暴露给了敌军。你绝不能失败，这次行动绝不能出现失误。”直到这时我才完全明白过来，瓦格纳上校不是在开玩笑。他接着说道：“在牙买加会有人想办法证明你的身份，那儿有一支古巴游击队。其余的事情就要靠你自己了。除了我现在给你的指示，你不要再请求任何指示。”实际上，他所说的那些话就像文章开篇的摘要一样。“你今天下午就去做准备，军需署署长汉弗莱斯会设法送你到金斯敦上岸。此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那么将来的许多作战指令都要以你发来的电报为依据。否则我们将一无所知。从计划到行动你必须亲自负责，而且责无旁贷。你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火车午夜出发。祝你好运，再见！”说完，我们握手道别。

瓦格纳上校松开我的手，再次叮嘱道：“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在我匆忙做准备的时候，我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处境。正如我所了解的那样，我的任务非常艰巨、复杂，因为现在这场战争还没有爆发，到我离开的时候也不会爆发，甚至直到我到达牙买加，它也未必会爆发。走错一步都可能会造成一生都难以解释清楚的状况。如果已经宣战了，我的任务反而要简单一些，尽管其中的危险也不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人的名誉和生命都濒临险境的时候，要求有书面指示是很正常的事。在军队里，一个军人把生命交给了国家，但是他的荣誉却是自己的，既不应任由有权势的人破坏，也不能被忽视或怎么样。但是，面对这件事，我却从未想过要寻求任何书面指示。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被委派去送信给加西亚，并负责从他那儿获得一些情报，我必须去做这件事情。瓦格纳上校是否将我们谈话的内容记录在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办公室的档案中，我不得而知。在即将结束的一天里，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乘坐的火车于午夜零点零一分离开华盛顿，我记得自己想起了那个关于星期五不宜出行的古老迷信说法。虽然火车出发的时间已经是星期六了，但是我离开俱乐部的时候是星期五。我猜想，命运之神应该认定我是星期五出发的吧。但是，当我开始考虑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很快就忘了这件事，直到事后一段时间才再度想起来，但那时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阿迪伦达克”号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沿途我尽量和其他乘客保持距离，只从一位旅伴——他是一位电气工程师——那儿了解一些周围发生的事。他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总是避开大伙儿，从不告诉别人自己的事情，所以，有几个爱开玩笑的人就给我起了一个绰号——“骗子”。

直到轮船进入古巴海域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我身上有一份可能会牵累我的文书，是一封美国国务院写给牙买加官方用来证明我身份的信。如果战争在“阿迪伦达克”号进入古巴海域之前就爆发了，那么，根据国际法规则，西班牙人很有可能会上船来搜查。作为一个非法入境者，一个怀揣情报的人，我可能会被作为战犯逮捕，然后押送到某艘西班牙船上。而这艘英国轮船在屈从于某些条件后也会被击沉，尽管它在战争爆发前悬挂着中立国的国旗，是从一个和平港口驶向一个中立国的港口。

想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便把文书藏到了舱房的救生衣里，直到看到轮船绕过了海角，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第二天早上九点，我终于上岸，踏上了牙买加的领土。很快，我便与古巴军政府的领导莱先生取得了联系，和他及他的助手一起计划着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我在4月8日至9日离开华盛顿，4月20日，从美国发来的电报称，美国限西班牙在4月23日之前同意将古巴交还给古巴人民，并撤走其在古巴的所有武装力量和古巴水域的海军。我用密码电报发出了我到达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回电：“尽快与加西亚将军会面！”

接到电报几分钟后，我便到了军政府的总部，他们正在那儿等着我。另外还有一些流亡的古巴人在场，都是我以前没见过的。当我们正在谈论一些一般性问题时，一辆马车驶了进来。

“到时候了！”有人用西班牙语喊道。

接着，不容分说，我被领到那辆马车上，在里面坐了下来。

于是，无论对于一个现役还是退役的军人而言，堪称最奇异的一次经历就这样开始了。这个马车夫显然是世界上最沉默寡言的马车夫。他既不主动和我说话，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加理睬。我一上车，他便开始驾车急速穿过金斯敦迷宫似的街道。马车不停地向前行驶，丝毫没有减速，很快我们便通过了郊区，将整座城市抛在了身后。我敲了敲车门，还踢了一脚，可是，他毫不理睬。

他似乎知道我要送信给加西亚，而他的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帮我结束第一段“旅程”。于是，在我数次让他听我说话的努力都徒劳无功之后，我只好顺其自然，坐回座位上。

又走了四英里，穿过一片茂密的热带树林，我们沿着一条宽阔而平坦的西班牙镇公路快速前进，直到来到一片丛林的边上，我们才停了下来。马车门被打开，一张陌生的脸孔出现在我面前。我被请求转到等候在旁的另一辆马车上。然而一切实在太奇怪了！所有的事都井然有序，仿佛已经事先安排好了。一句多余的话都不用说，一秒钟也没有耽搁。

一分钟后，我又开始了我的旅程。第二个马车夫与头一个马车夫一样沉默寡言。他不理会我尝试和他交谈的任何努力，只顾自己驾着马车以最快的速度向前飞奔。于是，我们很快便通过了西班牙镇，经过科布雷河河谷，到达了岛屿的主山脉，那儿有一条路直通到深蓝色加勒比海边的圣安斯贝。

