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待儿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及其在教育、家庭、刑事制度中的运用
- 何海澜
- 10741字
- 2020-08-27 16:03:30
三、作为一项权利的确立
尽管儿童最大利益的标准源自英美(Anglo-American)家庭法,但实际上,英国并不是儿童最大利益最忠实的拥护者,儿童最大利益的表述在英国法中或多或少更像是徒有外表的门面。相对于英国而言,美国在早期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标准创立的过程中起到了更显著的作用,美国独特的法律文化使得儿童最大利益的标准广泛地在西方世界传播。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美国通过判例法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亲子法和收养法领域的地位,逐步形成了当代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具体的评判标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也从最初的家庭法领域,拓展到少年司法领域乃至整个儿童法领域,并且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项儿童权利。下文将择拣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判例进行介绍。这些判例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具体标准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分析判例,有助于我们了解这项原则在国内法中确立的初衷及其最初的含义,这也将有助于我们在后文现代人权法的框架下,深入理解这一原则的含义与功能。
(一)在亲子法中的确立
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国家庭将孩子作为家庭劳力和收入来源的需要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迫切。改革者与博爱主义者们所确信的浪漫主义思想,即童年应当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应当充满快乐,儿童具有与成人不同的需要,[81]使得儿童在母亲充满感情色彩的意念中,被赋予更多的保护与关爱。法律上那些不被承认的非婚生子女,在工业革命中处于不利境地的孩子们,也都被纳入社会福利的考虑之中,儿童的最大利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成为美国法的要素之一。[82]
1815年,发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Commonwealth v.Addicks案,[83]是美国19世纪早期具有代表性的体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被滥用的案件。两位年龄分别是9岁和12岁的女孩,其父母于三年前离婚。当时,法庭考虑到孩子年龄尚幼,依据幼年原则将监护权判给了母亲。三年后,父亲向法庭提出变更抚养权的请求,理由是母亲在婚姻存续期间的私通行为构成道德沦丧,所以,孩子与母亲生活不符合孩子们的最大利益,也不利于她们未来对道德概念的理解。母亲对孩子的监护权据理力争,她的辩护人申辩道:法庭三年前将抚养权判定给母亲时,已经获知母亲的私通行为。尽管当时主要基于幼年原则,将监护权交予母亲,但生活环境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对于孩子的最大利益来讲至关重要。[84]孩子的母亲在加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年少时,奉母亲之命与几乎互不认识的前夫成婚。婚后她发现二人在年龄、习惯、教育、个性等方面差距悬殊,难以共同生活。母亲的私通行为的确应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不可否认,在母亲的照料之下,孩子们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呵护,并且这种照料也体现在道德教育方面。[85]母亲除了有私通的污点外,在抚养子女方面没有任何失误。相反,孩子的父亲具有暴力倾向,倘若他们随父亲搬到纽约,将不再受到本庭的监管,这才是对她们的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86]
在这样的情形下,法庭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法庭的判决关乎孩子们对其父母不幸婚姻的道德判断,如果法庭允许孩子们与母亲继续生活在一起,是否意味着法庭对母亲私通行为的默许?[87]尽管母亲不幸的个人经历可怜可叹,但她已经在基本的道德伦理上铸下无可挽回的错误,法庭认为无论如何母亲的私通行为不能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考虑到孩子们正处于分辨是非道德的关键时期,未来三年的教育对她们尤为重要,很可能对她们一生的命运起到决定性作用,最终,法庭还是将监护权判给了父亲,认为孩子需要懂得婚姻誓约的神圣。法庭建议父亲切勿粗暴地将孩子从母亲身边带走,避免以任何暴力来惊吓孩子或由母亲来完成抚养方式的转变。同时,法庭也明确地表示,未成年兄弟姐妹一同生活成长,是儿童最大利益标准的一部分。[88]
