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新文化运动中的“文明”“文化”之辨
当陈独秀、胡适、罗家伦那代人大发“文明”感慨之时，“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近现代概念的发源地欧洲，已经陷入深重的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这两个概念染上了浓烈的政治性和民族主义色彩，使之变成破坏或维护文明、文化的战争。最迟至1918年，整个19世纪欧洲人自我意识、自我炫耀的这两个概念受到了真正的打击。“进步”之危机导致文明的危机，对经济技术和物质发展之优越性的怀疑与日俱增，两个概念更多的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自我怀疑，而不再是以往那种得意之情，不少人以尼采精神批判现代“客观性”和“物质性”。也就在这个时候，本来基本同义的“文明”和“文化”开始分裂，德语中原有的对“kultur/文化”的青睐越发明显并逐渐在欧洲普及，成了“zivilisation/文明”的反命题。“文化”似乎更具有精神和道德蕴含，因此，谁都想成为文化的拥有者。也就是说，“文化”和“文明”有了高低之分。
20世纪初年，康有为游历欧洲以后，反思中国近代文明风尚，针砭盲崇西方文明的风气：“今之学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势，但闻欧人之俗，辄欲舍弃一切而从之，谬以彼为文明而师之。”或曰：“今学者无中外之学，不考其本来，徒观其外迹，及震其百年之霸，而畏之媚之，何其愚哉！”[1]梁启超于1918年年底至1920年3月在欧洲游历，那正是颓废情绪弥漫欧洲之时，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西方的没落》（1918/22）之书名成了流行用语。此时，梁氏已对西方文明另眼看待，视之为“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亦即“病的状态”[2]，并认为“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首先在于“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3]。曾热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受福泽谕吉文明论影响的梁启超，开始怀疑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例如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并认为中西差异并非文野之分，而是文化类型之别，这当然与施本格勒之辈所阐扬的多种文化形态的独立性不无关系。欧洲人对自身历史发展的失望，尤其是一次大战的灾难，使西方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告别过去、转向东方的思潮，比如对所谓中国式的精神和道德的向往。这种“东方热”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人的自我文化认同，寻找“自己的”文化（或曰“国粹”），以使之成为“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4]
在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之前，[5]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浓烈之时，杜亚泉已于1916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认为自欧战发生以来，“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怀疑之意见，而吾国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用于吾人。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6]杜亚泉是当时知识界最早从欧战中预见西方文化危机及其思潮转向的思想家。他又于1917年发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论说“文明之病变”及“病处之治疗”：“文明之定义，本为生活之总称，即合社会之经济状态与道德状态而言之。经济道德俱发达者为文明，经济道德均低劣者为不文明；经济道德，虽已发达，而现时有衰颓腐败之象，或有破坏危险之忧者，皆为文明之病变。文明有时有病，如小儿之有麻疹、百日咳，为人类所不得不经过者。今日东西洋文明，皆现一种病的状态；而缺点之补足，病处之治疗，乃人类协同之事业，不问人种与国民之同异，当有一致之觉悟者也。”[7]
其实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针砭19世纪之“文明流弊”：重视“客观之物质世界”，忽略“主观之内面精神”。他所倡导的是“幽深”的、富有精神性的文化：“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8]因此，他对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笔下的察罗图斯德罗（Zarathustra）远离“文明之邦国”大加赞赏：“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9]可见，中国人对“文化”概念的深入探讨，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西方，或经由日本的西方观念。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人更是渴望外界与心灵的真正和谐，这无疑是对现代文明“疲于奔命”的否定，是对现代物质性的那种源于尼采的强烈批判。
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它起始于《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就东西方文化而展开的讨论，并贯穿整个新文化运动，持续达十余年之久（1915-1927）。两派在许多观点上的分歧，已经见之于《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之刊名。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派（《新青年》派）和以杜亚泉为首的东方文化派（《东方杂志》派），虽都承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前者认为差异在于“古今之别”，后者则强调“中外之异”。1915年《新青年》创刊之时，即以传播西方文化为己任，坚信中外之异即古今之别：“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10]对陈独秀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犹古之遗也”[11]。
