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承载与内涵特征

中医药学具有独特的自然观、社会观、人体观，尤其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较大，其中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学说、元气一元论等，是其哲学理论基础和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的依据。中医药学是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以促进健康、防治疾病、提高生活质量为宗旨，对人给予从生到死的持续性关怀和照顾，是集生物医学、预防医学、社会医学、心理医学于一体的医学模式。它承载着天文、历法、人文、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秉承着优秀的中华文化，闪烁着中华文明的光辉。以中药文化而言，同样肇始炎黄、源远流长，医药典籍、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均有所载;市、农、工、商、生产、经营、流通使用与新旧媒体均有创造、发展和传播;历代文人骚客多有吟咏，并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与美妙的史话;政治思想与管理学家、经济学家、药学家为规范中药文化的发展，从监管、协调、合理应用等方面，还创造发展了大量安全有效的制度文化，其底蕴亦十分丰厚。

一、本草方药理论与应用文化

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补泻、归经、有毒无毒及七情配伍、用药禁忌、剂量、用法与煎药法度的选定，方剂的治法与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以及方药的命名、分类、释义、剂型选择、煎服应用法则等，均源自阴阳、五行学说，更源自天文、人文学说。

何谓四气?四气者，春夏秋冬、温热寒凉之气也，即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四时之主气。而温、热属阳，寒、凉属阴，用四时的主气诠释药性，是因为《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中均提出了“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强调“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及阴平阳秘的基本法则。五味者，酸、苦、甘、辛、咸是也，它是神农尝百草之滋味，知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亲身体验和总结。五味中，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亦属阴。并界定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四气(四性)与五味结合成性味理论，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与天地、时空、人体五脏六腑、形体、五官、五声、情志及自然界的五方、五季、五气、五化、五色、五臭、五音、天干、地支等，形成息息相通的对应联系，如《黄帝内经·素问》提出的“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等。

“升降者，天地之气交也。”升降浮沉的引用源于太阳运行与阴阳二气运行的四种状态，即升降出入。冬至阳气升，夏至阴气升;春分阳气出，秋分阳气入。阳气升，升于黄泉;阴气降，从天而降;阳气出，露于地面;阳气入，潜入地下。阴阳二气升降出入的圆周运行，被先贤界定在四个时令节点中，决定着万物生长收藏的四种状态:即冬至种子萌，春分万物生，夏至万物长，秋分万物成。万物的状态，会折射人体的状态。阴阳二气的升降出入会影响脉象、五脏、经络，也决定着疾病的形成。因此说，“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是自然而然的万物之理”。《黄帝内经》有云:“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说明依靠清阳和浊阴有规律的升降出入，才能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反之在病理情况下，由于“阴阳反作”及升降出入紊乱，则导致“清气在下，则生餮泄;浊气在上，则生䐜胀”。针对人体升降出入机能的紊乱，自然就产生了旨在调节这种机能紊乱的药物升降浮沉学说。其基本含义是指药物作用趋向，其决定因素是药物的性味、气味厚薄、质地轻重，以及炮制、配伍的变化。

归经之说，源于《黄帝内经》中“五入”“五走”的记载及《伤寒论》六经辨证用药理论，后世各有补充完善，其实质含义是指药物对脏腑经络或其作用部位的选择性作用，其依据是经络与脏腑学说、药物的特性与疗效。至于为什么沿用归十二经，为什么会是六条阴经、六条阳经，有人研究:是因为以每年12个月为论证经络的坐标，以十二月应十二脉，还有十二时辰、十二节气、十二经水，不多不少均为十二，是以五脏六腑以应天道。六条阴经、六条阳经，则源于脏腑表里配属关系，如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互为脏腑表里。