Commonwealth v.Addicks案被认为是第一起应用儿童最大利益标准的判例。[89]该案中,婚姻誓约的神圣性以及抚养者的行为对孩子道德的教育和影响构成法庭判决的依据。起初,儿童的最大利益是幼年原则适用的基础,尽管幼年原则确立了一种母亲优先的推定,但这种推定很容易被母亲的不胜任或不适合推翻。尽管对母亲私通行为的指责,在任何有关儿童最大利益的裁断与争夺中都是对监护人资格的致命一击,但母亲的失误对孩子的道德和教育环境是否真正造成负面影响尚未确定,同时,父亲的暴力倾向是否可能对孩子造成实质上的伤害也未可知,而法庭还是偏执地仅以母亲私通的理由作出最终裁决。[90]由此可见,儿童最大利益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有被任意决定的可能。
继Commonwealth v.Addicks案之后,1834年,发生于马萨诸塞州的Commonwealth v.Wales Briggs案有效地阐释了任何亲权都建立在维护儿童利益的父母义务的基础之上。本案中,母亲宣称因为父亲过度放纵,所以将孩子带离其居所,并提出离婚。经过对具体事实的核查,法庭发现父亲的行为不构成过度放纵或行为不当,不足以构成母亲提出离婚的充分理由。[91]法庭认为任何父母权利都应当以其维护子女利益的义务为前提,[92]即便采用幼年原则也务必以儿童最大利益为依据。根据不足的离婚并不利于儿童的成长,母亲在没有充分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与丈夫分居,并将孩子带离婚姻居所,已经构成孩子不能与她共同生活的正当理由,法庭据此剥夺了母亲的监护权。[93]
1870年,伊利诺斯高等法院根据国家宪法对人的权利进行规定,通过O’Conner v.Turner案,确立了对儿童保护的正当程序。[94]内战后期(Post-Civil War)人权的概念也适用于儿童。伊利诺斯的立法允许将14岁的男孩监禁在芝加哥的一所改教学校。孩子的父亲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对孩子的监禁表示反对。将儿童囚禁在改教学校被认为不合乎宪法规定,并且也不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95]一些学者认为O’Conner v.Turner案强调的是儿童受到正当程序保护的权利,而另一些学者则主张本案所产生的影响是司法对“儿童的需要”概念的拓展。[96]
“儿童需要”往往意味着与母亲在一起生活,但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利益在其未来公民身上的拓展,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可以服务于国家利益,由此引发了一场儿童权利运动。[97]1840年以后,儿童权利保护的思想开始在美国萌发。1844年纽约郡的Barry v.Mercein案,[98]标志着儿童开始作为与父母平等的权利主体,其最大利益作为一项权利资格与父母的(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公平对抗。[99]在该案中,父母双方自愿分居,母亲带女儿回到孩子外祖父的居所居住。起初,美国纽约南区巡回法庭基于父权优先的考虑,不止三四次签发人身保护令,将处于幼儿期女儿的抚养权判给父亲。但在复审中这一决定又被撤销了,法庭两次拒绝签发人身保护令,认为监护权不应通过人身保护令而被移交给父亲,其理由是此案适用幼年原则对儿童利益的益处显然要优于适用父权优先原则。[100]七年后,此案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复审,最高法院明确肯定了州法院为儿童最大利益作出的最终判决,[101]认为法庭没有合理理由为父亲颁发人身保护令,并且指出他们也没有管辖权来更改判决。[102]Mercein v.Barry案在美国早期有关儿童权利的案件中可算是首屈一指。法庭对此案的处理使得法庭在亲子案件领域树立起具有公信度的权威,并曾经一度掀起最大利益原则的风潮。[103]这一判例将儿童置于具有一定自由意志的权利主体的地位,而不再被当作完全由成人来决定其利益的被动客体。同时,区分儿童的自由权利与儿童的利益也尤为重要,儿童利益不是人身自由问题,却关乎儿童的照顾和成长。因而,有关儿童利益的立法机关、社会各方,特别是父母,都应承担起维护儿童最大利益的积极义务。
到19世纪末,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有很大发展。一些学者甚至相信这项原则开始取代父母的权威,并逐渐削减亲权在法律中的分量。儿童权利主体地位的确立使得儿童的意愿成为儿童最大利益的要素之一,由此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即儿童最大利益标准的分析究竟立足于权利,还是立足于利益?1875年,在肯塔基州发生的Ellis v.Jesup案中,[104]法庭认为13岁是一个孩子可以自己作出决定的年龄,因而法庭不能够违背儿童本人的意愿将监护权判给其父,儿童的意愿对本案的裁决起了决定作用。[105]随后,1886年弗吉尼亚州的Merritt v.Swimley案中,法庭正式确立了在抚养权纠纷中应当首先考虑儿童权利的论断,由此,儿童的意愿便成为儿童最大利益标准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106]
