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曹娥堰

与凤凰山东南角之曹娥庙性质相同，处于凤凰山之西北的杨家山边的曹娥堰历史就可说是明代嘉靖前的今曹娥下沙的沿革进程。当然此节所叙述的曹娥堰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水利设施，而是在历史上尚未形成地名名称时，作为区域方位名词的代称。

南北朝始建有曹娥埭，唐光启二年（886年）十月初六，钱镠自诸暨出平水经伧塘，平浙东军，屯兵丰山，埭遂为堰。钱镠行军的路线出伧塘后，沿东镜湖堤塘走蒿坝至今白米堰这段。所以这个埭的最东端位置应在今白米堰村东不远处，职山（今名狮子山）北的里睦桥村位置。曹娥西边的李木桥、中墅、白米堰三个村落偏北一线，尚有唐代古海塘遗存可证实此说。

根据多种史料综合曹娥堰的遗址，随着江道变动曾数度东移，东汉时在镜湖北堤之东端（今白米堰）。唐代已至今狮子山北，北宋天圣间又东移至今杨家山北。即为曹娥江的西北出海口，宽阔的江面上有丰山渡与百官龙山渡相联系。而曹娥埭的终点东起里睦桥，西至干家自然村，沿浙东运河北约数十米唐代建有防海塘。龙王堂以西段为泥筑，以东石砌部分为明代所筑，称“百丈塘”。这段曹娥埭海塘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有遗迹可寻，且为曹娥至东关间沿运河堤岸的一段捷径。在古代它的主要作用，是捍卫东镜湖的南堤与部分北堤，免受海潮的冲激。东镜湖的水位高涨时，可以从白米堰和蒿口斗门两处同时向曹娥江东、南方向泄洪。所以东镜湖自白米堰往南至蒿口斗门这一堤塘东至会龙山、壕山之间的区域范围，均系滩涂与沼泽的湿地水域。

当然这段曹娥江早已向东北偏移改道，今蒿坝江东至凤凰山、壕山之间的十多平方公里面积，在民国初期就形成曹北、曹南两乡近二十余个大小村落。其西北的大片滩涂沙地至今也已成了欣欣向荣的曹娥开发新区。

综上所述，曹娥堰从唐光启至南宋建炎间，位置数度东移。宋《嘉泰会稽志》卷四称：“曹娥堰在县东南七十二里。”即今曹娥西北角杨家山北之运河上，宝山寺偏西。

今下沙村之区块中心，旧架有古石桥，名为塔桥。这块地方有个传说为曹娥最早的村落叫陈村，座落在杨家山脚，塔桥之南。

堰坝，也有称为坝或埭，实质义理相同。曹娥堰即六朝之浦阳江北津埭。北宋治平中（约1064—1067年）齐祖之撰《曹娥重修廨宇记》云：“自阳武之越堤，开封之翟桥，总为堰者二十七，曹娥其一也。”这类堰多为滚水堰，当内湖水位高涨时，可从堰上自然溢出。

曹娥堰在唐光启（885—888）就为牛埭，过埭之船只、货物需由牛牵引绞盘徐徐而过。后改为堰，方向为南北向。出堰船只在塔桥西向北进入堰河，开闸后根据两岸水位，仍需借助牛力或人力北入曹娥江，反之自江堤进漕渠亦然。

到了宋代，曹娥堰已移至今三角站村的宝山寺西，其位置在白米堰东七里。南即浙东运河，北即东西向海塘，堰口偏北，塘外即曹娥江。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越州会稽知县曾公亮，为了适应漕渠的航运繁荣与会稽东部泄洪的水利需要，在曹娥堰的位置边建了曹娥斗门。会稽之水东流以入于江。后来斗门废而为坝，水遂西行，汇于玉山斗门，至应宿闸而入海。

宋名相王安石在庆历七年（1047年）赴鄞县任职知县时，曾从曹娥堰过，三年卸任回程，已是宋仁宗皇佑元年。他坐在曹娥堰旁亭子里，思念三年前在此“津亭把手坐一笑”的嵊县好友丁元珍。看着四周山水落日，别情怊怅，写下古风诗《复至曹娥堰寄剡县丁元珍》。诗曰：“溪水浑浑来自北，千山抱水清相射。山深水急无艇子，欲从故人安可得。故人昔日此水上，樽酒扁舟慰行役。津亭把手坐一笑，我喜满怀君动色。论新讲旧惜未足，落日低徊已催客。离心自醉不复饮，秋果寒花空满席。今年却坐相逢处，怊怅难求别时迹。可怜溪水自南流，安得溪船问消息。”

