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非均衡问题——从“搜寻摩擦理论”的视角

普通高校扩招政策已实施11年有余，伴随扩招政策的实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随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峻。研究者分析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学术观点层出不穷，有学者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出发，提出“高门槛”的高价劳动力市场和“低门槛”的低价劳动力市场，这给大学生在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正常流动设置了障碍。也有学者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非均衡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些观点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非均衡问题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这些理论最终无法解决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劳动力供求不匹配，进而导致非均衡状况的工作。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得主——戴蒙德、莫滕森和皮萨里德斯，在研究劳动力市场存在空缺职位而失业者又找不到合适职位的现象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从“搜寻摩擦”角度解释了劳动力市场供给不匹配状况。因而，从“搜寻摩擦”理论的角度分析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非均衡问题更为直接，有利于深入分析问题的实质。

鉴于大学生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本文试图从“搜寻摩擦”理论入手，结合清华大学本科生就业状况调研数据，从行为及心理因素方面分析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并展开相关分析，尝试以“内生性搜寻摩擦”概念来部分解释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非均衡状况。

（一）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内生性搜寻摩擦”

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阿罗-德布鲁范式）认为交易瞬时完成，因而不存在搜寻成本。在阿罗-德布鲁范式中，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有大量的买方和卖方，所有的参与者同时进行交易，他们可以毫无成本地进出市场，并且无需花费任何代价就可以取得所需的信息。在此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经典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在信息完备而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的。然而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信息不完备并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备和摩擦，是指劳动力供求双方发生的信息搜集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交易延迟或耽误。

因此，在信息不完备、存在摩擦的市场环境下，劳动力市场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寻找满足劳动力供求双方个体理性和利益相容的交易模式。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搜寻理论为加深对信息不完备、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逐渐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摩擦”理论。

劳动力“搜寻摩擦”理论认为，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匹配的过程中存在双边摩擦，双方为克服市场摩擦、完成匹配而付出搜寻、雇用、培训及其他成本。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关于工资发布等信息是不完全的，意图就业者搜寻和获得工作必须付出成本。意图就业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大致估计搜寻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以决定出去工作的心理底价或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即保留工资水平。此外，劳动力供给方的效用是工资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函数。搜寻工作这一行为可以为意图就业者带来未来工资收入，增进其效用水平，但同时放弃了闲暇时间，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又受到部分损害。理性的劳动者以满足效用最大化为目的，进而选择最优化的搜寻努力程度。因此，保留工资水平和工作搜寻努力程度是直接决定人们劳动供给行为的两个关键因素。保留工资水平越低，搜寻工作越努力，成功实现就业的概率就越大；反之，成功就业概率就变小。

由此可见，“搜寻摩擦”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侧重于微观分析，尤其重视对劳动力供给者的分析。因而，运用“搜寻摩擦”理论分析大学生就业市场非均衡状况时，就不能仅局限于经济周期、就业市场供求结构变动等外生性的“搜寻摩擦”因素，而更应该着重分析大学生自身内在性因素所导致的“搜寻摩擦”，进而反映大学生自身内在因素对就业市场均衡的影响。

本文希望运用劳动力市场“搜寻摩擦”理论，从“内生性搜寻摩擦因素”的角度，将大学生内在的行为、心理因素与就业选择相结合并分析由此体现出的内在性搜寻摩擦，以此作为切入点分析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非均衡状况的因素。

根据清华大学高淑娟教授组织的企业经营调查大学生就业工作以及后来所作的幸福经济学调查，本文拟从大学生性别与求职选择的相关性、大学生幸福感因素与求职选择的相关性、大学生性格开放性与求职选择的相关性这三个方面，去挖掘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的内在性搜寻摩擦。

1．大学生性别与求职选择的相关性

根据调查问卷的数据，男性大学生的就业选择与女性大学生有明显不同。见表2-5、图2-39和图2-40。

具体来说，性别与求职选择之间呈现以下几种现象：男性大学生的就业选择主要集中在国企和外企中，而女性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对外企的倾向性很强；就国企这个就业选择，男性的热衷度高于女性；就外企而言，女性的热衷度高于男性；而对公务员这个就业选择，女性的热衷度较男性而言更高一些。由此可见，性别因素在大学生职业选择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不同就业选择的热衷度不同，会导致不同性别大学生所愿意付出的相对搜寻成本（相对的搜寻努力度）不同，因而大学生在不同岗位的竞争力、企业在选择大学生时受性别结构影响的程度随之改变，这些便成为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的“内生性搜寻摩擦”，这些摩擦因素对就业市场产生扭曲，进而演变为就业市场的非均衡状况。