药物的有毒无毒理论，自汉代起即已同四气五味一样成为指导临床用药的基本原则。《神农本草经·序例》云:“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在正文中，则按有毒、无毒或毒性大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但在周代以前，从《黄帝内经》等典籍记述来看，则将所有药物泛称为“毒药”，如《周礼·天官冢宰》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之说，至于后世随着人们对药物认识的日益深化，以及历代医药家用药经验的积累，对药物有毒无毒的含义、标准与分类，则日至精准，各家论述或论争十分繁多。

方剂治法的形成，从历史观点来看，是历代医药学家通过临床实践，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总结深化而成，是“实践”飞跃成为医学理论的过程，体现着中华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积淀。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虽有方剂283个，但无方名和治法的内容，而《黄帝内经》则开展了治则与治法的研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辨证立法之先河，几乎在每首方剂之前均列出症状，或病名、病因，然后举出治法与方剂。后世诸家提出的化饮解表、调和营卫、助阳解表、和解少阳、急下存阴、辛开苦降、化气利水、温肾利水、回阳救逆、温阳化饮等许多行之有效的治法，都是从仲景创制的方剂中总结而出。金元时期，治法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四大医家中，刘河间主火、张子和擅攻、李东垣补土、朱丹溪养阴，对“治法”的形成和发展各有贡献，特别是为吐、下、清、补诸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清代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提出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即是在张仲景的温、汗、下、和四法的基础上，结合金元四大医家的吐、清、补(养)等法而成。李东垣所创的补中益气汤、当归补血汤、生脉散等名方更促进了补法的形成。升提中气、甘温除热、补气生血、益气生津、补气养阴固脱等法，既有中华和中医药文化内涵，又具有临床价值。张景岳根据仲景“肾气丸”的组方结构，提出“阴中求阳”“阳中求阴”论，并创制左归丸、右归丸等名方。清代叶天士、薜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病学派又创立了透热转气法、清暑益气法、豁痰开窍法、辛凉解表法，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治法体系和治法学说。

方剂组方原则:君臣佐使，是引入的封建社会政治体制建构中的配比原则。在封建社会，只有天子、诸侯可称君，辅佐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黄帝内经》对君臣佐使关系的描述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神农本草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宜摄”。明代何伯斋阐释谓:“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更明确地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症起主要作用的药物，可是一味或几味药;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兼症的药物，或是对兼病或兼症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的药;使药是起引经报使或起调和作用的药物。历代医药家留下的经方、时方、名验方，其组成均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长期临床实践验证中，按照中华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特点和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讲究君臣佐使的配比关系，既是为了平稳协调药物之间的关系，更是着眼于平衡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其文化内涵的核心即儒家所强调的“和”。

在众多的方药命名中很多都蕴含了阴阳及五行相生相克关系、时令主气、天干、地支等内容，特别有趣的是在方药名称中出现“一”“六”“九”的字眼很多，如一扫光、一把抓、一枝蒿、一柱天、一粒止痛丸、一粒珠、一捻金、一正膏、一清颗粒、六一散、六合定中丸、六灵解毒丸、六君子丸、六郁丸、六味丸、六味地黄丸、六味消痔丸、六和茶、六神丸、六神祛暑水、六神曲、六曲茶、九气心痛丸、九气拈痛丸、九分散、九仙散、九一丹、九一提毒散、九龙化风丸、九华痔疮栓、九华膏、九制大黄丸、九制香附丸、九制豨莶草药酒、九粒止咳化痰丸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一”“九”数字使用如此之多?因为“一”与“九”这两个数字源于十月太阳历，太阳历中“一”与“九”表示的还是两个重要节令，即冬至与夏至。冬至点，在洛书中位置在下在北，数理在一。夏至点，在洛书中位置在上在南，数理在九。“始于一，终于九”是洛书之数，洛书是讲天文历法的。在传统文化习俗中，人们均把“一”“九”视为大数，“一”之后可以无穷大，皇帝是九五之尊，神圣不可冒犯，故“一”“九”使用尤多。“六”的引用，即因天体有六合之说，人体内的小环境有如天体的大环境，故常以六合喻之。