宋诗人潘屿在《曹娥堰打船》诗中也写道：“曹娥庙前路，平日几经行。浦浅舟难入，月斜潮始生。牛随堰索转，犬吠燎盆明。上得官河去，心安睡可成。”也说到曹娥堰是用牛力拖曳，过堰的船只拥挤。由于曹娥江水尚未涨潮，堰外浅滩舟楫难入。直到月亮升起，潮水开始上行，整个堰上随之热闹忙碌起来。火把火盆照彻夜空，牛转犬吠，人声鼎沸。潘屿乘坐的船只过了曹娥堰进了官河，他才安心地在船上入睡。有些书把潘屿描写的曹娥堰误会成今天的顶坝底拖船弄，认为诗人有句“曹娥庙前路，平日几经行”。但这只是说潘屿乘船从曹娥江上游而来，路过曹娥庙时的感慨而已。而他尚须顺流折西北行数里才到曹娥堰。要知道今天曹娥庙后的这条河道，是在将近500年后，即明嘉靖四年（1525年）时才人工掘成的。

北宋熙宁五年（1071年）日本僧人成寻由舟山海道至杭州，又从杭经运河去天台山。五月八日，辰初潮满，用牛二头拖船上堰，再用牛四头引船越曹娥堰进入曹娥江。同年八月自天台返杭州，则是从蒿口入运河支流经白米堰回杭州。到第二年，即熙宁六年（1072年）六月初五，他要回日本，又到了曹娥堰。在第二天辰初过堰后进入曹娥江。堰设营，有堰兵25人，相比较唐时之80人堰营额，已大幅度缩减。

到宋崇宁元年（1102年），丹阳人蔡肇（字天启）曾经曹娥堰出知明州。在书《明州谢上表》谓曹娥堰云：“盖自杭经越至明凡三绝江，七渡堰，此其一也。”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宋高宗赵构为躲避金兵追击“二十八日，有旨巡幸四明。是日，雨大作，车驾出门，驻城外，某同台谏，泊曹娥堰下。二十九日御舟过曹娥堰，舟船拥并，留三日，不能前，遂出陆”。作者把逃难说成巡幸虽是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不足以信。但在曹娥堰内河里拥挤混乱的过程倒描写得客观事实，在曹娥滞留了二天，方才逃出曹娥江东去。在乱世时，这个逃难皇帝也颜面扫地，丧失了特权。大家只顾逃命，哪个来管你的御舟。

有了对曹娥堰滞留的深刻印象，所以赵构在临安小朝廷稳定后下了决心，要整治浙东这条漕河生命线。

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十三日，仓部员外郎成大亨等上奏说，两浙运使徐康国上报，上虞梁湖堰东运河浅淀一里半，奉旨令工部限一日相度，申尚书省。十六日又以越州至余姚运河淤浅，闸坝堕坏，阻滞纲运，着徐康国等一月内前去查勘，拟定施工次序及日程，报尚书省。徐等列报会稽都泗堰至曹娥塔桥应修浚河身及夹塘，共需用71201工。宋高宗诏令漕臣雇募人夫17000余卒开掏。转运司开支钱米，如缺乏可由户部借支。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义乌人喻良能，字叔奇，乾道三年（1167年）曾任越州（今绍兴）通判。兄长良倚为同科进士，被派往上虞县任主薄。1167年的深秋寒夜，喻良能乘船过曹娥，写下《夜发曹娥堰》诗。诗中写道：“孤灯乍明灭，隐约小桥边。野市人家闭，暗天斗柄悬。秋深风落木，夜静浪鸣船。却忆前年事，扁舟过霅川。”由于已是半夜，他过堰所看到的只是忽明忽灭的江晚渔火，隐隐约约的那座塔桥。聚散在堰边的人家已闭门歇业，黑暗的天际仅能望见模糊的北斗。风吹落叶萧萧，浪激船头声声。从他的诗中我们知晓了曹娥商业集市的宋代萌芽——“野市”。也佐证了曹娥堰边的塔桥——“小桥”。

