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精卫形象的特定精神内涵

从现存唐代文献来看，精卫基本是作为悲剧角色出现的，凡用精卫典故或取以类比的作品都呈现悲观的情调，只有晚唐聂夷中《客有追叹后时者作诗勉之》“精卫一微物，犹恐填海平”一联，出之以乐观笔调，是个例外。这在唐代只不过是偶然出现的别调，可是到宋代却被一再引申、发展为一种积极的意识，使精卫的志鸟形象得到突出。王安石《精卫》诗写道：“帝子衔冤久未平，区区微意欲何成？情知木石无云补，待见桑田几变更。”[323]诗虽先肯定了精卫填海之于事无补，但末句坚持等待沧桑变局的惘惘不甘，流露出不屈的信念和斗志。此外，贺铸《江夏八咏·赵佗石》云：“南津赵陀石，云是昔人舟。长怀精卫志，不拟长江流。”[324]邓肃《南归醉题家圃》云：“填海我如精卫，当车人笑螳螂。六合群黎有补，一身万段何妨。”[325]刘过《呈陈总领五首》其四：“商渠驰河河可凭，精卫填海海可平。物情大忌不量力，立志亦复加专精。”[326]陆游《后寓叹》：“千年精卫心平海，三日於莬气食牛。”[327]都在不同问题上作了同样倾向的发挥。其中比较有趣的是吕本中《精卫诗》，首先将精卫故事作了改造：“帝子女娃，往游不还。精卫求之，不敢有安。海流不改，汝堙不迁。”这样，女娃和精卫就变成两个人，精卫成了寻找女娃的不倦使者。然后以自己志道求学的好高骛远与精卫的笃志不迁相比较：“予学日远，子道日疏。有愧精卫，其谁与居。精卫之飞，不必戾天。子之不如，宁有智焉。”[328]尽管诗的百般譬说终不免给人牵强的感觉，但由此也可见精卫故事日益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人们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想到精卫，以精卫为理想的楷模。后来曾国藩《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十六首》其十一有云：“巨海茫茫终得岸，谁言精卫憾难填。”也表现了风雨飘摇的世局中那种镇定自若的气度。

精卫衔木填海的持志以恒，历史上唯有愚公移山的故事可以俦比，更兼填海恰与移山天然作对，因而精卫常作为志鸟形象与愚公对举，就像作为冤鸟形象与杜鹃对举一样：

愚公移山宁不智，精卫填海未必痴。（张耒《山海》）

愚公欲移山，精卫欲填海。嗟乎智力穷，山海元不改。（于石《感兴》）[329]

愚公将移山，自谓计已熟；精卫欲填海，可奈力不足。（谢应芳《过邹道卿先生墓有感》）[330]

愚公志移山，精卫思填海。山高海茫茫，心事金石在。（刘基《杂诗四十一首》其九）[331]

精卫填海水，世人笑其痴。十载变桑田，成功良在斯。愚公欲移山，意气亦如之。但恐人力短，不及鸟衔时。当时幸自坚，后人以为期。（周应辰《矫志诗》其三）[332]

填海衔木石，移山开路衢。既怜精卫苦，复笑愚公愚。（刘崧《赠萧自愚炼师》）[333]

填海有精卫，移山有愚公。决策自今始，有善吾其从。（顾清《经始方洲田舍有忧其难成者赋此答之》）[334]

填海应无力，移山更有心。愚公真号谷，精卫此何禽？（胡天游《填海》）[335]

文章中则有陈瓘《进四明尊尧集表》中脍炙人口的名句：“愚公老矣，益坚平险之心；精卫眇然，未舍填波之愿。殁而后已，志不可渝。”[336]谢枋得《与李养吾》也曾说：“子房不能存韩而归汉，孔明不能兴汉而保蜀，君子怜之。今日之事，视二子尤难。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取讪笑于腐儒俗吏、鄙夫庸人固宜。”[337]叶应骢《北园祠堂记》又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徒取其有志耳，焉求其必得哉？”[338]历代诗文中尚多，不遑枚举。

到南宋，因政治上的偏安局面时刻激励着士大夫图谋恢复的志气，精卫故事又与这特定的心境联系起来，形成精卫形象中一层特定的心态史内涵。刘克庄《精卫衔石填海》写道：

精卫衔冤切，轻生志可怜。只愁石易尽，不道海难填。幻化存遗魄，飞鸣累一拳。终朝纳芥子，何日变桑田。鹃怨啼成血，鸱沉怒拍天。君看尝胆者，终有沼吴年。[339]