无论儿童的最大利益是否是一个权利概念,可以肯定的是,儿童的利益如今已被法庭作为裁判监护权案件的主要考虑因素,儿童利益的地位甚至已经超越家庭中的亲权。自1877年发生于俄亥俄州的Clark v.Bayer案以后,儿童的最大利益逐渐成为法庭裁判监护权最主要的标准,自此,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美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其中,1881年经堪萨斯高等法院判决的Chapsky v.Wood案尤为引人注目。此案的重点不再局限于通过限制父母的权利来确保儿童的利益,而是将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监护权裁定唯一的考虑,在必要时,彻底摒弃父母的权利。当一个孩子已经由养父母尽职尽责地照管多年,法庭是否承认生父的抚养权,取决于哪种抚养方式能够确保并增强孩子的利益和福祉。生父的权利和多年来以父母的方式抚养孩子的人的权利都应当被考虑到。也许多年来代替亲生父母照顾孩子的人的权利,在法律上还不能构成一项亲权,但是他们多年来承担照顾、抚养孩子的重任。在孩子婴儿期时所经历的艰辛,为其付出的劳力、心力是不能够以金钱来衡量的。孩子在他们的呵护下,度过了快乐而幸福的童年时光。法庭不仅应对他们的忠诚给予公正、恰当的评价,他们所付出的辛劳,以及对孩子的成长和利益保护起到的积极作用,都应得到尊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的未来无法预知,法官唯有依据公理良知来判断如何才能促进孩子的福利。最终,儿童的最大利益还是战胜了亲权,法庭判定监护权由养父母来行使。[107]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确立儿童最大利益作为一项法定标准,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有关儿童法律实践的不断积累。儿童的利益与其生父生母密切相关,用法律来促进和睦的家庭生活,确保国家未来公民的健康成长,需要国家重视亲子方面的立法标准和司法裁量权的限制。在19世纪,这些标准不再囿于父亲的权利,母亲的权利也包括其中。同时,儿童的最大利益是父母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前提,父母作为儿童的监护者,必须具备培养国家未来公民的能力,因而父母监护子女的能力和资格也必须接受司法的评估和监督。
(二)在收养法中的确立
在新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社会福利政策将济贫院的孩子们以及无人收容的孩子们的利益考虑在内。19世纪中期,美国出现了有关收养的成文法。美国的首部收养法于1851年在马萨诸塞州通过,[108]这部立法强调的是被收养儿童对父母的需要,[109]主旨在于确保儿童的最大利益,并为以后其他各州的收养法确定了基调。1855年马萨诸塞州的立法规定,父母是否有渎职行为,是否平等、公正地处事,孩子是否幸福并享有福利等,都决定父母是否享有权利,包括监护权。[110]
对儿童最大利益的强调是美国收养法的主要特征,该法在有关儿童的法理学领域掀起了巨大的浪潮。与罗马法传统不同,美国的收养模式和框架是依据儿童最大利益的这项新标准来制定的。罗马法将收养作为确立家族继承人的一种方式,而美国法则是寻求一项制度来改善被忽视和无所依靠的孩子的生存状况,继承仅仅是附带的考虑。美国法与英国法也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英国法依然依循罗马法的传统,其收养制度仍是以继承为目的的。美国的成文法迅速跳出了罗马法概念的窠臼,一改以往罗马法将维持家族传统的连续性作为主要目的做法,将儿童的福利作为法律的主要考虑。[111]
由于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基础,美国法的收养观念是,收养是为孩子找到一个适合的家庭,而不是为一个家庭来寻找一个合适的孩子。这种异于经典的罗马法、普通法的收养观不仅是美国家庭法发展的基础,如今也成为世界各国仿效的标本,即通过以儿童为中心的收养方式创生一种新的家庭关系,这一新的家庭关系将模仿、复制存在于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关系之中。[112]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之后,儿童的最大利益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家庭法的法理学的基础,它同样成为少年刑事司法法理学的基础。[113]殖民地时代,社会对儿童的关切在于,认为儿童需要家庭,并应被给予关爱,这样的思想引发了一场关于解救流浪儿童、违法少年以及受压迫童工的拯救儿童运动。人们认为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的方法应当是将违法少年重新转变成儿童,这样的方法建立在浪漫主义以及博爱主义的信念之上,即认为健康的童年是正常成年生活的基础。健康的童年生活只有在家庭环境中才能找到,或者以一种能够给予儿童依靠和保护的方式来代替家庭。儿童可以通过生活在一个家庭或者能够替代家庭的环境中逐渐回归其原本天真无邪的本色。通过重新成为家庭中父母的子女,而重拾真正的童年生活。在这样的信念之下,儿童纯洁且需要保护的形象,在确定有关儿童刑事责任的事项上被采纳。[114]同时,出于让孩子得到拯救,重新回到正常的家庭环境中的理念,几乎贯穿少年司法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从拘禁到安置处理,似乎都是在维护儿童最大利益的思想之下。[115]可以说,少年司法的基础就是儿童最大利益,尽管少年司法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儿童最大利益的标准是什么。
纵观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确立的历史,可以看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形成过程,是不同标准的博弈过程,是儿童权利与其他权利冲突与抗争的过程,其中,既有与父权优先的抗争,也有与母权优先的抗争。同时,怎样认知、判断和保护儿童的最大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取向和认识水平。