尽管我一再尝试让马车夫和我说说话，但是他依然一言不发。他好像既听不懂我说的话，也看不明白我的手势，只管驾着马车沿着一条很宽敞的路往前赶。随着地势的升高，我们的呼吸也越来越顺畅。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座火车站旁边。可是，山坡上朝我翻滚下来的那团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呢？难道西班牙当局已经预知我的动向，安排了牙买加军官来追踪我？

当这怪东西出现在眼前时，我开始有些着急。但是，当一个年迈的黑人蹒跚地来到马车前，透过门将一只香喷喷的炸鸡和两瓶巴斯啤酒递给我时，我松了一口气。同时，他连珠炮似的说出了一长串当地方言，我只能时不时地听懂几个词，不过我能明白他是在向我表达高度的赞扬，因为我在帮助古巴人民赢得自由，他帮助我也是为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但是，马车夫却好像一个局外人，无论对炸鸡还是对我们的谈话都丝毫没有兴趣。不一会儿工夫，我们已经换了两匹马再度出发了。车夫用力挥舞着马鞭。我连谢谢也没来得及说，只能向那个年迈的黑人高呼着：“再见，大叔！”刹那间，我们已经绝尘而去，以惊人的速度在夜幕下行进。尽管我完全明白自己肩负的使命有多么重要，但那一刻我为眼前的热带雨林所吸引，而暂时将之抛诸脑后。这里的夜晚和白天一样美丽。不同的是，在阳光下，这是一个四季常青的植物的世界，到了晚上则变成了昆虫的世界，它们飞来飞去吸引人们的注意。短暂的黄昏刚刚结束，夜幕还没有完全降临，萤火虫已经点亮了自己的磷光灯，纷纷涌入树林，有一种奇幻的美丽。这些华丽的萤火虫用它们的亮光照亮了整个森林，当我穿过这片森林时，恍若进入了真正的仙境。

可是，一想到自己需要完成的使命，即便是如此奇妙的景色我也无暇顾及了。我们继续快速前进，驱赶着马，能有多快就跑多快。突然，丛林中传来一声尖厉的哨声！马车停了下来，一群人从天而降一般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包围了起来。在英属领土上被西班牙士兵拦截下来我并不感到害怕，但是，这种突然停顿仍然让我很紧张。因为牙买加当局采取的行动可能意味着这次任务的失败，如果牙买加当局得知我违反了该岛的中立原则，那么他们将不会允许我继续前行。如果这些人是英国士兵该多好啊！不过，我的担心很快就消除了。马车夫与他们小声交谈一阵之后，我们又开始上路了！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一栋房屋前停了下来，屋内微弱的光线映出了房子的轮廓。等待我们的是一顿丰盛的晚餐。军政府的人都坚信人应该无所顾忌地大快朵颐。他们首先给我的是一杯牙买加朗姆酒。虽然我们在九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行进了将近七十英里，途中换了两班人马，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疲倦，只觉得这杯朗姆酒是那么令人愉快！接下来就是相互介绍。从隔壁房间走进来一个高大、精壮，看上去十分果断的人。他留着一脸络腮胡，有一只手少了一根拇指；这是一个在紧急关头可以依赖，任何时候都值得信任的人。他的眼神流露出正直、忠诚，显示出他具有高贵的灵魂。他是一个西班牙人，曾经去过古巴，在圣地亚哥的时候因为不满西班牙旧制度，所以被砍掉了一根指头并遭流放。他叫赫瓦西奥·萨维奥，负责护送我找到加西亚将军，把信送达。其他人是受雇来带我离开牙买加的——还有七英里的路程要走——其中一个人例外，他将做我的“助手”，或者说勤务兵。

休息了一个小时后，我们继续前进。离开那座房子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我们又听到一阵哨声。停下马车，我们下了车，走进一片甘蔗地，在地里悄悄地穿行了大约一英里路，来到一个毗邻海湾的椰子果园。在离岸五十码远的地方，一条小渔船在水面上轻轻地摇摆着。

突然，小船上亮光一闪。这一定是一个报时信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弄出一丝声响。赫瓦西奥显然很满意船员的警觉性，回发了信号。我向军政府雇来的人表达了谢意，然后趴到一名涉水过来的船员的背上，他背我上了船。至此，我完成了给加西亚送信的第一段旅程。

上船后我才发现，为了压舱，船上堆了很多大石头。还有一捆一捆长方形的东西，显然是货物，但是还不至于影响船的前进速度。不过，船长赫瓦西奥加上两名船员，再加上我的助手和我，以及石头和货物，船上所剩的空间就很小了，待着很不舒服。我告诉赫瓦西奥，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航行到三英里限制区以外的海域，因为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我实在不想再领受英国人的热情招待了。他回答说，我们不得不用桨划船绕过海岬，因为狭窄的海湾里风力太小，无法扬帆航行。不过，我们的船还是很快驶出了海角，迎着一阵微风扬起船帆。于是，我的第二段行程开始了。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出发之后我曾有过十分焦虑的时刻。如果我在距离牙买加海岸三英里的限制区内被捕，那么，我的名誉将受到严重损害。如果在距离古巴海岸三英里以内的区域被逮住，那么，我的生命将危在旦夕。我唯一的朋友就是这些船员和加勒比海。

向北一百英里就是古巴海岸，西班牙轻型驱逐舰在那儿巡逻，舰上装备着小口径枢轴炮和机关枪，船员们都佩有毛瑟枪——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装备比我们船上的要先进得多，我们船上都是些到处能捡到的杂七杂八的小武器。一旦和某一艘驱逐舰相遇，我们几乎没有脱险的可能。但是，我必须成功，我必须找到加西亚，把信送给他！