从传统和旧学转向西洋和新学、又从推崇西方物质文明转向反对全盘西化的杜亚泉，此时重新审视东西方文明，在总体倾向上对东西方文明进行了宏观比较，认为西方文明与中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原因在于中西社会的不同性质。杜氏中西文化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西洋重人为，中国重自然；西洋人向外，中国人向内；西洋社会多团体，中国社会无团体；西洋社会好竞争，中国崇尚与世无争；西洋以战争为常态，和平为变态，中国以和平为常态，战争为变态。“综而言之，则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两种文明，各现特殊之景趣与色彩，即动的文明，具都市的景趣，带繁复的色彩，而静的文明，具田野的景趣，带恬淡的色彩。”[12]杜亚泉关于中西文明“动静观”之深刻的片面性，委实不乏睿智之见。[13]这种深刻的片面，亦见之于他对东西文化弊病的诊断：“就经济状态而言，东洋社会，为全体的贫血症；西洋社会，则局处的充血症”，“就道德状态而言，在东洋社会，为精神薄弱，为麻痹状态；西洋社会为精神错乱，为狂躁状态。”[14]鉴于“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15]，杜氏提出其东西文化“统整论”，主张精神文明，因为“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即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16]。其实，追求“文明真价之所在”的杜亚泉，虽然倡导中西融合，但其偏重中国文化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同为“东方文化派”的梁启超，赞同杜氏的“统整论”，提倡“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17]。梁漱溟当为五四后期“东方文化派”的最大理论家，他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是中国第一部中文写就的、不同凡响的文化研究专著，也是第一部在书名中显示狭义“文化”概念的中文哲学著作。书中大谈“文化”，宣扬儒家思想和人生观，期待中国文化的复兴。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对新文化运动之“文明”话语的非难，不但对思想界带来极大冲击，亦引发出“文化史”书写的热潮。[18]
黄兴涛认为，现代“文化”概念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前后三个阶段：（1）甲午以前的酝酿阶段；（2）与“文明”概念相仿或曰“文明”意义上的“广义文化概念”在戊戌时期及稍后几年的确立和传播；（3）新文化运动时期“狭义文化概念”兴起以及广义、狭义文化概念的并行。[19]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是在甲午以后的戊戌时期从日本引入中国的。其实在这之前，中国人颜永京和丁韪良都已用过“文化”一词，见之于颜译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教育论》第一部分，名为《肄业要览》（1882），丁韪良的《西学考略》（1883）。[20]确实，“文化”概念已散见之于19世纪末期；然而，它是否就是西方culture意义的“文化”，或只是还未完全摆脱其浓重的古典韵味的用法，有时并不容易辨析。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多数情况下，新式“文化”概念只是“文明”的同义词而已，用法相近，且常混淆。这也不足为怪：自18世纪末开始，且在整个19 世纪，“civilization”和“culture”二词的含义在西方世界也颇为相似，时常难以分辨。与欧美情形相仿，“文明”和“文化”二词的含义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基本相同。需要注意的是，用“civilization”囊括“文明”“文化”，或用“文化”表述“civilization”（前文查考的中国和日本的双语辞书亦有所显示），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明治时期常见的“文化”作为“文明开化”之略语这一事实。这种与现代“文明”概念高度重合的“文化”用词，即以“文化”说“文明”的现象，也随着中国学人吸收“和制汉语”，出现在19世纪末期的中国。换言之，这两个概念在19世纪末的中国也基本上同义。[21]尽管此词的运用者越来越多，但就使用频率而言，无法与“文明”一词相提并论。直到20世纪初年，“文明”概念在报刊中的使用明显多于“文化”。[22]
可是也在19世纪末，尤其是19、20世纪之交，“文化”这个原本表示“人文化成”“文治教化”的汉语古老概念，[23]在专被用来移译西方culture或civilization之时推陈出新，获得现代意义。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是王国维1899年为桑原隲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所采用的广义“文化”概念：“抑古来西洋各国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今日西洋之文化；我东洋诸国亦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东方数千年来固有之文化。至二者相受相拒，有密接之关系，不过最近世事耳。”[24]
总体而言，“文明”一词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时兴，而“文化”二字则在进入20世纪之后才逐渐普及。真正注重“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并有选择地使用“文化”一词，从而使之成为一个流行概念，则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这之前，也就是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已经有人明确地从学术层面探讨和界定“文化”概念，例如《新青年》杂志的知名编辑陶孟和，先后在《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八期，1916年8月）和《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1917年1月1日）上发表重要论文《文化之嬗变》和《人类文化之起源》；[25]又如陈独秀在1916年之后发表的文章中所使用的“文化”概念。然而，“新文化运动”并非该运动兴起之初就已出现的概念，而是后来的命名。陈独秀在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26]君实则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的《新文化之内容》一文中指出：“一年以前，‘新思想’之名词，颇流行于吾国之一般社会，以其意义之广漠，内容之不易确定，颇惹起各方之疑惑辨难。迄于最近，则‘新思想’三字，已鲜有人道及，而‘新文化’之一语，乃代之而兴。”[27]自然，随着“新文化”或“新文化运动”之名称的确立，“文化”概念开始走红。[28]
