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脏皆有其体用，李师在审察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强调脏腑的阴阳体用关系，无论是在审察疾病，辨明疾病性质方面，还是遣方用药治疗疾病方面，皆强调平衡脏腑阴阳体用的作用。

“体用”和“阴阳”两对范畴均源自中国古代哲学，约自先秦始。“体”即形质，“用”即功能。人们通常把本体与功能的关系叫做体用关系。体用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范畴在宋明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脏腑之阴阳体用学说则在明清时代逐渐兴起，并最终走向成熟。

五脏皆有其体用，藏者为体，象者为用。“脏者为阴，腑者为阳”（《素问·金匮真言论》）。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云：“心肺……阴体而阳用也，大肠小肠……阳体而阴用也。”《张氏医通·杂门》提出：“胃之土，体阳而用阴。”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五脏六腑体用治法论”一节对脏腑体用论阐述为：“心为手少阴，心之体主静，本阴也；其用主动，则阳也。肝为足厥阴，肝之体主入，本阴也，其用主出（肝主疏泄），则阳也。脾为足太阴，主安贞，体本阴也；其用主运行，则阳也。肺为手太阴，主降，本阴也；其用主气，则阳也。肾为足少阴，主润下，主封藏，体本阴也；其用主布液，主卫气，则阳也。六腑为阳，其用皆阴。胆为足少阳，主开阳气之先，输转一身之阳气，体本阳也；其用主决断，主义，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则阴也。胃为足阳明，主诸阳之会，经谓阳明如市，体本阳也；其用主纳，主下降，则阴也。大肠为手阳明，主传化，主变化，体本阳也；其用主纳小肠之糟粕而降浊，则阴也。小肠为手太阳，主受盛化物，体本阳也；其用主纳胃之水谷，分其水而传糟粕于大肠，则阴也。三焦为手少阳，体本阳也；其用主引导阴阳，开通障塞，则阴也。膀胱为足太阳，体本阳也；其用则承气化，溲便注泻，则阴也。”

由于五脏皆有其体用，李师在临证的过程中，注意调理脏腑阴阳，顾护其体用。最常用到的为“肝体阴用阳”之说。“肝……以血为体，以气为用”，肝体阴用阳，以阴血为体，以气阳为用。肝阴肝阳共存于一体，对立统一，消长平衡，则肝发挥正常生理功能。若肝用异常则疏泄失度，阴阳失衡，出现肝气郁结、肝火上炎等；若肝体肝阴不足，则见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病理现象。故李师在临证审察病机或是遣方用药方面，皆注重调整阴阳体用平衡。

“肝体阴用阳”语出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

“肝主藏血……以血为体，以气为用”（《金匮玉函经二注》）。肝者，将军之官，主升主动，性喜条达，肝气具有疏通、畅达全身气机，进而促进精血津液的运行输布、脾胃气机的升降、胆汁的分泌排泄以及情志的舒畅等作用，为阳用的特点。肝又主藏血，血属阴，乃体阴之本。肝具有贮藏血液、调节血量和防止出血的功能。肝藏血可涵养肝气，使肝气发挥正常的疏泄功能；肝血可濡养筋目，使肝之形体官窍功能正常。

肝为刚脏，以血为体，以气为用，体阴而用阳。肝为藏血之脏，血属阴，故肝体为阴；肝主疏泄，性喜条达，内寄相火，主升主动，故肝用为阳。肝体阴柔，其用阳刚，刚柔相济，阴阳和调，则肝的功能正常。

在审察疾病的过程中，李师认为肝阴肝阳共存于一体，对立统一，消长平衡则肝不偏不倚，不亢不卑，发挥正常生理功能。临证中见肝用异常当知体阴之变，体阴不足当察肝用之病，肝的病理特点当为阳用易亢，体阴亏易，体用互病。