我们的行动计划是，日落之前一直待在距离古巴海岸三英里以外的海域，然后趁夜色快速扬帆航行或者划船进入，掩藏在某个珊瑚礁后面，在那儿等到天亮。如果我们被抓，由于身上没有任何文件，我们的船很可能被击沉，敌人什么也不会问。装满石头的船很快就会沉入水底，就算有人发现了我们的尸体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现在是清晨，空气清爽宜人，经过长时间旅途劳顿的我正准备睡一觉休息休息，突然，赫瓦西奥一声惊呼，我们一下子全都站了起来。几英里外，一艘要命的轻型驱逐舰径直向我们驶了过来。

一声西班牙语厉声喝令下，船员们降下了船帆。又是一声喝令，除了赫瓦西奥，其他人都躲到了舷缘下。赫瓦西奥悠闲地靠在舵柄上，使船头和牙买加海岸保持平行。“他也许会以为我是一个从牙买加来的‘孤独的渔夫’，从而放我们走。”这位舵手沉着冷静地说。

事实果真如此。当驱逐舰与我们靠近到能听见彼此说话声的时候，那位鲁莽的年轻指挥官用西班牙语冲赫瓦西奥喊道：“捕到什么东西没有？”

我的向导也用西班牙语回答道：“没有，可怜的鱼儿今天早上不上钩！”

如果那位海军少尉候补军官——或者是其他什么军衔的人——能够稍微聪明一点，把船横靠过来，那么他无疑能“捕到什么东西”，我也就不可能写下这个故事了。

等驱逐舰离开我们有一段距离之后，赫瓦西奥命令船员重新升起船帆，转身对我说：“如果先生觉得累了想睡觉，现在就可以尽情放松自己了，我想危险已经解除了。”

即使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有什么事情发生，对我也没有造成任何干扰。事实上，我以为，只有热带炙热的阳光能把我从摇摇晃晃的床垫上叫醒，否则我会一直睡下去。但叫醒我的却是古巴人，他们对自己的英语引以为豪，却用西班牙语向我问好：“你好，罗文先生！”

阳光一整天都很灿烂。整个牙买加被晒得通红，看上去就像镶在翡翠座上的一块巨大的宝石。青绿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往南，牙买加岛的坡面上一片片葱绿，但是北面的天空却一片阴暗。一块巨大的云团笼罩着古巴，我们焦急万分地注视着乌云，却看不到丝毫云破天开的迹象。不过，风开始刮了起来，而且在几小时内风力越来越大。我们正好可以加速前进。赫瓦西奥在舵柄旁愉快地和船员们开着玩笑，嘴里吞云吐雾，看上去就像个火山喷气孔一样。

大约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乌云散尽，马埃斯特腊山脉——古巴岛的主山脉——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尽显其美丽与壮观。这就像掀起遮布，将一位艺术大师无与伦比的绘画杰作展现在了你的面前。在这里，色彩、人群、山峰、陆地和海洋交相辉映，融为一体，壮丽辉煌。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也找不到类似的美景，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八千英尺高的山峰竟能如此葱茏，而且还有雄伟的城垛绵延数百英里！

但是，我的惊叹并没能持续多久。赫瓦西奥开始收帆，打断了我欣赏这炫目神秘的景象。我问为什么，他回答道：“我们现在离战区比我预想的要近。不论大海是波涛汹涌还是风平浪静，我们都在驱逐舰的战区内。所以不管是好是坏，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开阔水域。再往前走，我们就要冒被敌人发现的危险，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冒险。”

我们匆匆忙忙检查了一下武器。我只带了一把史密斯—韦森左轮手枪。于是，他们发给我一支看上去挺吓人的来复枪。我也许能用它开上一枪，但是，我真怀疑它是否能继续放出第二枪。船员们和我的助手都配发了这样一件吓人的武器，除了领航员，他坐在座位上照看船首三角帆。我此次任务执行过程中真正严峻的时刻即将来临。到目前为止，所有事情都算容易，相对也比较安全。而现在，危险正在向我们逼近，而且是关乎生死的危险。被抓住就意味着死亡，意味着给加西亚送信的失败。

我们距离海岸大约还有二十五英里，可是看上去似乎近在咫尺。直到午夜时分，三角帆才重新扬起，船员们开始用桨划着浅滩的海水前行。这时，一个浪头恰逢其时地在最后抬了一下我们的船，一股强大的作用力将我们推进了一个隐蔽而宁静的小海湾。我们摸黑把船停在距离海岸五十码远的地方。我建议大家立刻上岸，但是赫瓦西奥说：“先生，无论在岸上还是在海上都有我们的敌人，我们最好还是待在原地不动。如果有驱逐舰试图来打探我们，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撞上我们刚刚经过的水下珊瑚礁，那时我们就可以上岸了，借助葡萄架的掩蔽，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行走。”

像雾一样笼罩在海天相接处的热浪已经开始慢慢地散去，大片的葡萄、红树林灌木丛和荆棘树开始展现出来，差不多一直延伸到海水边上了。很难清楚地看见每一件事物，但是，太阳似乎不想让我们对周围的大自然感到更加迷惑，灿烂地升上了古巴的最高点——图尔基诺峰。刹那间，万象更新，迷雾消失了，笼罩在山脚灌木丛中的黑影不见了，拍打着海岸的灰色海水也奇迹般地变成了奇妙的绿色。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光明战胜了黑暗。