[1]“罗马‘城邦’在很长的时期中压制着较小的群体……无论是内部关系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还是外部关系,罗马国家都尊重这一特有的自主权以及家长的重大权力。在整个真正的罗马时代,罗马私法就是‘家父’或家长的法。”[意]彼德罗·粤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2]“在历史时代区分不同的支配权和权利[对人的支配权(potestas)、夫权(manus)、财产权(mancipium),对物的所有权(dominium)和其他权利],它在最初时代被归纳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单位。”[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3]罗马法根据人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将家族成员分为自权人和他权人。“自权人”不受家父权、夫权、买主权支配,“他权人”则受家父权、夫权、买主权支配。
[4]黄风:《罗马私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5][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9页。
[6][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1页。
[7]“我们一部分属于我们的国家,一部分属于我们的父母,一部分属于我们的朋友。”Appendix to C.S.Lewis,Abolition of Man(1944),United States: Simon & Schuster,1996.p.97.(quoting Roman,Cicero,De Off.I.vii).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 10,No 2,pp.337-376,at p.341.
[8]John T.Carroll,“ Children in the Bible”,http://www.highbeam.com/doc/1P3-71671559.html,访问于2011年12月12日.关于罗马帝国分裂到基督教的国教化的历史转变,参见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山东人民出版2007年版,第16-24页。
[9]《以赛亚书》(Isaiah)54:13描述了对子孙后代的保护:“汝之子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诲,汝之子女必享平安。”《以赛亚书》(Isaiah)66:13:“母亲怎样宽慰孩子,我也同样宽慰你们……”《申命记》(Deuteronomy)30:19:“选择生命,你和你的孩子将可活。”《申命记》(Deuteronomy)32:46:“…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玛拉基书》(Malachi)(公元前五世纪希伯来先知)4:6:“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子女,子女的心转向父亲……”
[10]《申命记》(Deuteronomy)4:9:“…总要传授于你的子孙,你的子子孙孙。”《申命记》(Deuteronomy)6:7:“汝当孜孜不倦地将戒律教授于你的子孙。”《申命记》(Deuteronomy)11:19:“汝当将上帝之言语教授于汝之子女。”《诗篇》(Psalms)34:11:“来吧,众子,侧耳倾听于我,我将对主的敬畏教授予你。”《诗篇》(Psalms)78:4-6:“要求父母向下一代传达他们的教义。”《箴言》(Proverbs)10:1:“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令母亲担忧。”《箴言》(Proverbs)20:11:“孩童的行为,是纯洁,是正直,都能显明他的本性。”《箴言》(Proverbs)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箴言》(Proverbs)22:15:“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箴言》(Proverbs)23:13:“不可不管教孩童,你若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箴言》(Proverbs)23:22:“你要听从你的父亲,即便你的母亲年迈,也不可以藐视他。”《箴言》(Proverbs)29:15:“杖打能增加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蒙羞。”《旧约传道书》(Ecclesiastes)12:1:“当你年幼…当记念造你之主。”《约珥书》(Joel)1:3:“你们要将此传予子,子传予孙,孙传予后代。”
[11]《申命记》(Deuteronomy)14:1:“你们是耶和华的儿女,神的儿女。”《以赛亚书》(Isaiah)11:6:“孩童要引领他们(禽畜)。”《诗篇》(Psalms)8:2:“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吮乳的口中汲取的力量,使得敌人和复仇者哑口无言。”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 10,No 2,pp.337-376,at pp.341-342.