若肝之用疏泄功能失司，则气血失调，经络、脏腑、形体、官窍的功能均会受到影响。肝气疏泄不及，可见肝气郁结，见胁下胀痛、情志郁闷不乐等不适；影响气血运行失畅而致瘀血，甚至瘤积形成，在女子可见月经不畅、痛经、闭经等；或出现脾胃失运，清浊不分，郁滞于中，胁痛、纳差、呕吐、泄泻、水肿、臌胀等。肝气疏泄太过，则表现为肝气上逆，影响气血运行，血不循经，出现吐血、崩漏等。或肝风内动，出现眩晕、烦躁易怒、筋脉拘挛、抽搐等症。

若肝之体肝藏血不足，临床多出现肝血不足、肝阴亏损之证。肝血亏虚，多因失血过多，或久病耗损，或脾胃虚弱，气血乏源所致，临床症见头晕眼花，两目干涩，视物模糊，肢体麻木不仁，关节屈伸不利，爪甲不荣，月经量少甚或闭经。肝郁化火，暗耗肝阴，或肾阴亏损，水不涵木均可导致肝阴不足，以头目眩晕，两目干涩，两胁隐痛，面部烘热，口燥咽干，五心烦热等为主要临床表现。

肝之疾，有虚有实，李师常言：“审肝之病，当注重其气机升降疏泄得当，并且肝之阴血充足；治肝之时，因注意疏泄有度，切勿攻伐太过，伤及阴血，更应注意他脏之阴阳盛衰对肝之影响”。

肝主疏泄，肝气具有疏通、畅达全身气机的作用，其性喜条达恶抑郁，故临证中易见肝木不能条达，肝失疏泄，气郁于内。“木郁达之”，疏肝解郁属首推之法。李师认为，肝气郁滞为肝之“用”失常，在用疏肝之品调理肝郁之气时，注意理气药大多香燥，有伤阴之弊，若肝气不和不能只顾调节肝气，不顾滋养肝之阴血，若肝阴血不足，肝气必受影响。另外，肝气郁滞本身即可伤及肝阴，使阴血布达障碍，脏腑失养，加重原病或又生他病。《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曰：“……肝木之所以郁，其说有二：一为土虚不能升木也；一为血虚不能养肝也。盖肝为木气，全赖土以滋培，水以灌溉。若中土虚，则木不升而郁；阴血少，则肝不滋而枯。”李师在施用疏肝理气药时，常选用辛香轻清之品，如佛手花、厚朴、紫苏等辛燥不甚之品，防止伤阴。至于破气之剂，则是初病体实者用，久病体虚慎之。在治疗中应随时注意辨别其“体用”关系，在调理肝之用而用疏肝法的同时注意“补肝体”。在用辛香苦燥的疏肝理气药以疏肝之时，配以养血柔肝之品，既补肝体又助肝用，以期达到体用兼顾的目的，这样才能很好地调理“肝之用”。同样久病之后，每多肝气郁而化火，耗伤肝血肝阴，愈疏愈虚，在疏肝之时应不忘柔肝，以达到体用兼顾的目的。

肝为藏血之脏，肝赖阴血之滋养而发挥其“体阴”的正常生理功能。肝有“血液以濡之”“肝……非柔润不能调合”之说。肝体之病，以阴虚血亏为多见，肝之所藏不足，易致肝失调达，虚热内生，肝阳上亢。故在临证过程中应滋肝养肝补阴以资肝“体阴”。《黄帝内经》中有“以辛补之”及“以酸补之”等说法。

肝以阴血为体，肝气为用，肝之阴血不足，肝气必受影响，肝气不调，又可阻碍肝阴血的生成和贮藏。在临证中，当补养肝之阴血，在大补阴血同时，采用诸法调节肝气亦不可或缺，可调节肝气。肝属刚脏，肝性强急，肝之实证，如气郁或肝火，日久皆易耗伤肝之阴血，肝体不足反之又会影响肝用，相互影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滋阴养血以补肝肾，以沙参、麦冬、归身、枸杞子滋阴养血生津以柔肝为主，佐以川楝子疏泄肝气，诸药合用共奏滋阴柔肝疏肝之功，使滋阴养血而不遏滞气机，疏肝理气又不耗伤阴血，肝体得以濡养，肝气得以条畅。