尽管诗末用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表达对最后胜利的信念，但不可否认的是，精卫故事本身的悲剧性及前八句浓墨重彩的渲染，已使末两句的决心显得有气无力。这也很自然地预示了后来精卫成为亡国遗民的精神象征的趋势。林景熙《杂咏十首酬汪镇卿》其九云：“垂垂大厦颠，一木支无力。精卫悲沧溟，铜驼化荆棘。英风傲几砧，滨死犹铁脊。血染沙场秋，寒日亦为碧。惟留《吟啸》编，千载光奕奕。”[340]诗人还有一首《精卫》，写道：“形微意良苦，前身葬长鲸。天高不可诉，宿愤何时平？欲填东海深，能使西山倾。山倾海仍深，日夜空悲鸣。情知力不任，誓将毕此生。”诗末联融王安石“情知木石无云补”和韩愈“惟应尽此生”两句之意，宣示了绝望而又誓死不渝的志节。故章祖程评：“力微意坚，用心良苦；兴复之志，毕生不懈。读来笔笔可哀。”[341]

相比遗民林景熙来，文天祥更以自己的心血和生命谱写了尽忠报国、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而他的《自述》诗恰恰是以精卫来比拟自己永不低头的英魂：

赤舄登黄道，朱旗上紫垣。有心扶日月，无力报乾坤。往事飞鸿渺，新愁落照昏。千年沧海上，精卫是吾魂。[342]

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面对无可挽救的局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义无反顾地抵抗，以弱搏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与精卫精神最为吻合的英雄形象，简直就是精卫的人间化身。从此精卫就有了一种特定的寓义，与亡国臣民的哀歌联系在一起。

首先是俞德邻挽宋亡时抱幼帝蹈海的陆秀夫，开了用精卫比喻亡国臣民的先声：“杞国天将压，苍梧云正愁。龙胡垂可挽，鱼腹葬何忧。万死丹心在，千龄王气收。悬知精卫忿，今古不能休。”[343]末二句仿佛是个预言，后代无数歌咏精卫的作品都验证了它的先见之明。生当亡国的孤臣孽子，元好问《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二写道：“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344]同样借精卫表达了国变之际回天乏力的悲哀。李东阳《崖山大忠祠诗》四首歌咏宋元在崖山的最后决战，其三文字未涉及战事的惨烈，却用了精卫与杜鹃一对典故来咏叹宋朝的覆亡：

北风吹浪覆龙舟，溺尽江南二百州。东海未填精卫死，西川无路杜鹃愁。君臣宠辱三朝共，运数兴亡万古仇。若遣素王生此后，也须重纪宋春秋。[345]

精卫在这里成为壮志未酬、饮恨就戮的张世杰的化身，而杜鹃则是杜甫《杜鹃行》的杜鹃，暗喻帝子蹈海不归的幽魂，两个意象饱含亡国之际孤臣孽子的绝望和怆痛，说不出的沉重感伤。由此推而广之，凡与世运国难相关的英烈人物，如怀才不遇的辛弃疾，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岳飞，顽强抵抗、至死不屈的文天祥，乃至保守台湾的郑成功等，自然就与精卫的形象联系起来。明初张以宁过郁孤台怀辛弃疾云：“风云有恨古人老，天地无情流水东。精卫飞沉沧海上，鹧鸪啼断晚山中。”[346]王象春《谒岳武穆庙》云：“衰草寒烟日暮时，伤心瞻拜岳王祠。君王自得偷安计，臣子应班痛哭师。东海未填精卫死，南风不竞杜鹃知。由来和议非长策，千古英雄恨莫追！”[347]顾璘《岳坟》末云：“崖山海色连天尽，精卫空衔万古悲。”《拜岳武穆庙》末云：“海波东去崖山远，精卫千年恨未平。”[348]李炜《彭仲谋出其太仆公遗像并虔州殉难诸札感赠》云：“精卫难填空怨魄，刑天终舞作强魂”；“应与庐陵文信国，同留碧血在乾坤”[349]。边贡《谒文山祠》云：“花外子规燕市月，水边精卫浙江潮。祠堂亦有西湖树，不遣南枝向北朝。”蔡国琳《秋日谒延平郡王祠》云：“杜鹃血染王孙草，精卫冤含帝子花”；“零丁洋里叹零丁，吮毫欲续文山句。”[350]在这些诗句中，精卫都以它负荷的多重寓意强化了诗歌主题的悲慨、悲壮和悲剧色彩，寄托了“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无尽憾恨。