至明初，曹娥堰河左岸曹娥寨旧址设东关驿。唐、宋时期设在东关的东城驿，因交通枢纽的重心东移，驿站也随之东移之曹娥堰河左岸的曹娥寨旧址。驿南近运河处为曹娥（盐）场。《图书集成·职方典》载“东关驿在曹娥铺右二百步，其左即曹娥旧坝”。此旧坝应是指曹娥寨、曹娥铺附近的一段江堤。

崔溥是走完明代中国大运河全程的朝鲜官员。明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崔溥因奉差出外，所乘海船遭暴风袭击，偕同船42人从朝鲜济州岛漂至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地。受到中国官员和平民的友好接侍。自临海牛头外洋登陆，到宁波后舟行浙东运河，经余姚、绍兴过西兴至杭州，走京杭大运河，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国。回国后用汉字叙写这一经历。书名《漂海录》。书中就写到经曹娥江到东关驿入运河的过程。

上虞至绍兴这一段经历他写道明弘治元年二月“初三日过上虞县，县在江之南。距江岸二三里许，过黄浦桥、华渡桥、蔡墓铺、大板桥，步青云门，新桥铺，至曹娥驿。驿北有坝，舍舟过坝，步至曹娥江，乱流而渡。越岸又有坝，坝与梁湖巡检司南北相对。又舍舟过坝，而步西二里至东关驿。复乘船，过文昌桥、东关铺、景灵桥、黄家堰铺、瓜山铺、陶家堰铺、茅洋铺。夜四更，至一名不知江岸留泊”。

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朝鲜人崔溥一行从梁湖坝过江，上岸的坝是顶坝底。因为此时顶坝底到塔桥的那段运河尚未开通，所以需“步西二里至东关驿”方能从运河登船。

约四十年后，到明嘉靖间，曹娥堰外沙淤土涨，江道逐渐北移，堰乃废。嘉靖四年（1525年），绍兴知府南大吉浚府河，廓曹娥庙通于郡城。《康熙会稽县志》卷二：“东关驿在县东九十里（古东城驿）。门楼三间，正厅三间，穿堂三间，后堂三间，房四。文行忠信正、从铺陈各一副。站船，随船正、从铺陈各一副。红船，随船正、从铺陈各一副。支应：每日若干，旧驿在曹娥铺右二百步。其左即曹娥废坝。隔江岸二里许，泥泞难行。嘉靖间里人共捐产开河。由曹娥场起至凤凰山下，移驿于坝边。临江浒，东近上虞。”

这里说到的明嘉靖间，对于整个曹娥从东、西两点融合成一体，是个极其关键的历史节点。因为在此之前，两个点状虽有缓慢扩展，但尚没有形成规模。如塔桥为曹娥堰的运河终点，在南宋晚期至元、明，已向东至今老坝底方向有所拓展，最可能已达观花桥河段。因为在嘉靖开河的起止点，是“曹娥场起至凤凰山下”。曹娥场即指曹娥盐场盐课司官署，隶两浙盐运司，设有盐场大使一职。主要管理曹娥江左岸从哨唫至曹娥的盐灶、盐民的盐业事务。宋时与曹娥巡检廨、曹娥堰并在会稽县东南七十二里，嘉靖前已从西首的曹娥堰处，迁址到观花桥南。从塔桥南至盐场旧有一条与运河平行的路，称“场弄”建有盐仓，东侧运河掘成后建有石桥因而名“盐仓桥”。

明嘉靖四年（1525年）是曹娥老街区发展历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年。此年曹娥庙在郡守南大吉的主持下重修扩建，以通郡。（见光绪八年重刊本《曹孝娥庙志》）他在疏浚府河水利同时，倡导曹娥居民捐产开河通达曹娥庙之西。这个“产”不光是指捐献钱物，主要是指土地产权。因为从观花桥经湾头后又至凤凰山顶坝底的约长二里许的新河，沿线滩涂，已经被勤劳的曹娥人开发为耕作区域。此河开掘到今弯头区块，即碰上硬钉子，土地所有者既吝啬又强势，无奈河道又折而西进，绕道向前。

在今凤凰山小山头遗存有一古石碑，岁月磨砺致使碑文已风化严重，但上部仍依稀可辨别的是《》四个篆体大字。其中的“渠”即是指漕渠，后世称运河。碑文叙述的应是明嘉靖四年（1525年）开挖从曹娥场至凤凰山运河河道事。功毕，在河渠尽头立此碑以纪。