船员们已经在忙着往岸上搬东西了。看见我默默地站在那儿，神色迷茫——因为我正在想着一位诗人写的几句诗：

黑夜的蜡烛已经燃尽，

欢快的白天踮起脚尖站在雾霭茫茫的山顶上。

这位诗人写这首诗时，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和现在相似的场景——赫瓦西奥轻声对我说：“那是图尔基诺峰，先生。”

不过，我的幻想很快就结束了。货物已经卸完了，我被送上岸，船也被拖到了一个小海湾里，然后倒扣过来藏进了丛林中。这时候，一群衣衫褴褛的古巴人围聚到我们上岸的地方来了。他们从哪儿来，如何得知我们是自己人的，这些问题我一点也不明白。毫无疑问，他们之间已经交换过某种暗号了，他们是来当挑夫的。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当过兵，有些人身上还有被毛瑟枪的子弹击中留下的疤痕。

我们上岸的地方好像是从海岸通往丛林的各条道路的交会点。向西大约走一英里，一股股小烟柱正从植被中袅袅升起。我听说这些烟柱是从“制盐场”，也就是古巴难民熬盐用的锅中冒出来的，他们从恐怖的集中营逃出来后就躲藏在这些深山里。

我的第二段“行程”到此就结束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危险，然而，从这一刻起，将有更多的危险等着我们。西班牙军队正在大肆搜捕古巴人，由号称“屠夫”的韦勒率领的部队，无论对武装人员还是对从集中营中出逃的难民——即使他们手无寸铁——一经发现，决不留情。我知道，余下的路途将充满艰险，但是，我无暇考虑这些，我必须立刻上路！

这个地方的地形很简单，向北有一片大约绵延一英里的狭长平地伸向内陆，被丛林覆盖着。大家要做的事就是开路，而且也只有土生土长的古巴人才能在这迷宫一样的路网中开路。很快，炎热的天气就令我难以忍受，那些同行的伙伴让我很是羡慕，他们身上没有穿一件多余的衣服。

我们继续向前行进。很快，大海和高山都被遮住看不见了，甚至彼此之间也看不清楚，茂密的树叶、蜿蜒曲折的小路和炽热的薄雾很快便遮挡住了一切。太阳的炙烤把这片丛林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炼狱，尽管我们无法透过遮天蔽日的绿色看见太阳。不过，当我们渐渐远离海岸，走近那些山丘的时候，丛林开始被一片更广阔但植被没有先前那么茂密的绿林取代。

不久，我们来到了一块林中空地，在那儿找到了几棵果实累累的椰子树。椰子汁既新鲜又凉爽，犹如一剂灵丹妙药，滋润了我们干得冒烟的喉咙。可惜，我们不能在这个舒适的地方逗留太久。还有几英里的路程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在天黑前翻越几个十分陡峭的山坡，到达另一块隐蔽的空地。很快，我们就进入了一片真正意义上的热带雨林。在这儿，我们的行程要稍微轻松一些，因为有空气流动，尽管不易觉察，但是却让人觉得呼吸顺畅了许多，也更加神清气爽。

从波蒂略到古巴圣地亚哥的“皇家公路”横穿这片森林。当我们接近公路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同伴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了丛林中，很快就只剩下我和赫瓦西奥两个人了。我转身想问他一个问题，却看到他将一根手指放在唇上让我噤声，并示意我准备好来复枪和左轮手枪，紧接着他也隐身进了树丛中。

我很快就明白了他这些奇怪举动的原因。耳边响起了马蹄声，西班牙骑兵所佩带的短刀发出的“咔嗒咔嗒”的声音，偶尔还有命令声传进我的耳朵里。要不是同伴们的警觉性高，我们恐怕已经走上公路，正好与敌军正面遭遇！我扳起来复枪的击铁，将史密斯—韦森左轮手枪准备就绪，紧张地等待着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随时准备着听到枪声响起。然而，并没有枪声传来，我的同伴又一个接一个地回来了，赫瓦西奥和几个人最后才出来。

“我们分散开是为了万一被发现时能麻痹敌人。我们分开在公路沿线一个较大的范围，这样，一旦开火，敌人就会误以为是我们埋伏起来发动的武装袭击。这本来应该是一次成功的袭击。”赫瓦西奥带着遗憾的神色补充说，“不过，任务第一！”他笑了笑，“娱乐第二！”

在起义军经常经过的小路旁，大家有个习惯：他们会生点儿火，将一些红薯埋在热灰里烤。如果有队伍经过，饿了的队员就可以拿出来吃。那天下午，我们就碰到了这样一个火堆。每个人都吃到了一个烤红薯，然后，我们埋了火堆，继续前进。

吃红薯的时候，我想起了革命时期的马里恩和他的战士们，他们打仗的时候也这样吃过东西，于是，我的脑海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既然马里恩和他的部队能够取得胜利，那么这些古巴人也能取胜，因为他们同样被争取民族自由的精神鼓舞着，这种精神曾经激励了我的祖国的爱国先辈们。想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就是送信给他们的将军，尽可能促成我的国家的士兵来为他们作战，从而能够帮助这些努力奋斗的人，一种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到达那天行程的终点时，我注意到了一些穿着很奇怪的人。

“这些是什么人？”我问。

“他们是西班牙军队的逃兵，先生。”赫瓦西奥回答道，“他们从曼萨尼约逃出来，他们说是因为无法忍受饥饿和长官的残暴虐待才出逃的。”