二、中药与成方药名文化

药名有正名、别名、俗名、处方用名、原植物名，以及各民族、各地区的习用品，有的药多达20个以上名称。在众多中药用名中，均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在单味中药中，有大家熟知的何首乌、刘寄奴、使君子、杜仲、徐长卿、女贞子、车前草、马兜铃、金银花、牵牛子、款冬花、百合、白头翁、防风、锦灯笼、千里光、知母、茯苓、蒲公英、怀山药、当归、夏枯草、枸杞子、曼陀罗、诃黎勒、阿片、毕澄茄、苏合香、安息香、高良姜、胡桃仁、胡麻子、巴戟天、淫羊藿、滴乳香、天麻等约400种，均有较为独特传奇的故事。

在方药用名中，有六一散、六合定中丸、左金丸、戊己丸、左归丸、右归丸、二至丸、两仪膏、理中丸、鸡鸣散、碧玉散、大补阴丸、天王补心丸、百合固金丸、龟鹿二仙膏、安宫牛黄丸、五积丸、越鞠丸、逍遥散、玉屏风散、泻白散、铁笛丸、无极丸、紫金锭、卧龙散、诸葛行军散、更衣丸、四神丸、白虎汤、四逆散、都梁丸、二妙丸、八正汤、黄龙汤、济川煎、八珍丸、四君子丸、六君子丸、三才封髓丹、五子衍宗丸、缩泉丸、涌泉散、麒麟丸、飞龙夺命丸、生化丸、小金丹、一捻金散、万应锭、阳和解凝膏、归脾丸、金水宝、正天丸、三金片等，无不寓意深刻，文采浪漫，发人深省。

所谓“六合定中丸”，即将人体喻为天体，天体有六合之说，人体内的小环境有如天体的大环境，且有十二经脉中阴经、阳经相表里的六对组合，更有气、血、津、液、精、脉等六气;定中者，意在安和平定脾胃，方用藿香、赤茯苓、苏叶、厚朴、枳壳、甘草、香薷、桔梗、麦芽、扁豆、木瓜、谷芽、山楂、檀香，另加姜、枣入煎，主要用于中暑挟湿。

戊己丸，见《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用黄连、吴茱萸、白芍三药，主治脾湿泻利、饮食不化，方名引入十天干中的戊己，并引入五行方位中央戊己土，对应脾胃，因脾胃居中而属土。

左金丸，出自《丹溪心法》，以黄连、吴茱萸6∶1成方，用于肝火犯胃证。因黄连既能清肝火，又能清胃热，故重用为君药。但本方证的病位主要在肝，故又少佐辛热而入肝经之吴茱萸，一以疏散火邪，二以制约黄连过于苦寒之性。汪昂在评论左金丸时指出:“心者肝之子，故用黄连泻心火为君，使火不能克金，金能制木，则肝平也”，因此名为左金丸。

济川煎，见于《景岳全书》，方用当归、牛膝、肉苁蓉、泽泻、升麻、枳壳，功在温肾益精、润肠通便，意在寓通于补，寄降于升，取名“济川”，乃济助河川行舟车之义。

三才封髓丹，方出《卫生宝鉴》，方用熟地黄、天冬、党参、黄柏、砂仁、肉苁蓉、炙甘草。功在滋阴、养血、固精髓。因天冬、熟地黄、党参(古时党参、人参不分)三药以应天、地、人，故名“三才”封髓。

两仪膏，用熟地黄、党参二味，则取一阴一阳，气血双补而以成名。

安宫牛黄丸，为凉开剂，出自《温病条辨》，方用犀角(现用水牛角代)、牛黄、麝香、冰片等11味药，并以金铂为衣，用于热邪内陷心包或痰热壅闭心窍证，使热邪清、痰热除，心神方能安居其“宫”，故以安宫为名。