2．大学生幸福感因素与求职选择的相关性

调研将幸福感按其主导因素分为四种类型，即金钱主导型、社会主导型、个人心理主导型、学习成绩主导型。由数据分析（见表2-6）可以看出，金钱主导型大学生中，外企作为第一职业选择的比重最高，国企次之；社会主导型大学生中，公务员作为第一职业选择的比重最高，国企次之；个人心理主导型大学生中，外企作为第一职业选择的比重最高，国企次之；学习成绩主导型大学生中，国企作为第一职业选择的比重最高，外企次之。

由此可见，由于个人幸福感主导因素不同，其择业选择倾向就会有所不同，那么如同性别结构一样，既然个人幸福感因素会影响择业倾向，那么它就必然影响相应岗位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因此其在影响供求结构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竞争性、保留工资水平及搜寻努力程度等搜寻摩擦因素，成为又一种“内生性搜寻摩擦”因素，对就业市场均衡状况产生影响。

3．大学生性格开放性与求职选择的相关性

心理学家认为，性格特征最终体现为个人的言行举止等各方面的具象性特征。那么，性格特征必然会影响大学生的择业观念，进而影响求职选择。结合清华大学“幸福经济学”调研，本文简单将“遇到高兴或不愉快事情是否向别人倾吐”作为性格开放与封闭的区分标准，凡是选择向别人（家长、老师、同学等）倾吐的均视为性格开放型，选择“对谁也不说”的均视为性格封闭型。调研的相关数据显示，具有开放性格的大学生与具有封闭性格的大学生在就业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区别。图2-41和图2-42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反映了这一现象。

对比图2-41、图2-42可以看出，性格开放型的大学生除民企外，对国企、外企、公务员这三种就业选择的倾向性相当，对三者的偏好基本一致，没有很大区别。而性格封闭型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外企。由此可见，性格开放型大学生对不同职业的适应性较强，就业选择比较多元化。

此外，性格不同也会出现结果上的差异。那些性格较为开放的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中的选择余地较大，就业难度就会降低，搜寻成本也必然降低，由于竞争性、保留工资及特定岗位要求带来的搜寻摩擦大大降低，因而更有利于自身初次就业成功，增加就业市场中供求匹配成功的可能性，有利于大学生就业市场向着供求均衡方向发展；与此相对，性格封闭型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中的就业选择范围窄，无形中增大了自己就业的难度，使得自身求职过程中的搜寻成本增加，也使得岗位竞争性增强，从而导致搜寻摩擦增加，因而不利于自身初次就业成功，降低了就业市场中供求匹配成功的概率，加重了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非均衡状况。

由此，性格特征作为大学生自身的一种特性，对大学生择业难度及争取初次就业的努力程度有一定影响，也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非均衡问题的一种“内生性搜寻摩擦因素”。封闭型性格特征容易内生地增加搜寻摩擦，而开放型性格则可以减少搜寻摩擦。

以上实证数据的分析表明，大学生性别结构、幸福感主导因素、性格特征是影响大学生就业选择的三个重要内生因素，这三者都与搜寻摩擦有密切关系，三者都会因内生改变搜寻摩擦的强度而影响就业市场的供求匹配状况，进而影响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均衡状况。因而性别结构、幸福感主导因素、性格特征都是重要的“内生性搜寻摩擦因子”，必须纳入大学生就业市场“搜寻摩擦”理论的分析框架内，以使得该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更有效的政策影响。

（二）从搜寻摩擦角度看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非均衡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现状，而且非均衡问题随着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而日益突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应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降低，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工资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对降低。

其二，寻找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且摩擦性失业人数增长过快，搜寻摩擦因素增多，搜寻成本增加。

由上文“内生性搜寻摩擦”的分析可以推断，不仅清华大学，当下整个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除了存在较为普遍的结构性失业外，也存在较为严重的“搜寻摩擦”，尤其是“内生性搜寻摩擦”。这种双重影响导致了供求之间严重的不匹配，进而导致了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非均衡现状。

关于大学生就业市场非均衡的缘由，可以追溯到大学专业的志愿填报。根据麦可思的《2010大学生就业报告》，本科阶段的部分专业，根据其就业前景可分为“红、黄、绿牌”三大类专业（见表2-7）。

另据有关报道，近年来高级技工的需求出现巨大缺口。用人单位为完成工作任务，只能采取从别处借用的办法。在这种现象下应运而生一个名词——“灰领”。“灰领”是指具有较高的知识层次、较强的创新能力、掌握熟练技能的人才。月薪一般可达3000～5000元，而优秀的“灰领”月薪则高达万元。结合表2-7可见，红牌专业中的大多数专业，正是通常意义上的“热门”专业，考生趋之若鹜。而绿牌专业中多为“冷门专业”，培养的人才大多属于“灰领”。由此可见，就业市场的供与求，在高考考生决定其专业的那一刻起，就处于严重的非均衡状态，也体现出了供求信息之间的不对称状况。