从《时务报》大量引入日本的“文明”概念（包括“文化”概念）起，后来的《湘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等报刊对“文明”“文化”概念广泛传播，这对效法西洋、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等思潮都产生过深刻影响，中国人逐渐克服了传统的夷夏之辨和文野之分。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中国知识界明确区分“文明”与“文化”概念依然极为罕见。五四之后的“文化热”，反映出两个概念的更替。几大杂志的相关论述，亦可见出“‘文化’逐渐取代‘文明’而成为主流词语的趋势”，并且，“近代知识界对文明的思想认知逐步深入，且不乏非议，对文化则始终予以肯定和阐扬。”[29]也就在这时，人们逐渐了解了西方对“文明”与“文化”的区分及其新的视角，不但认识到“民族差异和群体特性”意义上的、表示生活方式的广义文化概念（如“民族文化”“中国文化”），[30]更是从精神特质的层面来强调“文化”，即注重精神世界的狭义文化概念。而对“文化”概念的辨析，多半与文化论战密切相关：
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陈独秀）[31]
通常所谓文明，盖指制度、文物、风俗、习惯等外的状态而言。至于文化，则兼有内的精神之意味。[……]今日之新文化，乃十九世纪文明之反抗，所以补其偏而救其弊者也。[……]十九世纪之文明，殆可称为唯物主义或物质主义之文明。[……]然新文化既矫正从前之缺点，则自不能不注重于开发较高尚之精神文明。（君实）[32]
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与文明有别。所谓文明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成绩品——譬如中国所制造的器皿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等都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不过文化与文明也可以说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如一种政治制度亦可说是一民族的制作品——文明，亦可以说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文化。（梁漱溟）[33]
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狭义的文化尤其是人生活动的要项。（梁启超）[34]
《新文化辞书》中的“kulturismus”（德：文化主义）词条中说：“欧洲大战终了，世界人士鉴于战争底悲惨和罪恶，对于军国主义而提倡文化主义。”并且，德国人对“文化”概念“把持更为精确，更为具体”；然该词条也明确指出，“把文化只看作精神生活，是误解了。”[35]看来，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如同它的历史语义演变一样复杂。最后，我们以胡适和张申府对文明、文化的讨论来结束本章。将“再造文明”视为新思潮之唯一目的的胡适于1926年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36]一文，开篇便提出三个“基本观念来作讨论的标准”，其中定义在总体上与前文所引梁漱溟的说法相差无几：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37]
无疑，胡适的三个“基本观念”是他对文明、文化概念的界定和诠释，并且，他以为“这三个观念是不须详细说明的，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承认的”。[38]可是，张申府却不以为然，随即发表《文明或文化》一文，责难胡适论说，认为胡适的三个基本观念“条条，个个，都不能无疑”，“适之先生这个文明界说，实觉确难承认。”[39]张文的重点在于概念的廓清；他视胡适的第三条定义为“强为之辞，[……]因为精神的，物质的，根本原来无分别”[40]。张文着重否定了胡适的前两个界说，理由是：“基本之下，还有基本。”[41]胡适认为“文明”与“文化”不是同物，是二物；张申府则旁征博引，以说明“文明”与“文化”分别之不当：
本来，英法是以“文明”自骄，而德是以“文化”自异的。但现在，在两方研究这个问题的，彼此所谓，外举大体已经一致。[42]
鉴于此，张申府提出：
所以我意“文明”与“文化”，在中国文字语言中，只可看成差不多与“算学”与“数学”一样，只是一物事之二名，或一学名一俗名。不必强为之区异。或则顶多说，文化是活的，文明是结果：也不过一事之两看法。[43]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视野，本文不想从今天的立场和认识程度来评判孰是孰非，只想指出胡适对“文明”和“文化”的区分，或多或少来自德国观点，而张申府的见解，更倾向于英法之见。从这两篇文章以及上文论及的相关论文，我们可以大概了解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明”“文化”概念的接受和认识程度。[44]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在历史发展中，还是在现今的实际运用中，“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其含义常与不同观点和具体语境联系在一起。比如在考古学或文化人类学中，“文化”往往是指物质生产；而在历史学或文化研究中，“文化”主要是指生活的象征体系。另外，在德语、北欧语言和斯拉夫语系里，“文化”的人类学用法是很普遍的；[45]而在法语和意大利语里，“文化”的人类学含义明显次于其“艺术”和“知识”的含义，亦次于“人类发展之一般过程”的含义。[46]
[1]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第235、294页。
[2] 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说》（1920），《梁启超演讲集》，第23、25页。
[3]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1921），《饮冰室专集》之二三，第37页。
[4]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饮冰室专集》之五十，第1页。