[12]《马太福音》(Matthew)7:11:“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良物给儿女…”《马太福音》(Matthew)18:6:“凡使这信我的一人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颈项上,沉在深海里。”9:37:“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歌林多后书》(2 Corinthians)12:14:“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以弗所书》(Ephesians)6:4:“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子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歌罗西书》(Colossians)3:21:“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去志气。”《提摩太前书》(1 Timothy)3:12:“执事只要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子女和自己的家。”《提摩太前书》(1 Timothy)5:10:“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约翰一书》(1 John)5:1:“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13]《马可福音》(Mark)7:10:“…当孝敬父母…”《马可福音》(Mark)13:12:“…与父母为敌…”《以弗所书》(Ephesians)6:1~3:“…听从父母…”《歌罗西书》(Colossians)3:20:“…听从父母…”《提摩太前书》(I Timothy)3:4:“…听从父亲…”。
[14]《马太福音》Matthew 11:25:“…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马太福音》(Matthew)21:16:“…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路加福音》(Luke)10:21:“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15]《马太福音》(Matthew)5: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Matthew)18:2-3:“…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模样…”《约翰福音》(John)1:12:“…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子女。”《约翰福音》(John)12:36:“…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罗马书》(Romans)8:14,16:“…称为神的子女…”《罗马书》(Romans)9:26:“…称他们为神的儿子…”《歌林多后书》(Corinthians)6:18:“…作神的儿女…”《加拉太书》Galatians 3:26:“…是神的儿子…”《加拉太书》(Galatians)4:5-6:“…叫我们享用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Hebrews)12:7:“…这表明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约翰一书》(1 John)3:1:“…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子…”
[16]《约珥书》(Joel)2:28:“…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诗篇》(Psalms)127:4-5:“…子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诗篇》(Psalms)128:3:“…子女围绕你的桌子,就好像橄榄栽子。”《箴言》(Proverbs)17:6:“子孙位老人的冠冕…”《箴言》(Proverbs)20:7:“…他的子孙是有福气的。”《箴言》(Proverbs)31:28:“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马太福音》(Matthew)19:14:“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可福音》(Mark)10:14:“…让小孩子到耶稣这里来…”《马可福音》(Mark)10:16:“耶稣抱着小孩子…”《使徒行传》(Acts)2:39:“应许给你们的子女…”(describing promises to children)《希伯来书》(Hebrew)2:13:“…神赐予我的子女。”
[17]《创世纪》(Genesis)33:5:“…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的…”《创世纪》(Genesis)48:9:“…这是神赐给的儿子…”《约书亚记》(Joshua)24:3:“…使他的子孙众多…”Psalms 113:9:“孩子为无法生育的妇女成为一位母亲而祈福”《诗篇》(Psalms)127:3:“…所怀胎儿是神的赏赐…”《以赛亚书》(Isaiah)8:18:“…耶和华所赐的子女…”
[18]《申命记》(Deuteronomy)5:16:“当照耶和华汝神所嘱的孝敬父母,使你获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汝神所赐汝之土地上得以长久。”《诗篇》(Psalms)27:10:“我父母遗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stating God receives children forsaken by parents)《箴言》(Proverbs)8:32:“…谨守我道者,便为有福。”《以赛亚书》(Isaiah)40:11:“…神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马可福音》(Mark)10:14:“…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使徒行传》(Acts)2:39:“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以弗所书》(Ephesians)6:2:“要孝敬父母,使你们获福,在世长寿。”
[19]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 10,No 2,pp.337-376,at pp.342-343.
[20]《新约全书》中,《约翰(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Gospels)记载,耶稣是“孩子的朋友”。
[21]“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妨碍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郑告于你们,凡若不能如孩童般接受神国者,断不可进入。”《马可福音》Mark 10:14-15 (Rev.Standard).
[22]Philippe Aries,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translated by Rober Baldick,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62,p.128.
[23]参见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山东人民出版2007年版,第24-33页。
[24]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 2,pp.337-376,at p.343.