大学生求职过程中存在的“搜寻摩擦”，可以在下列与求职相关的数据中得到一定的反映。

首先，大学毕业生求职花费，也就是搜寻成本有所上升。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的花费相比于2008届上升约1/10，“211”院校为1230元、非“211”本科院校为1138元、高职高专院校为1061元，求职难度有所增加。另外，毕业生每拿到一个工作录取通知，平均需要投出12份简历。图2-43反映了2007—2009届各类院校毕业生的求职成本的变动情况，显然，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求职成本有明显上升。图2-44反映了各类院校毕业生每拿到一份工作邀请所需投出的求职简历份数变化情况，显然，总体趋势是所投简历份数上升，搜寻摩擦加大，求职难度增加。

其次，在就业目的地的选择上，2009届“211”院校毕业生的首选就业城市主要是中央直辖市，占44%；非“211”本科院校以及高职高专毕业生的首选就业城市主要是副省级以上城市，均占45%。大城市就业市场规模大、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职业能力成长机会多，因此往往成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首选。图2-45反映了2009届各类院校毕业生的理想就业城市类型分布。根据调查，毕业生的实际就业城市类型主要集中在地级及以下城市。图2-46反映了2009届各类院校毕业生的实际就业城市类型分布。对比图2-45和图2-46可以看出，大学生就业城市理想选择与现实选择有较大出入，实际就业的城市选择多集中于地级及以下城市，而理想就业的城市选择则主要集中于中央直辖市。

最后，在对2009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内的离职率进行调查时发现，离职率分别是，“211”院校22%，非“211”本科院校33%，高职高专院校45%。离职的主要类型是主动离职（88%），离职的前三位原因是个人发展空间不够（31%）、薪资福利偏低（25%）和想改变职业和行业（13%）。图2-47反映的是2009届各类院校毕业生半年内的离职率。图2-48反映的是2009届大学毕业生的离职类型分布。图2-49反映的是2009届大学毕业生主动离职的原因分布。

从以上数据来看，半年内离职率较高，这说明当时求职时的供求匹配状况不良。这当然与宏观经济形势等引起的结构性失业因素相关，但也不能忽略求职过程中的“搜寻摩擦”因素，搜寻成本太高，搜寻难度加大，“被就业”现象严重。

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大学生就业市场中供求并不匹配。其中经济周期变动、就业市场供求结构变化确实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然而，2007届到2009届毕业生就业的相关数据及上文的分析表明，大学生就业市场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搜寻摩擦”。其中，大学生自身的“内生性搜寻摩擦”不容小觑，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非均衡现状，政策制定者不仅要采取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重视“搜寻摩擦”问题的解决。在“搜寻摩擦”问题上，必须区分“外生性搜寻摩擦”和“内生性搜寻摩擦”。为减小“外生性搜寻摩擦”，政府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为大学生和用人单位创造良好的就业市场。譬如，政府应当合理限制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加强对大学生就业的执法监督力度，减少用人单位的歧视倾向，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的权利。而要解决“内生性搜寻摩擦”问题，政府等外在措施的效果就不那么明显，关键要看大学生自身，大学生应该健全自己的人格发展，树立科学、多样化的择业观，减少择业时的地域歧视、行业歧视等不良因素，从而减少“搜寻摩擦”，降低就业难度。当然，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及学校应该重视并完善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体系，加大对就业指导中心的建设及经费、师资的投入，以更好地帮助大学生减少外生及内生性“搜寻摩擦”，降低就业成本，缓解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非均衡现状。

结语

近年来，经济学界关于宏观问题（如失业）的分析开始逐渐深入到微观领域，通过微观个体的分析去拓展分析问题的思路和角度，以期更好地解释经济现象。当下比较前沿的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理论便是借助于心理学等工具进行微观经济个体分析，从行为方式、心理倾向、性格特征等众多方面构建一套行为分析框架去解释相应的经济现象和投资问题。

本文通过大学生内在行为特征与就业选择问题的相关性分析，尝试提出“内生性搜寻摩擦”概念，试图对大学生就业市场分析理论进行一点有益的补充。尽管本文的数据量比较少，但是仍能反映一个重要问题：大学生内在的行为特征也是影响就业市场状况的重要因素，是影响大学生就业难度的重要因子。因而，要想改善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严重非均衡状况，降低大学生就业难度，大学生自身应该主动调整心态，适应社会需求。

（毛为 刘钥铭 夏广涛，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