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结

本章可以说是先秦至两汉哲学思想的总论，不但对先秦“百家争鸣”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诸子百家及其代表人物以及他们在哲学上争论的主要问题都作了简明的阐述，而且也对两汉时期哲学争论的主要问题作了扼要的说明。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繁荣局面的出现，既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大变革的反映，也是夏、商、周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晶。

从哲学上看，所谓“百家”，主要是指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以《黄老帛书》和《淮南子》为代表的黄老之学。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争论的主要问题有礼法之辩、古今之辩、义利之辩、名实之辩、人性之辩、力命之辩和天人之辩等。两汉时期是中国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哲学继先秦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汉代学者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一主线，从不同的层面展开了天人、力命、形神、性情、义利和知行的辩论，从而把中国哲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诸子出于王官”论是汉代学者提出的，它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近现代学者梁启超、胡适、冯友兰、钱穆等人均对它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对这一有影响的说法应重新审视，作出具体的分析。“诸子出于王官”论，肯定先秦“百家争鸣”的“私学”同周代“官学”在文化继承上有一定的联系，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离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制度大变革这一社会背景，只是从文化联系上寻求它的根源，则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同时，把诸子百家不加区别地统统说成是源于一定的“王官”，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附会之说。在对“诸子出于王官”论的评价上，钱穆先生的观点还是比较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