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道路：托拉中的埃及和以色列

阿哲瑞德（David Azerrad）撰

陈会亮　译

为了让你们知道上帝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出埃及记》11：7

19世纪晚期，德法学者为埃及学领域的重要发现所鼓舞，他们重返圣经，重新考察圣经对埃及的描述。也许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结论对圣经的描述大加诟病。数十年后，皮特里（Flinders Petrie）的《埃及和以色列》（Egypt and Israel，1911）以及彼特（T.Eric Peet）的《埃及和旧约》（Egypt and the Old Testament，1924）在英语世界出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圣经的叙述和史实不符。无论对错，这样的批评最终建立在对希伯来圣经——尤其摩西五经——的目的有缺陷的理解之上。圣经学者经常将摩西五经误解为一部讲述犹太人形成的历史，正如哥瑞芬哈根（F.V.Greifenhagen）所说，“我们在摩西五经中看到一个民族起源的故事：圣经中的以色列人作为一支有自我意识的民族或者族群出现”[1]。

当然，摩西五经绝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起源故事。摩西的五卷书确实回顾了犹太民族形成的历史，但这五卷书的首要目的是指导犹太人应如何生活。摩西五经是一个托拉（Torah），一个教诲。“托拉”一词的词源可以追溯至动词“教”（le-horot；《利未记》10：11）。从圣经作者的视角来看，托拉实际是唯一的教诲。托拉阐述了一种无所不包的教诲，萨克斯（Robert Sacks）恰切地称之为“新道路”（New Way）。[2]如果以色列的子孙要遵循这条新道路——更重要的是理解这条新道路，圣经的作者就必须不仅清晰地呈现这条道路，而且要将之与另一条截然相对的道路进行生动的比较。在托拉中，埃及象征着与新道路相对的基本选择。如潘戈（Thomas Pangle）所称，埃及并非简单地是“最坏的政制”，[3]而是那唯一的政制：通过与这一政制的对比，服从上帝的不涉政治的新道路揭示了自身截然不同的品质。埃及是另一条道路。

如果像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说，“象征背后的真理不是知识性的（informative），而是启发性的（evocative）”，[4]埃及将最终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因此，尽管埃及扎根于尼罗河畔的土地，可它必须始终是一个模糊的、不明确的地方。摩西五经从未提到法老的名字，也从未具体提到哪个埃及城市，除了比东（Phithom）和兰塞（Ramses）。至于以色列在埃及定居的歌珊地（Goshen），则“无从具体查明”，[5]可能是圣经作者的虚构。在托拉中，埃及是迦南之外的一个地方，甚或任何地方，它象征着人意欲根据自己的律法生活的努力。埃及最终代表了人内在的渴望：单纯通过人的努力重新创造一个逃脱必然性的伊甸园。因此，埃及的人类中心论不能接纳任何神，更不用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埃及不能侍奉任何神，只能崇拜似神的国王——法老。因此，一个人总是下到（la-redet）埃及，而后上出（la-‘alot）埃及。埃及抬高人，因此充盈着一种磁力，使得以色列人像其他人一样始终为之吸引。埃及和埃及的道路总是若隐若现。托拉的新道路不能根除更古老的埃及道路，所以，托拉必须尝试开创一个与埃及人的生活方式隔绝的王国，因为它清楚，埃及潜伏于每个人的内心。埃及和以色列必须在紧张对立中共存，因为，尽管摩西生于埃及而在外长成，但却有一位约瑟生于圣地却融入了埃及。

大体而言，托拉呈现了新道路对埃及的旧道路的胜利。最初，在新道路之前，埃及已经建立并达到繁荣。当饥荒困扰着新道路所在之地，亚伯兰前往埃及，获得不少财富。亚伯兰的埃及之行甚至没有给上帝证明其神意的机会，但它确实证明了埃及供养人的能力。面对另一次饥荒，“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已经有一次饥荒”（《创世记》26：1），上帝特别禁止以撒下埃及去。上帝使以撒兴旺，证明新道路也能为人提供生存所需。这一阶段是两条道路相对峙的时期。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并不能证明神的道路优于埃及的道路。为了牢固地建立新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必须首先在以色列人眼中失去魅力。为此，以色列人的后代将居住在埃及两个多世纪，并遭受埃及暴政的直接压迫。神将用他“大能的手”（《申命记》5：15）击垮埃及人，并用水吞没法老的大军。以色列人的后代将因此准备接受这新的道路。但是，埃及的道路比埃及本身顽强。以色列人刚摆脱埃及人的奴役，就已经开始渴望埃及曾带来的种种舒适。新道路仍不得不同人们对埃及道路的渴望进行抗争。因此，就此而言，托拉既关乎以色列人和新道路，也同样多地关乎上帝强烈拒斥的另一条埃及道路（见附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