在南宋末年至明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曹娥堰外的长年淤浅，已很难使此堰再担当起漕运、水利功能。因此东关驿绝大部分的往来转运，一部分从蛏浦堰等处过江，经百官往余姚走运河北路。如直接走曹娥堰，就需跋涉经过泥泞难行的二里江滩。“凡各上司往来差役，以江心为界”然后才能与对岸的上虞梁湖（曹娥驿）交接，走十八里河经上虞县城丰惠至余姚、宁波的运河南路。这南、北二路最大的通航阻碍，就是过坝后的陆行二里。对客旅已属泥泞难行，对于货物及船行过坝则更显困难重重。

所以“曹娥场起至凤凰山下”的新运河开通，迅速解决了这个困扰多年的难题。向南延伸二里的运河，不仅方便了到达曹娥庙的路途，更使东达宁波的曹娥坝头业务有了质的提升。

曹娥堰右的东关驿也随之搬迁到顶坝底运河尽头。从《康熙会稽县志》记载的门楼、正厅、穿堂、后堂共有“房四进”，每进宽三间的建筑规模来看，这个会稽县唯一的水运驿站，连同所配置的船只、驿夫，算得上是一流水平，从中也可看出明代绍兴各级地方官府对曹娥地域交通枢纽的重视程度。与东关驿同时“移驿坝边。临江浒，东近上虞”的还有如曹娥铺，曹娥巡检司等地方机构。

晚清时期的曹江巡检司、东关驿、曹娥铺至今时隔百年，已难辩遗址。明嘉靖时期的东关驿似乎更难觅原址。从一般改朝换代的规则说，上一朝代的官方遗产多为新朝所接手，因此基于这个观点可认为，清代的东关驿遗址应是明嘉靖后之东关驿旧址所在地。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志书所述之东关驿及曹娥（江）巡检司，就在今上沙顶坝底司弄口左右。司弄之地名得之于巡检司，弄口旧有俗称接官亭的遗址，符合驿站迎送性质。原关帝殿边的四明公所旧址，也符合志书所述的东关驿站建筑规模。

上述这段新开运河通航，促使曹娥已基本形成民国期间的地域状态。也促使货物运输从原曹娥堰转移到一公里长的新漕渠运河沿线，因为这段运河恰好与南北向的曹娥江平行。明、清时期蓬勃而兴的坝头过塘行货运业务自此一发而不可收，这是继曹娥庙之后令曹娥名声大噪的又一个历史发展期。从国内外的不少书籍里，也可搜寻到这类关于曹娥坝的记载，兹以下述的几则为例。

①《泛桨录》。安徽芜湖人黄钺（1750—1841）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应浙江学政朱珪之聘，至浙阅考卷。正月九日随朱氏案试宁、绍两府，十日薄暮抵曹娥顶坝底，冒雨渡江。三月五日自宁波西归，六日暮渡曹娥江，宿东关驿，谒曹娥庙，庙后即曹娥墓。七日晓大雾中离曹娥赴绍兴。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复至宁、绍两府科试事，初八渡钱塘江至西兴，夜过绍兴。初九日午后抵曹娥顶坝底。

②《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此书中写英国画师威廉·亚历山大于1792—1794年随马戛尔尼勋爵出使中国，（副使斯当东）从杭州府到舟山，经浙东运河过甬江出海。有彩色雕版画《过埭之船》，描绘了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曹娥堰的盛世景象。

③1916年农历8月23日上午，结束杭州、绍兴之行的孙中山先生一行，从孙端坐船沿运河抵达曹娥下沙轮船码头。孙中山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白色哔叽中山装，足蹬黑亮皮鞋。上岸后，与前来迎接的各界首脑人物一一握手。随后乘轿沿塘至曹娥江边码头渡至百官，在三棚桥乘火车去宁波。

④《朴学斋辛酉宁绍游记》。民国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胡朴安，是安徽泾县人，在北京交通部任秘书时，至宁波视察，到过曹娥。他的《朴学斋辛酉宁绍游记》写“（1921年五月十二日）……三时十三趁火车，四时二十到曹娥江。张站长来，云船已备好。余辈先到曹娥庙一游。六时上船，即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