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曹娥村

曹娥村的名称在《曹江孝女庙志》中经常可以看到，甚至清嘉庆间朱潮上奏朝廷疏文中也如此称。曹娥村实际就是指曹娥庙附近的区域，凤凰山东南角小山头偏西即近代之上沙村部分，最早起始于东汉元嘉元年（151年）。它的历史脉络，实际上也就是一部曹娥庙的发展史。

东汉汉安二年（143年）五月初，上虞14岁的少女曹娥为觅父尸溺于上虞江。乡人在江东“怜而葬之”。元嘉元年（151年），时任上虞县长（汉制属县人口万人以上称县令，万人以下称县长）的度尚（117—166），因曹娥在江东的原墓址，处于潮汛的长期冲刷，岌岌可危，因而对投江觅父的孝女曹娥进行了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改葬，将墓址迁葬于“江南道旁”即凤凰山北今曹娥庙址。庙面东朝江，这段上虞江因孝女曹娥，后遂改名为曹娥江。南朝谢贞《曹娥庙》诗有“千古江流传姓氏”之说。成书于唐代武周时的《十道志》也记载有“曹娥江”之称呼，但直至北宋时才成为世所公认的江名。

度尚选择的地方，东、北两面紧挨着浩瀚的江道出海口，南面依靠凤凰山伸向江滩的一冀卫护，这一小块狭窄的俗称“烂冬瓜山”的山脚高地，风水极佳。旧志云：“庙门东向临江，山环水绕，浙东佳地，即汉贤令度尚所定。潮至此，俯而过。”光绪版《曹江孝女庙志》引《绍兴府志》也说道：“东小江北至曹娥乡而山穷水会矣，山曰凤凰山。重山拱列，下为乎址，即度公改葬娥墓之所。祠墓面东，长江曲折而下，汇为汪洋。……取局远而卜宅真，是知度公盖非常人也。”

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十一月十七日，高丽国贡女祈求感应再请封昭顺夫人，宋徽宗下敕一道，并命修葺曹娥庙宇。敕中称曹娥：“越州上虞县灵孝夫人。”这至少说明在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前，曹娥祠墓的所在地虽仍无地名可考，但仍从属于上虞县的管辖范围。

由于这块区域直到宋政和间仍归属上虞县，因此在江东上虞界也出现过“曹娥斗门、曹娥驿”等以曹娥冠名的名称，就并不奇怪。但这却导致很多后人产生误会，望文生义，想当然地与现今的曹娥地方联系在一起。认为史志中凡与曹娥两字沾边的名词，都必然在今曹娥范围内。例如曹娥驿，旧志均载在旧上虞县治西三十里梁湖，元称曹娥站，大德七年（1303年）被江涛冲坏，移置梁湖总管庙边。嘉靖间，上虞县令郑芸开江道七里，移驿至梁湖江磡头。例如曹娥斗门，南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四就提到两个曹娥斗门且分属两县。“会稽县曹娥斗门在县东南七十二里”，上虞县条下则又有“曹娥斗门在（上虞）县西三十五里。”

直到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六月十五日，因士民有司之请，加封曹娥灵孝昭顺纯懿夫人，敕称此庙属地为会稽县曹娥镇。据上述宋代两则敕命内容理解，其属地管辖权，已从上虞县治转移至会稽县。具体变动年限当在公元1115年至1246年的一百三十余年间。

南宋宝庆《续会稽志》也称：“昭顺灵孝夫人庙在县东七十二里曹娥镇。……旧属上虞，不知何时拨隶会稽也。……天圣以后但呼曰曹娥庙。”并记嘉定十七年（1224年）知绍兴府汪纲疏浚会稽段漕河时，曾修曹娥庙，筑双桧亭，且在庙前砌筑石堤七十丈（约合230米）。

但或许仅仅是庙址或庙权的狭小范围归属交接而已，上虞与会稽两县官府，对于这块孤悬于江涛南侧的小山头高地，从未放弃过权益。民间因跨越地界的利益纷争，直到清代未年还在诉诸公堂。清宣统二年（1910年），绍兴知府包发鸾也曾为两县县界归属问题，致使上虞梁湖江磡头与会稽曹娥四埠两地挑夫，从同治起为挑运货物纠纷之事断过案，并立有告示碑在分界地。

因为我们从目前尚健在的老曹娥人记忆所知晓，在顶坝底百步街关帝殿前，尚有界碑一方，东面者书“上虞”，西面者书“会稽”，此石碑约失踪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居上沙的赵云福老人也曾向后人提起过：当时嗜赌的乡人在界碑前戏赌，不管那一方的官府派员来抲赌，只要把牌桌轻易地移向另一方，官府也就望赌兴叹奈何不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整个曹娥划归上虞后，这个地界问题才自然而然地消失。

