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严经》与五台山

《华严经》的《菩萨住处品》说：“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清凉山，后称五台山，即以中国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对中国地名的如此明确称谓确实令人惊异，但其中也透露出一种消息：《华严经》形成的地点离中国不会太远。著名佛教史家吕澂先生指出，西域佛学和印度佛学有所不同。中国内地早期传译的佛经，大都是通过西域得来的。西域佛学的中心是流传大乘经典特多的于阗。有些印度佛经流传到于阗后，再向各地流传。在于阗流传期间，就有可能进行过修订和补充。《华严经》原本就出于西域，中国内地的清凉山就是该经在西域流行中编上去的。为什么说《华严经》原本出自西域呢？因为从佛教文献史来看，在印度只有《十地经》、《入法界品》、《兜沙经》、《普贤行愿品》等几种零部。一些印度佛教大师从龙树（约2世纪人）所作《大智度论》到寂天（约7世纪人）的《集菩萨学论》所引《华严》一类经典，也都没有超过上述几种零部。再者，从《华严经》的结构体裁来说，也和其他大部头经典不同。印度大乘经典如《般若经》、《宝积经》等都是集合许多思想相近的典籍组成的丛书，而《华严经》则是由七处八会（就晋译说，唐译本为七处九会），天上四处，人间三处，人神交杂，积累编排而成，形如章回小说，反映了与印度不同的异乡风格。第三，从《华严经》一类经典的翻译史来看，东晋时的佛驮跋陀罗（觉贤）译出60卷《华严经》以前，都只是一些独立的小品翻译，只是在支法领去于阗获得大部原本《华严经》之后，才有60卷的译本，也才有《华严经》之名。唐代80卷本《华严经》也是于阗沙门实叉难陀带来并重译的。印度本来没有《华严经》的原本，《华严经》是在西域于阗一带将各小品集为大品的。于阗即今新疆和田一带。佛教徒一向注重寻找幽静山林修炼，于阗僧人和内地来往频繁，对于内地山川地理，如层峦叠翠、气候凉爽、清静幽雅、景色宜人的五台山，是会有所了解的。他们为了向东方传播佛教的需要，很可能扩大菩萨住处，就以清凉山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了。

《华严经》的研究及其在五台山的流传有一段过程。佛驮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至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在建业（今南京）译出60卷本《华严经》，受到重视，当时参加协助翻译的僧人也开展了对该经的研究。后来也有人开讲《华严经》，设华严斋。一般佛教学者都把华严判为顿教，但是此经翻译出来后一直到南朝梁初，在南方研究者仍不普遍。至于北方，研究者则更为罕见了。自该经译出后约百年间，几乎没有研究华严的记载。只是华严学创始人法藏在《华严经传记》中说，有沙门灵辨头顶《华严经》入清凉山，礼拜文殊菩萨，经一年余，足破血流，肉尽骨现，用膝代步，以求感应。后拈笔造论，前后五年，于北魏孝明帝神龟三年（公元520年）得100卷，此事如属确凿，则《华严经》由此传到了清凉山。据《续高僧传》卷9《智脱传》载，此后并州一带善华严者有慧觉、颖法师，此外还有净愿、道璨、道贵等人，然其师承不明。

北方《华严经》研究真正出现转机，有赖于地论学家的宣传。北魏永平年间（公元508—512年）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和佛陀扇多译出《十地经论》。此论为印度大乘有宗世亲所作，是对《华严经·十地品》的论释，阐发了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地）。此论为学者所重，形成了地论学派。勒那摩提奉北魏宣武帝之命开讲《华严经》，其弟子慧光为律学大师，也是地论学派元匠，他强调《华严经》为正教之本，讲授作疏，不遗余力。慧光有一批大弟子也大力宣传《华严经》，形成研究“华严学”的热潮。这一热潮自南朝梁末迄至唐初，盛而不衰，它不仅对五台山佛教的兴盛有直接的意义，而且也预示着华严宗的即将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