目前这种情形，逃兵有时候是有价值的。但是，在这荒山野岭中，我宁愿与他们保持距离。谁敢保证他们当中不会有人在什么时候溜出营地去向西班牙军队报告：有个美国人正在穿越古巴，很明显是在向加西亚将军的营地进发。难道敌人不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我完成任务吗？于是，我对赫瓦西奥说：“仔细盘问这些人，确保我们在此逗留期间不让他们离开营地！”

“是，先生！”他回答道。

幸好我发出了这样的命令，才得以顺利完成任务。事实证明，我认为可能会有某些逃兵跑出去，向西班牙将领报告我的行踪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虽然无端猜测那些逃兵中有人会知道我的任务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但是，我的出现却足以引起两个人的怀疑——他们最终被证实是间谍，而且差一点就刺杀了我。这两个人决定当晚离开营地，穿越丛林到西班牙前线去报告消息：有个美国军官正被护送着穿越古巴。

午夜过后不久，我被哨兵的质询声惊醒，紧接着听到一声枪响，几乎与此同时，一个黑影出现在我的吊床边。我一下子跳了起来，落到吊床另一边。这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影，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第一个人就被砍刀砍倒在地，这一刀从他的右肩一直贯穿到肺部。可怜的家伙在临死前告诉我们，他们商量好了，如果他的同伴没能逃出营地，那么他就要杀掉我，不管我负责的是什么计划，都要阻止我完成。哨兵开枪打死了他的同伙。

第二天直到很晚，我们才备齐了所需的马匹和马鞍，可时间已经太晚了，我们无法继续前进。我因为耽搁了行程而焦躁不安，但却无济于事。

马鞍比马还难弄到。我有些不耐烦了，于是问赫瓦西奥：“为什么非得用马鞍而不直接骑马上路呢？”

“加西亚将军正在围攻古巴中部的巴亚莫城，先生。”他回答道，“我们要走相当远的一段路才能到达那儿。”

这就是我们必须找到马鞍和马饰的原因。一个同伴看了看分给我的马，很快帮我装上了马鞍。在四天的骑行过程中，我对向导的先见之明越来越佩服。要是我不用马鞍直接骑在马背上，这将意味着我要遭受一次残忍的酷刑。不管怎样，我都要称赞一下这匹马，套上马鞍和马饰后真是一匹精神抖擞的骏马，美国草原上任何一匹精心饲养的马都与之相去甚远。

离开营地后，我们沿着山脊行进了一段距离。如果是一个不熟悉路径的人，他肯定会在这迷乱的荒野中陷入绝境。但是，我们的向导似乎对这些蜿蜒的小路了如指掌，仿佛自己正走在宽阔的大路上一样。

我们刚刚离开一座分水岭，开始从东面山坡往下走时，突然碰到一群小孩和一个白发披肩的老人向我们问好。队伍停了下来，长者和赫瓦西奥交谈了几句，接着，森林中响起了“万岁”的呼声。这是在为美国欢呼，为古巴欢呼，为“美国代表”的到来而欢呼。这真是感人的一幕。我始终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知我的到来的，但是，消息在丛林里飞快地传开，我的到来让这个老人和这群小孩十分高兴。

当晚我们在亚拉宿营，一条河流流经我们宿营的山丘。我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地带潜伏着危险。这儿建有许多战壕，为了在西班牙军队从曼萨尼约攻打过来时防守峡谷。在古巴历史上，亚拉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名字，因为在1868—1878年的十年战争中，第一声对自由的呼唤就是从亚拉这座小镇发出的。他们让我把吊床挂在一座战壕后面，顺便说一下，这座“战壕”其实并不是战壕，而是一堵齐胸高的石墙。我还注意到，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招来一名卫兵，一整夜都在站岗放哨。赫瓦西奥不想让我的任务出现任何闪失。

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攀登马埃斯特腊山的一个支脉，山峰从马埃斯特腊山脉向北延伸，形成了这条河流的东岸。我们沿着风化了的山脊向前行走。危险就隐藏在低洼处，我们很可能遭遇埋伏、枪击，或者被西班牙机动部队切断去路。

我们要涉过多条小河，堤岸笔直陡峭，我们开始不停地上上下下、攀高爬低。在我的一生中曾经看到过许多野蛮对待动物的场景，但都不及这一次残忍。为了让这些可怜的马走下峡谷然后再爬上去，我们必须使用超乎想象的刑罚手段。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我必须把信送给加西亚。在战争期间，当成千上万人的自由都处于危急关头，几匹马遭点罪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很同情这些牲畜，但是现在没有时间多愁善感。让我感到十分宽慰的是，我所经历的最艰难的一天骑行总算结束了。我们在希瓦罗森林边缘的一幢小屋前停了下来，它被包围在一片玉米地当中。屋椽上挂着刚宰杀的新鲜牛肉，厨师正忙着在户外为“美国代表”准备美餐。

有人已经通报了我的到来，为我准备的大餐包括新鲜的牛肉和木薯面包。

刚刚吃完丰盛的大餐，忽然听到一阵喧闹的骚动，从林边传来说话的声音和踢踏的马蹄声。原来是里奥斯将军参谋班子里的卡斯蒂略上校到了。他以训练有素的军官风度代表他的首长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首长预计将于第二天早上到达。然后，他又跳上马背，身手就像运动员一样敏捷，用马刺使劲策马，像他来时一样，风驰电掣般地离去。