玉屏风散，方用黄芪、白术、防风，补中寓散、散中有补、益气实卫、固表止汗，用之犹如御风的屏障，珍贵如玉，故有是名。

缩泉丸则取类比象，以膀胱类水泉，用乌药、益智仁二药温肾气不足、膀胱虚寒、气化失司之尿频遗尿。

左归丸、右归丸之分，是因肾有二说，左者为肾，主藏精、主水;右者为命门，主火，系生命之关键与根本。命门之火体现肾阳的功能，故取熟地黄、山药、枸杞子、山茱萸、菟丝子、龟胶、鹿胶，填精补肾;“有壮水之主，以培左肾之元阴之功”，故名之左归;更取熟地黄、山药、山茱萸、枸杞子、鹿胶、菟丝子、杜仲、当归、肉桂、附子等，温补肾阳，兼益精血，以“益火之原，而培右肾之元阳”名之右归。

饮誉一时的金水宝，被认为是当代拟名科学合理的制剂，因所用发酵虫草菌粉具有补肺保肾、秘精益气之功，而肺属金，肾为水脏，更取金水相生之义，故受到了许多中医药人的赞赏。

三、道地药材的文化承载

“道”是我国历史上行政区域的名称，在唐代相当于现在的省，清代和民国初年在省的下面设道，甚至包括某些国家行政区域的名称。“道地”是来自民众的通俗语言，多指有名产地出产的物质。人们将“道地”二字与药材联系起来后，则出现了“道地药材”之说，并在广泛久用后将其作为总体药材质量控制的一种办法，成为古代药材标准化的概念，以及评判货真质优，进行中药质量控制中独具传统特色的综合标准。“道地药材”作为专有名词正式见于《本草品汇精要》，在每种药物项下专列“道地”条目。此后，汤显祖所著《牡丹亭》中有“好道地药材”一语。即是说，至明代“道地”的概念已相当普及，深得群众赞誉，甚至被吸收为文艺语言。

大家知道，道地药材的成因，一是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药物资源，携带无数自然、地理、化学信息，被说成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天书”。二是有成熟的农业技术为基础，因为许多道地药材都是由野生变为家种家养的，如桃仁、芝麻、当归、地黄等，有的甚至尚未发现其野生种的祖先，如川芎、三七等，说明其品种培育历史相当久远。《齐民要术》《四时纂要》《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著作中载有很多中药的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等知识。以农立国和以农桑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为培育道地药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三是中华文化、中医药文化及其理论的指导与几千年用药实践的积淀。在自然界存在数以许多万计的植物、矿物、动物及其加工品，许多神州大地上有的物种，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也有，但在国外的众多物种，至今未能成为“道地药材”，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没有中华文化、中医药文化及其理论指导。然而，许多外来物种特别是原产外国的药物，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过程中传入我国，在发现和发展了医药用途，或引种成功后成为常用中药，如红花、木香、冰片等。四是许多药物的出现，更掺杂着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如神曲、湘曲、建曲、半夏曲、百药煎等诸多微生物发酵中药，以及青黛、霞天膏、阿胶、百草霜、龟胶、鹿胶等与吃穿用相关的道地药材，此类“道地”主要体现在工艺技艺术上的讲究。在《神农本草经》所载的365种药物中，不少在药名上看就带有道地色彩，如巴豆、巴戟、蜀椒、蜀枣(山茱萸)、秦椒、秦皮、吴茱萸、阿胶、代赭石、戎盐等。而巴、蜀、吴、秦、东阿、代州均是西周前后的古国名或古地名。

道地药材既有一药一道地，如秦归、川连等;也有一药多道地，如川麦冬与杭麦冬、杭白芷和川白芷、亳菊、杭菊、怀菊与川菊等。其形成依据，既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有临床疗效的长期验证，更有人们口耳相传与文字的广泛传播。既有古今一脉相承，道地未变者;也有为了满足需求，道地由少变多者;或原道地完全退变者。