[25]Peter Judson Richards,“ The Christian Origins of the Law”,The Claremont Institute,http://www.claremont.org/writings/021606richards.html,访问于2011年12月12日。
[26]Philippe Aries,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translated by Rober Baldick,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62,p.129.
[27]Philippe Aries,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translated by Rober Baldick,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62,p.110.
[28]参见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 10,No 2,pp.337-376,at p.344.关于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的评论参见Peter Judson Richards,The Claremont Institute,“ The Christian Origins of the Law”,http://www.claremont.org/writings/021606richards.html,访问于2011年12月12日。
[29]Matthew 18:5,14(NIV).
[30]Proverbs 22:6(NIV).
[31]Claire Breen,The Standard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 Wester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New York: Springer,2002,p.35-37.
[32]Claire Breen,The Standard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 Wester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New York: Springer,2002,p.36.
[33]Claire Breen,The Standard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 Wester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New York: Springer,2002,p.37.
[34][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5]Claire Breen,The Standard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 Wester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New York: Springer,2002,p.36.
[36][法]让·雅克·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37]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 2,pp.337-376,at p.346.
[38]Claire Breen,The Standard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 Wester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New York: Springer,2002,p.40.
[39]国家监护主义由来已久。早期罗马法设立监护制度,是为了保护父系家族中被拟定的未成年继承人,防止未成年继承人对财产的管理不善,避免家族财产受损。家父权建立在继承财产的基础上,监护人无须承担照顾被监护人的义务。由于罗马法缺乏对监护人的信任,从罗马帝国时期起,国家监护开始逐步形成。这种国家监护模式在日后被各国法律制度所继承、发展。参见[委内瑞拉]帕特丽夏·扭特:《监护》,鲁叔媛译,《法治论丛》1991年第3期,第95-96页。
[40]Kathryn L.Mercer,“ A Content Analysis of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How Judges Use the Primary Caretaker Standard to Make a Custody Determination”,in William and Merry Journal of Women and the Law,Vol.5,Iss.1,1998,pp.1-149,at p.1,14.Eric A.DeGroff,“ Sex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s and the Accommodation of Familial Rights”,in Children’s Legal Rights Journal,Vol.26,2006,pp.21-45,at p.21.
[41]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46.
[42]王洪:《论子女最佳利益原则》,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5卷第6期,第31页。
[43]Lynn M.Akre,“ Struggling with Indeterminacy: A Call for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Redefining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Standard”,in Marquette Law Review,Vol.75,Iss.3,pp.628-672,at pp.634-635.
[44]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46.
[45]Claire Breen,The Standard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 Wester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New York: Springer,2002,p.40.
[46]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47.
[47]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355.
[48](1763)97 Eng.Rep.913,914(K.B.).有关人身保护令在当时英国的作用,参见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山东人民出版2007年版,第234页。
[49](1774)98 Eng.Rep.899(K.B.).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55.
[50](1789)29 Eng.Rep.274(Ch.).
[51](1789)29 Eng.Rep.276(Ch.).
[52](1789)29 Eng.Rep.276,277(Ch.).
[53](1789)29 Eng.Rep.283(Ch.).
[54](1804)32 Eng.Rep.762(Ch.).King v.De Manneville,(1804)102 Eng.Rep.1054(K.B.).
[55](1804)32 Eng.Rep.762,764(Ch.).
[56]Claire Breen,The Standard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 Wester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New York: Springer,2002,p.148.
[57]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48.
[58]4 S.C.Eq.Desau.(4 Des.)33-45(1809).
[59]2 D.C.(2 Cranch)520-523(1824).
[60]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p.361.note.149.
[61]“要完成这样一个生理机能的成长,或许花费若干年的时间便可达到,而智力和能力的发展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到了某个阶段,或者某种年龄,孩子们具备了力量和热情,却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来控制它们。他们或许非常敏感以至于易于冲动,有可能对未来或自己的人生规划毫不在意,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更适宜处于一种比法律更为直接的监管之下。”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50.and note 77.
[62]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61.
[63]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 of England,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p.441.
[64]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 of England,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p.635.
[65]Micheal Cretney,Judith Masson,Rebecca Harris,Principles of Family Law,United States: Sweet Maxwell,2001.p.636.
[66]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p.361-362.
[67]Joanne Ross Wilder,“ Religion and Best Interests in Custody Cases”,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Matrimonial Lawyers,Vol.18,2002,pp.211-234,at p.213.