他的欢迎让我确信，我的确是在一名经验丰富的向导的带领下前进。

第二天早晨，里奥斯将军来了，与他同来的还有卡斯蒂略上校，他送给我一顶标有“古巴生产”的巴拿马帽子。

里奥斯将军有“海岸将军”之称。他的皮肤非常黑，显然具有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血统，走起路来像运动员一样步履轻健。在他管辖的范围内，西班牙军队没有一次突袭能取得成功，他随时都准备好了迎战。他的情报来源和直觉都十分神奇。转移那些躲藏的家属，给他们提供给养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是他却顺利完成了，可想而知，预先得知敌军的活动情报有多么重要。西班牙人采取的对策就是进入森林对他们进行扫荡，如果一无所获，就将整个地区夷为平地。与此同时，里奥斯将军却采取游击战术，他的部队常常对西班牙队伍进行乱射，有时候能对敌人造成极大的杀伤效果。

里奥斯将军另外派了两百名骑兵护送我。我们排成一列纵队前进，如果此时有人能看到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队伍相当壮观。必须承认，我们是一支训练有素、行动迅速的队伍。我们再度进入森林，隐蔽在马埃斯特腊山的绿树浓荫里。这条路相对来说要平坦一些，但是间或也横亘着堤岸陡峭的水道。山路都很窄，我们经常会撞上树干，被刮破皮肤，还得不停地清理掉到马背上的东西。令我惊叹的是，向导的步伐依然十分稳健。我处的位置通常是在队列中间，但是我很想走近去看看队首打头的那位壮汉，于是在下一个水道交叉处，我策马向前去，对他仔细观察了一番。他是一个黑人，皮肤简直黑得像炭一样，名叫蒂奥尼斯托·洛佩兹，是古巴军队的一名中尉。他能在人迹罕至、枝繁叶茂的森林中探索出路径。他使刀的本领简直令人叹服。一路上，他为我们在丛林中开路，蛛网一般的藤蔓被他稳健的刀劈下后纷纷倒向两边，封闭的空间变成了开放的空地。他看上去就像永不知疲倦似的。

4月30日晚上，我们到达了里奥布埃河，这是巴亚莫河的一条支流，距离巴亚莫城二十英里。我们刚刚把吊床拉好，赫瓦西奥脸上就带着满意的笑容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就在这儿，先生！加西亚将军就在巴亚莫，西班牙人正在向考托河下游撤退。他们的后卫部队在考托河内河码头。”

我急于和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于是建议连夜赶路。但是，经过一番讨论，大家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

在我们的重大事件日程表上，1898年5月1日这一天是“杜威日”。当我在古巴的森林中沉沉入睡的时候，这位伟大的海军将领正在科雷希多岛冒着枪林弹雨朝马尼拉湾艰难行进，去摧毁西班牙舰队。就在那天我给加西亚送信的途中，他击沉了西班牙战舰，武力逼近菲律宾首都。

那天一大早我们就上路了。我们沿着通往巴亚莫平原的山坡上的一层一层的梯田往下走。这片辽阔的土地因为荒废多年，现在看上去就像未曾有过人烟似的。坎德拉里亚被焚毁的农场留下的黑色废墟，无声地诉说着西班牙的战争手段。我们终于进入了平原地带。之前，我们在荒野中骑马走了一百多英里，几乎看不出一点人类曾在这片大自然惠赐的地方生活过的痕迹，原先的热带花园如今已杂草丛生。穿过足以让我们的队伍隐身的疯长的野草，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忍受着难耐的酷热，我们就这样一直向前走。但是，一想到我们的目的地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们的任务快要完成，所有的不适都抛在了脑后，就连筋疲力尽的马儿好像也感受到了我们的期盼和热望。

我们找到了通往曼萨尼约—巴亚莫的皇家公路。在那儿碰到了许多衣衫褴褛但却兴高采烈的人，他们正急匆匆地往城里赶。这些快活的人叽叽喳喳地交谈着，不禁让我想到了在我们途经的丛林中尖叫的鹦鹉。他们这是在返回自己被驱逐出去的家园。

骑马从河东岸的帕拉勒约到城里很近，这本来是一座拥有三万人口的城市，但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大约只有两千人的小村庄。它被一排碉堡包围着，西班牙人曾经在河两岸建了许多碉堡。当我们来到这儿，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些堡垒，袅袅升起的烟让它们愈发引人注目。这些火是古巴人进入这座坐落在曾经繁荣昌盛的河谷中的昔日大都市时点燃的。

我们在河岸边迅速列好队，等赫瓦西奥和洛佩兹与守卫交谈之后我们开始继续前进。行至中游，我们停下来饮马，自己也休息了一会儿，为我们最后的冲刺——将一个掌握着古巴战争命运的军官送到胡卡罗—莫龙铁路线的东边——积蓄力量。引用当天报纸的话说：“古巴将军们称，罗文中尉的到来激起了整个古巴军队的极大热情。”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加西亚将军面前。

这段漫长的、艰辛的、危险重重的，随时都可能失败，随时都可能送命的旅程终于结束了。

我成功了。

我们来到加西亚将军的指挥部前，一面古巴国旗在大门上斜插的旗杆上轻轻飘荡。在这种环境下，以这种方式见到自己受命要见的人让我感到十分新鲜。

我们排成一行，同时下马，立正。加西亚将军认识赫瓦西奥，于是他上前走到门口，获准进入。很快，他就和加西亚将军一起回来了。将军热情地欢迎我，并邀请我和我的助手进去。将军将我一一介绍给自己的部下——他们都穿着洁白的军装，佩带着随身武器。将军向我解释，他之所以来晚了，是因为他们对赫瓦西奥从牙买加的古巴军政府那里带来的关于我的证明文件进行了必要的审查。