四、药材性状特征的形象表述

对于中药性状鉴别特征的描述，蕴含的人文情怀更加丰富多彩，斑斓耀目，如形容松贝特征的“观音座莲”和“怀中抱月”;优质三七称“铜皮铁骨狮子头”;“龙头凤尾”指用幼嫩铁皮石斛做的“枫斗”，呈扭曲螺旋状，通常有2～14个旋纹，茎基残留短须的称“龙头”，茎梢较细的部分称“凤尾”;见“龙头虎口”“方胜纹”“念珠斑”“佛指甲”之述时，则会令你想到药用的一种毒蛇(蕲蛇);有“狮子盘头”之誉的应为西党参;“三节芦”(圆芦、堆花芦、马牙芦)、“珍珠疙瘩”“枣核艼”“雁脖芦”均为野山参的特征;“穿蓑衣”指藜芦顶端残留的棕毛状维管束;“戴斗笠”指禹州漏芦顶端残存的叶柄维管束;穿“黄马褂”的应为高丽参;能玉带箍腰的应是杜鹃兰(毛慈菇);炉贝表面深黄色斑点被视为“虎皮斑”;“金心玉兰”或“金井玉栏”，多指药材横切面皮部白色，木部黄色，典型者如桔梗;“缩皮凸肉”为正品山柰;“云锦花纹”或“云朵花纹”多见于何首乌的横切面;还有“车轮纹”(防己)、菊花心(黄芪、甘草、防风)、罗盘纹或同心环(商陆)、锦纹(大黄、槟榔)、朱砂点(生晒术、苍术)，以及鸡爪、过桥、螺旋纹、沙眼、扒耳、芝麻点、通天眼、银皮、乌金衣、邦骨、凤眼、浦汤花、清水货等等，让人们记忆深刻，见文如见物。

五、中药诗词文化

文人吟咏中药的诗词，包括楹联、趣话，代有佳作，他们籍药名志、以药寄情，或书药功过、记用药体验，引经据典，更给中药文化富于了诱人的色彩。如晋代郭璞所写的《款冬赞》“吹万不同，阳煦阴蒸，款冬之生，擢颖坚冰，物体所安，焉知涣凝。”大家知道款冬药用其花蕾，在花未出土时破土采蕾。她藏于土而不显，出淤泥而不染，居于冰雪而不畏严寒。既隐喻作者的品德，又使人想到了款冬的生态环境、生长状态，明白了采摘时节。

唐代杜甫在《江头四咏丁香》时作道“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诗人开篇说“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那些百结的花儿是枝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哀婉、愁怨、惆怅的情愫让那花变得沉重吗?丁香的确是一种婉约的美丽植物。细叶浮毛，疏花素艳，轻盈、高洁、冷艳，天生有一种自然颤动的风韵。诗中说丁香之芳可与兰花媲美，其中也寄寓了诗人深重的情思。能与空谷幽兰相提并论，那自然也是一种高境界的花了。

唐·白居易的《咏菊》:“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拆败荷倾。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表明秋菊兼有烈士与高士的两种品格。晚秋时节，斜阳下，矮篱畔，一丛黄菊傲然开放，不畏严霜，不辞寂寞，无论出处进退，都显示出可贵的品质，当然也隐喻了高士遗世独立的情怀。

清代·赵瑾叔所写的《本草诗》“葳蕤”诗中云:女萎相混义传讹，兔鹿俱尝此草过。玉竹比来如节密，冠缨垂下见须多。风温湿注功能奏，消渴劳伤病悉瘥。喜遇仙家常服食，华佗秘诀告樊阿。”《本草诗》“巴戟天”诗中则云:“巴戟连珠出蜀中，不凋三蔓草偏丰。煮和黑豆颜堪借，恶共丹参惜不同。治气疝巅俱伏小，固精阳事独称雄。劳伤虚损宜加用，上下还驱一切风。”这两首诗既写明了其植物生长习性、形态，又说明了功用、炮制和服食方法。像这样的诗句还有许多，让人读来回味无穷。