明清之交，社会的复杂矛盾和多重冲突，给士人心灵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体验，传统的伦常情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受到严峻的考验。随着对光复的绝望之情在诗文中得到更为深刻的表达，精卫形象也获得更完美的塑造。少年就义的才子夏完淳，有一首《精卫》诗，写道：

北风荡天地，有鸟鸣空林。志长羽翼短，衔石随浮沉。崇山日以高，沧海日以深。愧非补天匹，延颈振哀音。辛苦徒自力，慷慨谁为心。滔滔东逝波，劳劳成古今。[351]

《明诗综》所收此诗，文字略有异同，且多出两句。无论就哪个版本而言，“辛苦徒自力”一联都不能说很工稳，还带有少年未臻浑成境地的稚拙。不过，这却是我所见到的第一首通篇以精卫自比的作品：志长而力微，才大而难用，空有补天之心，却无时运相济！作者似乎已洞悉自己的悲剧结局，最终不能不在慷慨有余哀的悲凉声情中低徊不已。顺治四年（1647），随着不世之才夏完淳的英勇就义，清朝开科举征士，正式以中原之主的身份坐起了江山。志士顾炎武恪守母训，非但绝不出仕，还坚持以明遗民的身份，每年朝拜明陵。三十六岁那年，他写下杂言体诗《精卫》：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诗先设为问答，借精卫的答词剖明心迹，再以同样的衔木行为揭示当时趋附新朝者的苟求贵达。顾炎武的志节并不只限于每年的朝拜明陵，更令人钦敬的是他从二十七岁起就开始编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以待王者兴。一直到晚年，他都在不停地修订这两部巨著，用自己毕生的学术表达了“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的信念，让人觉得他就是茫茫利禄海上孤独的精卫。缪荃孙《题顾亭林画像》诗，这么描写他眼中的顾炎武：“厄运遭阳九，雄才冠大千。天开新世界，人是古英贤。精卫思填海，离骚欲问天。须眉真栩栩，曳杖总凄然。”[352]即便是如此雄才大略的顾炎武，仍不能摆脱“曳杖总凄然”的悲凉色彩，这也正是精卫形象固有的性格。朱鹤龄《精卫词》云：“移山驱石未足奇，精卫乃欲填天池。朝发发鸠暮沧海，口衔木石云中飞。飞来咯咯作人语，只为当年死水渚。大造何为产不平，海水万里摇空青。鞭挞日月无出沒，蹴翻蓬岛如瓶瓴。精诚自能开浩劫，仡仡力与天吴争。西山草木会有穷，怨气往来终不歇。天地沉冥沧海枯，帝女之灵乃可绝。”[353]此诗的构思虽不同于顾炎武，但所表达的决心和信念是相同的，这也许就是当时士大夫集体意识的具象化吧？

无论从原型批评或互文性理论来看，精卫神话在后世文学中的运用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但对它的理解和阐释，却很难在文学自身范围内完成，而必须推广到精神史的视野中。精卫神话自诞生以来，在不同语境中一再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填海的痴举使它的形象充满英雄气概，成为蕴含巨大精神内涵同时也存在多种解释可能的悲壮角色。虽然它直接表现的不过是一种不会有结果的努力或者说无谓的徒劳，以至于常不免有“可怜无补费精神”的感觉而引发不自量力的嘲讽或自哂。可是这渺小的、绝望的努力与意志的决绝、恒久所产生的巨大反差，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复仇决心，而且传达一种普济众生的悲悯情怀。这就使精卫弱小的形象成了勇于同命运抗争、百折不挠的人格力量的象征，也不可避免地折射出不惜为信念牺牲的殉道者的悲壮色彩。当改朝换代的陵谷沧桑之际，精卫的形象就自然地成为不屈而无奈的遗民心态的象征，满含悲壮绝望的色彩和沉重凄怆的情调。这多重的精神内涵使精卫成为一个闪耀着特殊光彩的神话原型，隐现在后代的文学中，并经常成为精神理想的化身，与华夏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疾恶如仇、知耻明志、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人定胜天的信念联系起来，给后人以长久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