幽默无处不在。军政府写来的信件将我称为“密使”，而翻译人员却将之翻译成了“自信的人”。吃完早饭，我们开始谈论正事。我向加西亚将军解释说，我的任务纯粹是军事任务——我离开美国的时候带来了外交国书；美国总统和作战部急欲了解有关古巴东部战局的最新消息（另外有两名军官曾经被派往古巴中部和西部，可惜他们都没有到达目的地）。美国急需了解的情况包括：西班牙军队占领区的形势；西班牙军队的状态和人数；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性格特征；西班牙军队的士气；整个国家和各个地方的地形、通信状况，尤其是路况。简而言之，他们需要了解任何与美国作战部署有关的资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加西亚将军对作战计划的建议，是联合作战还是分开作战，以及美军和古巴军队如何配合。另外，我还告诉加西亚将军，我们政府也很希望了解古巴军队在以上方面的信息，或者将军看看能够提供些什么情况。如果与他的计划不矛盾的话，我愿意跟随古巴军队一起去亲历战场，将军可以给我安排一个他认为合适的身份。

加西亚将军沉思片刻，然后和所有部下一道退了出去，只留下他的儿子加西亚上校和我待在一起。大约三点钟的时候，将军回来告诉我，他决定派三名军官和我一起回美国。这三名军官都是土生土长的古巴人，训练有素，久经考验，非常了解自己的国家，并且他们此次身份特殊，可以回答我们可能提出来的任何问题。就算我在古巴待上数月，恐怕也未必能做出如此完整的报告，而且现在时间非常宝贵，美国政府越早获得情报，对双方就越有利。

他进一步阐明，他的士兵需要武器，尤其是大炮，这在攻击碉堡时非常重要。弹药也十分短缺，由于他们现在使用的许多来复枪口径不一，因而很难弄到充足的补给。他想，如果能用美国的来复枪重新装备一下他的军队也许更好，那样的话问题就简单多了。

和我们一同走的有赫赫有名的科利亚索将军、坎尔南德斯上校、别塔医生——他非常了解古巴岛乃至整个热带地区的疾病情况——另外还有两名熟悉北部海岸的水手；倘若美国决定为古巴提供所需的军事装备，那么他们将在返回的征途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那天能继续说下去吗？我还能再问一些问题吗？还能再问一些其他的问题吗？我连续赶了九天的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地形，我真希望能有机会仔细看一看周围奇特的环境。但是，我的回答犹如他的问题一样果决。我简洁地答道：“遵命，长官！”为什么不呢？加西亚将军以他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快速适应各种状况的能力，已经为我免除了好几个月的无益辛劳，并且还可以使我们国家获得有关这个岛现状的详细情报，和古巴人民自己掌握的情报一样详尽，当然也不会比敌人掌握的情报差。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们为我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招待会。五点钟招待我们吃了临行前的最后一顿晚餐。宴会结束时，我被告知护送我的人已经在门外等候了。我走到街上，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队伍里并没有我原来的向导和同伴。我请求见赫瓦西奥，于是赫瓦西奥和其他从牙买加来的队友一起走了出来。赫瓦西奥想和我一起走，但是加西亚将军不同意，因为南方海岸需要他们效力，而我将从北方返回。我向将军表达了我对赫瓦西奥和他的船员们，以及从马埃斯特腊山要塞征召过来的那些骑兵的感激之情。一个真正的拉丁式拥抱后，我走过去，上马。当我们的马向北方疾驰而去的时候，三阵欢呼声腾空响起。

我终于把信送给了加西亚将军！

送信给加西亚将军的路途上虽然危险重重，但相比我返回美国的行程，它却重要得多。现在，战争已经爆发，西班牙人非常警惕，他们的士兵在海岸上到处巡逻，每一个海湾和海口都有他们的舰船把守，他们堡垒里的大炮随时准备着毫不犹豫地向任何违反战争规则的人开火。在敌人的领域内，不管我是出于何种目的来到这儿，他们都会把我当成间谍。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死亡，绝难逃脱。

同时，我还没有将大海和天气可能产生的恶劣因素考虑在内，很快它们将向我证明，成功不仅仅是完成一次远航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必须努力，并且一定要取得成功，否则我的使命将无果而终。战争的胜败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就取决于这次任务能否圆满完成。

我的同伴和我一样也有这种油然而生的忧虑，因而当我们穿越古巴向北行进时十分小心谨慎。我们绕过西班牙军在考托河内河码头的阵地——那里是河上交通的要津，至少对炮艇来说是这样——直至到达水瓶状的马纳蒂港。港口对面有一座巨大的堡垒，大炮林立，守卫着入口。万一西班牙士兵知道了我们的到来，我们就彻底完蛋了！不过，也许正是我们的胆大妄为拯救了我们。谁能想到，像我们这样身负如此重任的“敌人”会选择从这儿上船？