[68](1836)111 Eng.Rep.922,922(K.B.).
[69]Joanne Ross Wilder,“ Religion and Best Interests in Custody Cases”,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Matrimonial Lawyers,Vol.18,2002,pp.211-234,at p.213.
[70]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p.361-362.
[71]Joanne Ross Wilder,“ Religion and Best Interests in Custody Cases”,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Matrimonial Lawyers,Vol.18,2002,pp.211-234,at pp.213-214.Joan B.Kelly,“ The Determination of Child Custody”,in The Future of Children,Vol.4,No.1,1994.p.121-142,at p.121.
[72]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8年版,第283页。
[73]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62.
[74]Anonymous(1851)61 Eng.Rep.260(Ch.).
[75]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note.165.
[76]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64.
[77]Danaya C.Wright,“ De Manneville v.De Manneville: Rethinking the Birth of Custody Law under Patriarchy”,in Law and History Review,Vol.17,Iss.2,1999.pp.247-307,at pp.248-249.
[78]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note.124.
[79]参见施慧玲:《家庭法律社会学论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69页。
[80]Danaya C.Wright,“ De Manneville v.De Manneville: Rethinking the Birth of Custody Law under Patriarchy”,in Law and History Review,Vol.17,Iss.2,1999,pp.247-307,at p.249.
[81]Claire Breen,The Standard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 Wester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New York: Springer,2002,p.42.
[82]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59.
[83]5 Binn.520(Pa.1815).
[84]5 Binn.521(Pa.1815).
[85]5 Binn.520-521(Pa.1815).
[86]5 Binn.520(Pa.1815).
[87]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note.134.
[88]5 Binn.520(Pa.1815).
[89]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59.
[90]Joanne Ross Wilder,“ Religion and Best Interests in Custody Cases”,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Matrimonial Lawyers,Vol.18,2002.pp.211-234,at p.212.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 2,pp.337-376,at note.140.
[91]33 Mass.(16 Pick.)203,205(1834).
[92]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61.note 151.
[93]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61.note 151.
[94]55 Ill.280,5(1870).
[95]David S.Tanenhaus,“ Between Dependency and Liberty: The Conundrum of Children’s Rights in the Gilded Age”,in Law and History Review,Vol.23,No.2,2005.pp.351-385,at pp.355-370.
[96]David S.Tanenhaus,“ Between Dependency and Liberty: The Conundrum of Children’s Rights in the Gilded Age”,in Law and History Review,Vol.23,No.2,2005.pp.351-385,at pp.370-379.有学者认为,人们对儿童权利的意识并没有这样早发生,人们对儿童权利的意识始自于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347 U.S.483(1954),并且In re Gault,387 U.S.1(1967)是第一个涉及儿童权利的判例。参见Theresa Glennon,Robert G.Schwartz,“ Foreword: Looking Back,Looking Ahead: The Evolution of Children’s Rights”,in Temple Law Review,Vol.68,No.4,1995.pp.1557-1572,at p.1559.
[97]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 2,pp.337-376,at p.368.
[98]Barry v.Mercein,25 Wend.64(N.Y.1840).
[99]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63.
[100]25 Wend.64(N.Y.1840).
[101]46 U.S.(5 How.)120(1847).
[102]46 U.S.(5 How.)103(1847).
[103]Kathryn L.Mercer,“ A Content Analysis of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How Judges Use the Primary Caretaker Standard to Make a Custody Determination”,in William and Merry Journal of Women and the Law,Vol.5,Iss.1,1998,pp.1-149,at p.20.
[104]74 Ky.403(1875).
[105]Ex Parte Reed,19 S.C.604,1(S.C.1883).
[106]82 Va.433,4(Va.1886).
[107]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notes.181-182.
[108]Mass.Gen.Laws Ann.ch.324 § 752(West 1854)
[109]Mass.Gen.Laws Ann.ch.324 § 752.
[110]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64.
[111]Stephen G.Post,“ Adoption Theologically Considered”,in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Vol.25,No.1,1997,pp.149-168 at pp.151-152.
[112]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49.
[113]Claire Breen,The Standard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 Wester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New York: Springer,2002.p.148.
[114]Claire Breen,The Standard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 Wester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New York: Springer,2002.p.20.
[115]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in Journal of Law and Family Studies,Vol.10,No.2,pp.337-376,at p.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