清余姚邵三捷（字培风）过曹娥，留有《题曹江孝女庙》诗，“凤凰山下大家（音ɡū姑）村，曲折长流拱庙门”句。这个大家村就是指孝女庙边的曹娥村，“大家”是古代对德高望重的女子的尊称；又或许是邵处士听当地人说的村名为“独家村”，而他用外乡口音才写成“大家村”。

乾隆时的浙江巡抚阮元（1764—1849）手辑《两浙防护录》中记载，曹娥祠在（会稽）县十四都一图曹娥江口。这里提到的十四都范围很广，大致为今整个曹娥街道所属，以及今东关街道靠东边的三十多个自然村，十四都中心点即今蒿坝江（浙东运河支流）流域。宋代属千秋乡，至元、明、清时才分为十四都，有珠、称、夜、光四个图号，清中期在曹娥场屠家埠团盐地基础上增加“食”字号，为五个图号。

嘉庆十三年（1808年）曹娥绅耆朱潮等十九人，为“恭陈神绩”上疏朝廷呈文也提到“离绍兴府城东九十里曹娥村，临江有孝女庙。”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初至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十八日，太平军前后两次在此段曹娥江横渡，用无数船只上搭盖巨索大板建起浮桥进攻上虞。同治六年（1867年）清廷有旨，钤“福被曹江”匾赐曹娥庙，浙江巡抚马新贻上疏中称：“立庙于会稽上虞二县交界之曹娥村”。

从上述两条上疏朝廷文作中，也可证实在清中晚期，曹娥孝女庙周边仅称为曹娥村，而且尚处于会稽上虞二县交界之地。

几乎与曹娥投江觅父同时期，在此三年前，会稽太守马臻，于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在壕山、凤凰山西边不远处修筑堤塘，拦会稽山脉三十六源之水筑成了镜（鉴）湖。马臻为什么不把镜湖东堤直接东移至壕山、凤凰山一线呢？按现在的地形地貌看，似乎更省时、省工且湖泊的面积更要大的多。其实马臻的做法有着他当时的实际考量。现今鉴湖东堤从白米堰南折至新桥头村南龙会山止。堤外面东至于壕山、凤凰山的宽约有三里，南北长约八里的条状区域，应该是汉代之前东小江（今称曹娥江），从蒿坝北下的又一处江水泄流通道。无非这个通道口由于壕山（蒿尖山）与龙会山守护得比较紧密，给这个曹娥江出口造成很大阻碍。

这条通道自六朝以来包括宋代，为从临安经绍兴南溯嵊县（古名剡县）、台州的船行要道。以至清末民初还有很多行旅选择走这条捷径。

由于蒿坝江口泥沙的不断淤积，使曹娥江水更不容易从此借道而过。同时使得镜湖水向曹娥江蒿坝段外泄也变得困难，致使蒿口斗门以及后来的两个清水闸废复建、建复废，水利设施经常处于效益低微的状态之中。

湖水泄向南端不行，就寻求从北端出海。汉、晋以后，镜湖的北堤因此逐步向东前移，水之泄向东流的同时，也因而淤泥沉沙堆积成平原，成就了今天的曹娥区域，特别是职山（今狮子山）、杨家山周边范围。这块区域除了有曹娥堰、曹娥堰营及曹娥寨八十兵丁的驻扎，也出现了少数村落的集聚，比如紧挨杨家山北的陈村。但一直到宋代，这里的人口仍不上规模，村落依然稀疏，形不成集市。

宋代及以前，曾有曹娥乡之名称。但不是出现在现在的曹娥地方。而是旁落在今天道墟、哨唫的那块范围。这个曹娥乡辖有福严、箬林二里。按当时里民的规模，整个曹娥乡最多为一千余人口，位置滨海，人口构成大多是盐民。

宋《嘉泰会稽志》记浙东运河为“晋司徒贺循临郡，凿此以溉田。”贺循（260—319）是会稽山阴人，于永嘉元年为会稽相，又为吴国内史。主持开凿西兴运河，沟通了镜湖东西一线，曹娥江至钱塘江的漕运。浙东运河或始于此，但最初目的仅是利用镜湖以溉田。南北朝时，会稽为全国经济重要区域，水路行旅更显繁忙，运河略具规模。至南宋定都临安，浙东运河为重要漕渠，整修较多，设施规模颇为完备。

据《嘉泰会稽志》卷四，白米堰在（会稽）县东65里，这个曹娥江出口的位置距府城72里，应该在今天的狮子山附近中墅与李木桥村。有考证者说，白米堰通往曹娥的浙东运河以北，约250米处有一条古海塘遗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有大部分地段，作为道路在使用。古海塘西起干家自然村，东止于李木桥（今称里睦桥）自然村。其中李木桥至中墅一段为石砌，后世称百丈塘。《新唐书》载，“唐光启二年（886年），镠率诸将攻越，自趋导山，破（韩）公汶於曹娥埭。与褒战，烧其舰，进屯丰山”。这个唐代的曹娥埭应该就是指上面所提到的古海塘。钱镠进屯丰山后，曹娥埭遂改为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