我们搭乘的是一条小船，容积为一百零四立方英尺。船帆是由麻布袋拼接成的，口粮只有煮熟的牛肉和清水。就是这样一条小船将载着我们远航，而且我们还真的向北扬帆航行了一百五十英里，到达了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的拿骚市。想象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在敌人的海域里航行，敌人的快艇和装备精良的驱逐舰在四周巡逻，而我们乘坐的却是这样一条小船！但是，正所谓“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这是我们圆满完成任务的唯一办法。

显而易见，这条小船无法承载我们六个人。于是别塔医生只好骑着马和护送人员一起返回巴亚莫，而剩下的五个人则准备向西班牙大炮发起挑战，乘着这条用麻布袋做帆、比一叶轻舟大不了多少的小船与西班牙炮艇斗智斗勇！

正当我们决定出发的时候，狂风暴雨骤起，海上一时间波涛汹涌，使得我们不敢贸然出海。然而，就算原地等待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现在正是月圆时期，一旦暴风将云层吹散，我们的行踪就会暴露。但是，命运之神眷顾了我们！

十一点钟的时候我们上船了。因为只有五个人，船在水里行进得很顺利。凌乱的云层迅疾地从月亮前飘过，一会儿遮住我们，一会儿又将我们暴露。我们四个人划桨，一个人掌舵。经过堡垒时我们并没有看到它，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没有被发现吧。但是，也不难想象大炮张着黑洞洞的大嘴随时准备向我们开火的画面。我们继续艰难跋涉，随时等着听到大炮的轰鸣声和“嗖嗖”的枪声！我们的小船就像一只蛋壳一样在海里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好几次差点翻船。但是，我们的水手熟悉航道，我们的麻布袋船帆也经受住了考验，于是，很快我们就仿佛在穿越“荒无人迹的草原”一样，开始勇往直前了。

极度的辛劳让我们十分疲倦，而且总是从一个浪头划到另一个浪头，非常单调乏味，我竟然直端端地坐着睡着了。但是，没睡多久，一个巨浪袭来，我们的船几乎灌满了水，差点翻了船。从那一刻起，再也没有谁能睡上一会儿了。我们不停地舀啊，舀啊，一整晚都在往外舀水。突然，太阳穿过薄雾出现在地平线上，我们浑身都被海水浸透了，筋疲力尽，看到阳光不禁高兴万分！

“有一条船（一条蒸汽船），先生们！”舵手大喊。

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万一是一艘西班牙战舰怎么办？那将意味着我们在劫难逃。

“两条，三条，见鬼！十二条船！”舵手大叫着，其他同伴也跟着他叫了起来。难道真是西班牙舰队？

还好不是！是桑普森海军上将的战舰正全速向东驶去，去攻打波多黎各的圣胡安！

我们大大松了口气！

那天一整天我们就在烈日的炙烤下一直舀啊，舀啊。然而，大家都没有睡意，谁也不敢放松紧绷的心弦。尽管有美国军舰出现，但是西班牙炮艇也有可能躲过他们的警戒，若果真如此，他们就可以追上来抓住我们。夜幕降临在我们五个精疲力竭的人周围。疲累几乎要将我们击垮了，但是我们绝不能歇一下。随着黑夜的降临，海风再度刮了起来，随着风力越来越大，波涛开始翻滚。于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小船沉下去，我们又开始不停地舀水，舀水，舀水。一直到第二天，5月7日早晨十点钟左右，我们看见巴哈马群岛安德罗斯岛南端的柯利群岛的那一刻，才终于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十分高兴地上岸休息了片刻。

那天下午，我们赶上了一艘采集海绵的大帆船。船上有十三名黑人船员，这些黑人说一种古怪的方言，我们一点也听不懂。但是，手势是通用的语言，很快我们就协商好了换船。这艘船上带着几口生猪当食物，而且还带了一架手风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听到手风琴的声音了！当时我已经疲累到了极点，然而手风琴刺耳的声音却让我难以入眠。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绕过新普罗维登斯岛东端时被检疫官员抓住，关在了霍格岛上，他们的借口是我们得了古巴黄热病。

但是，第二天，我给美国总领事麦克莱恩先生捎了个口信，于是，在他的安排下，我们于5月10日获释。5月11日，“无畏”号帆船开到了码头，我们上船，再度开始了航程。

当船到达佛罗里达群岛后面时，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风停了，5月12日，一整天小船都无法航行。不过，到了晚上微风吹起，因而5月13日早上的时候，我们已经顺利抵达了基韦斯特。

那天晚上，我们坐火车到了坦帕，然后在那儿换乘火车前往华盛顿。我们按预定时间准时到达，我向战事秘书拉塞尔·A.阿尔杰做了汇报。他听了我的陈述后，让我带着加西亚将军派来的人去向迈尔斯将军汇报。接到我的报告后，迈尔斯将军给战事秘书写了一封信：“我推荐美国第十九步兵团一等中尉安德鲁·S.罗文为陆军中校。罗文中尉进行了一次古巴之行，与起义军及加西亚中将取得了联系，为美国政府带回了非常重要和宝贵的情报。这是一项极度危险的任务，我的意见是，罗文中尉完成了战争史上非常少见的一次英勇无畏的英雄壮举。”

大约在我回来一天之后，我在迈尔斯将军的陪同下参加了一次内阁会议。会议结束时，麦金莱总统向我表达了祝贺和感谢，感谢我把他的愿望传达给了加西亚将军，并高度评价了我的工作。

“你表现得非常勇敢！”他最后说道。这件事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我不仅完成了一次任务，而且完成了一个“不追问为什么”、只服从命令的军人应该完成的任务。

我把信送给了加西亚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