李师常说，考虑“体阴而用阳”这一生理特性时要注意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切记“诸脏兼顾”方可达到治疗效果。如肝之体，肝肾乙癸同源，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精血相互资生转化。肾为肝之母，滋水即能涵木方治胁痛。在《黄帝内经》中，肝与肾的某些功能难以截然分割。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关于男女都有天癸的论述。男子“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在论及男子天癸绝时，首先提到的是肝气衰，筋不能动，然后才提肾。女子以肝为先天，历代医家对妇女病重视从肝论治，“女子以肝为先天”。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化，故有补肾即所以补肝之说，肝虚多通过滋肾水以涵养肝木。

在肝之用方面，肝协助脾胃运化水谷，肝对脾胃的正常生理代谢至关重要。《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土得木而达之。”《素问·经脉别论》亦云：“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脾胃只有依赖肝木，才能发挥正常生理功能，即消化吸收的功能应由肝与脾共同承担。肝气横逆犯胃，则可致肝胃不和。

由于肝之体用阴阳属性，李师在调肝时对用药的四气五味等也是颇费心思。对不同治疗药物的性味把握，及对其肝之体用的影响，也都一一揣摩。

《素问·藏气法时论》：“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曰：“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两者皆阐明了肝的治疗原则：用辛补之，用酸泻之；后者用酸补之。两经典中言酸对肝的补与泻，正是体现了肝之阴阳体用相依互根的关系。李师在平调肝之阴阳体用时，常结合此理论遣方用药，收到良效。

李师认为，酸是肝的本味，肝之体为肝阴肝血，非酸敛阴柔之物不能补之。而肝之病，“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以酸味药与甘味药相合，则酸甘化阴，滋肝之“体阴”，阴生阳长，肝之“体阴”足则“阳用”才能调达。如后世的补肝汤（《医学六要》）选用白芍、木瓜、酸枣仁等酸收之品，以补肝阴而恢复其“阳用”，因此，在补肝之体时“补用酸”。

另一方面，肝“用阳”，却要酸泻之，辛补之。肝属木，主疏泄，喜条达。“肝用”失和则其条达之性被抑郁，易气机不利，疏泄失司。而辛味药能散能行，故理其气，疏其肝，使肝脏去其抑郁，助其条达，恢复肝的条达之性，即恢复“肝用”，故说“用辛补之”。若肝肾阴亏，水不涵木，肝阳上亢，即肝“体阴”不足，“阳用”偏盛，阴阳失调，这时，即以酸味药调之，其在补肝体的同时，纠正了肝之“阳用”偏亢，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以“酸泻之”。故清·尤在泾说：“以辛补之，是补其用。以酸补之，是补其体。”

李师在调肝之时常用酸甘之品，如白芍、生地、酸枣仁、山茱萸、五味子、枸杞子等，酸甘化阴，滋肝之“体阴”，又泻上亢之“肝用”，又常用茵陈、麦芽、川楝子辛散疏肝之品泻其肝阳之有余。

李师在治疗肝病时，疏肝贯穿于整个治肝之法。他常说，肝属木，以条达为畅，肝气疏泄不及，则见肝气郁结，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丹溪心法》）在临床治疗过程中，遵守“木郁达之”的原则，即“疏肝用”为法，疏肝理气，以恢复肝的条达之性。在临证中，李师常以疏肝为常理，以辛味药物能散、善行，维护肝之用，常选柴胡、陈皮、郁金、川楝子、厚朴、苏叶等辛香之品。但他常言：理气药物大多辛温香燥，虽疏肝用，但易耗损阴血，不利肝体，如用量过大，或使用过久，或配伍不当，往往损伤“肝体”，甚至进一步化火动风，所以在使用理气药时，多注意顾护肝阴，每每必用白芍、当归、生地养阴之品养血护肝，以护肝用。