六、药事制度文化

“药事”及其“管理”“制度”等字眼虽在近现代才出现，但实际是自有医药史以来即已有之，许多已进入国家法制层面，被不断赋予了法制意义的法制文化。如宋高宗于绍兴六年(1136年)10月14日发出诏书说:“撰合假药，伪造贴子印记，作官药货卖，并依伪造条法。”宋孝宗颁:“和剂局所管贵重药材，不许偷窃，由监官亲事提检罪责，局内若有缘事入局，食用药物许人告发。”元代政府明令禁售剧毒药品，禁止假医游街卖药，规定卖毒药致人于死者，买者、卖者皆处死。清代规定“凡合和御药，误不依本方，及封题错误，医人杖一百。料理拣择不精者，杖六十。”“药铺卖出药材，因辨认不清而致人于死者，以过失杀人论。”对开方配药者有错，命其他医生来辨认方药，若属无意致害者，则以过失杀人论处，罚其不准行医。若故意用假药治病以诈取他人钱财者，则以盗窃论处。如因故意用假药致人而死，或因事故用药杀人者，则处以死刑。

同时，从秦汉至明清，不仅编著了大量的中医典籍、本草学著作，还由政府组织修编了中药著作，并以各种形式颁布，作为采药、制药、买卖药材、用药开方的依据，也作为处理药物所致医疗事故的依据，起到了药典、药品标准的作用。如汉平帝举天下通知方术本草者，所在轺传遣诣京师;南北朝·魏王诏王显撰《药方》35卷，颁布天下;唐高宗显庆年间诏令编修《新修本草》，成为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宋代诏令校定《开宝新详定本草》，集编《圣惠方》，颁行《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被公认为鉴别中药真伪优劣的重要文献。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对统一中药、中成药的质量标准，规范中药加工炮制、处方用药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加强药房店铺和当时的医疗机构的药品和药事管理也是有效的。

近代历史上，为禁止吸食鸦片、强化麻醉药品、毒剧药品及其他各类药品管理，当时的政府亦颁布许多条例。国民党政府亦曾设立药政司，成立过药审委员会，制定过《药师暂行条例》和《药师法》等药政法规，编纂过《中华药典》。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建立健全了药事管理机构，全面开展对进口药品以及国内生产、供应的中西药品质量的检验和监督管理，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整顿药厂、整顿医药市场，颁布《医院药剂工作条例》和《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颁行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办法，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范，如GMP、GSP、GPP、GAP、GCP、GLP 等等，以及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高危药品和抗菌药物、中药注射剂、中成药等各类药品管理办法与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还推行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用药规定，实行了药品分类管理等。上述引文虽仅挂一漏万，但亦可证明，药事管理从古有之，且内容不断丰富。法律、制度与管理规范既是国家政权意志的体现，是管理者履行治理和管理的凭借，更是一类严谨和严肃的法制文化的显现，需要每个药学服务者时刻学习、记取和遵行。

七、中药药学服务的内涵特征

中药药学服务内涵，在引言和本篇文化承载部分即已述及。其特征概括言之，一是独特的学科体系，由于中医学和中药学均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药学服务是伴随着人类医疗活动、药物使用、康复保健、用药需求、社会发展、时代文明而产生并逐渐发展的，具有明显的中医理论体系特征。二是涉及学科内容广泛，既与中医中药专业基础理论及许多专业学科有关，也要借助许多现代医药学知识，同时还需要获取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三是传统性，其历史追溯远于千年。四是技术性，在开展中药加工炮制、制剂生产、处方调剂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理论指导，而且需要运用许多独特的技术和技艺。五是安全有效、科学合理用药的内涵及评价标准，不同于现代医药学指导的药学服务。以上各点，应该是倡导中药药学服务时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