肝之体为阴，若肝之阴血阴精不足，临证可出现肝阴亏损，虚热内扰，若阴不制阳，则易出现肝阳上亢或肝风内动等变证。李师在临证中，其治疗肝阴不足之补肝阴方剂，组方配伍以补阴药为主，又据肝脏本身的生理病理特点，选配相应的药物，使药随证变，方与证合，颇有良效。

李师常说，以肝之阴阳体用特性，在滋阴同时不可一味添补，有碍气化，应少佐理气之品。一则阴血不足，肝体失养，肝失柔润，易致肝之疏泄功能失常，从而发生肝郁证候，再则滋腻之品易阻碍气机，而肝以条达为顺，故治疗肝阴虚证时应适当配伍疏肝行气药，以起到标本兼顾之效。

李师在临证滋补肝阴时，柔养肝阴并未一味呆补，常配合补血药、补肾阴药、平肝潜阳药物，以滋养肝阴。李师认为肝主血海，血属阴，濡养肝体、制约肝阳并防止其升动太过。因此，补肝阴方配伍阴柔养血之品，临床常用白芍、当归、生地、酸枣仁等滋补肝之阴血，以补肝体。肾藏精，肝藏血，精血互化，乙癸同源。肝阴亏虚，子盗母气，久病及肾，或由肾阴不足，肝失所养，水不涵木，母病及子，均能导致肝肾两虚的发生，因此肝阴虚常伴随肾阴虚，临证补肝阴时常用滋补肾阴之枸杞子、何首乌等。肝为风木之肝，其性升发，肝气、肝阳常有余，肝阴、肝血常不足，肝气易动易亢，若又遇阴血虚损，阴不制阳，则更易引起阳气亢逆甚则动风之象，因此，补肝阴方中配伍平肝息风药，如鳖甲、牡蛎、钩藤等。

“体阴而用阳”是肝脏的特性，而药物亦有其阴阳属性。李师在其临证平调肝之阴阳体用时，在其遣药立方中也不无讲求药物的阴阳体用特性。李师常言，在治肝之剂中注意药物的阴阳属性，以适应肝之体用，做到“体用兼顾，阴阳双调”。

李师认为，中药生长部位、形态特点与其药性阴阳属性具有一定的关联，也具有一定的体用关系。如花叶轻浮升散，子实质重降下，枝能横行四肢，藤能通络利关节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言“气味、主治、附方，著其体用也”，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在比较奇南香与沉香时论道：“奇南与沉同类，自分阴阳：沉牝也，味苦性利，其香含藏，烧更芳烈，阴体阳用也；奇南牡也，味辣沾舌麻木，其香忽发，而性能闭二便，阳体阴用也。”花、叶、皮、枝等质轻的药物大多是升浮的，而种子、果实、矿物、贝壳等质重者大多是沉降的。

《黄帝内经》根据药物功效特点的不同和五味的差异，将药物分为阴阳两大类，气药为阳药，味药为阴药。凡是以出上窍、发腠理、实四肢的作用于表，趋于向上向外，以升浮为主的药物，归属为阳，称之为气药。凡以出下窍、走五脏、归六腑的作用于里，趋于向下向内，以沉降为主的药物，归属为阴，称之为味药。“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李师在临证平衡肝之体用之时，选药常注意药之阴阳属性。以不同的药物特点，不同的药性调理肝之体用。在条达肝用时，常选用佛手花、月季花、泽兰叶等轻清之品，或以升举阳气之柴胡，在药性上皆属阳之品。在补肝阴时，常以白芍、生地等药，白芍“泻肝火……止血虚腹痛……凡一切肝血不足之证。”归属为阴。两类药物配伍使用，符合肝“体阴用阳”的特性，从而达到调肝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