[5] 梁启超写于旅欧途中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3月首次发表于《时事新报》。黄克武指出：“以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为转折点，近代中国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以西方中心、线性演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论述’转变为强调中国文化具有精神价值、民族个性之‘文化论述’。”“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对近代科学文明的反省是‘文化论述’出现的重要指标。”（黄克武：《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68、77页）
[6] 伧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载《东方杂志》第十三卷第十号（1916年10月），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第338页。
[7] 伧父（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载《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四号（1917年4月15日），见《杜亚泉文存》，第346页。
[8] 见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3、55页。
[9] 同上，第49页。
[10] 汪叔潜：《新旧问题》，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见《新青年（影印本合编）》（1），第27、28页。
[11]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见《陈独秀文集》（第一卷），第97页。
[12] 伧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载《东方杂志》第十三卷第十号（1916年10月），见《杜亚泉文存》，第341页。
[13] 王元化指出，杜亚泉用动、静和内向、外向“区分东西文化，这一内在超越的概念现已普遍为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内外学人所接受，他以前尚无人用过这一说法，他要算是最早提出此学说的人了”。（王元化：《杜亚泉文存·代序：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第13页）
[14] 伧父（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载《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四号（1917年4月），见《杜亚泉文存》，第347、348页。
[15] 伧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载《东方杂志》第十三卷第十号（1916年10月），见《杜亚泉文存》，第338页。
[16] 伧父（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载《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四号（1917年4月），见《杜亚泉文存》，第345-346页。
[17]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1921），《饮冰室专集》之二三，第35页。
[18] 参见黄克武：《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19] 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页。
[20] 同上刊，第9-11页。
[21] 例如黄遵宪《日本国志》所云：“[……]曰日本法律仍禁耶稣教，背宗教自由之义，实为文化半开之国。”（黄遵宪；《日本国志》，第97-98页）或如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1897年5月31日）《时务报》“英文报译”发表的一篇题为《论军事与文化有相维之益》的专论中，“文明”意义上的“文化”一词共出现十三次之多。（参见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20页）
[22] 参见龚书铎：《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中国近代文化探索》，第14页。
[23] 参见《易·贲卦·象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24] 王国维：《东洋史要序》，《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2页。
[25] 陶孟和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自初生以迄于今，凡所成就，或为物质，或为精神；或为知，或为行；或为道德，或为制度。凡可以表示者，可以一名词统括之，曰文化。”（陶孟和：《文化之嬗变》，载《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八期〔1916年8月〕，第1页）
[26] 陈仲甫（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载《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见《新青年（影印本合编）》（8），第9页；另见《陈独秀文集》（第二卷），第1页。
[27] 君实：《新文化之内容》，载《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九号（1920年10月10日），第1-2页。
[28] 以上所述内容，参见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28-30页。
[29] 罗检秋：《清末民初知识界关于“文明”的认知与思辨》，载《河北学刊》2009第6期，第82页。
[30] 参见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一卷：《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第63页。
[31] 陈仲甫（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1920年4月1日），《新青年（影印本合编）》（8），第9页；另见《陈独秀文集》（第二卷），第1页。
[32] 君实：《新文化之内容》，载《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九号（1920年10月10日），第1-2页。
[3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第53页。
[3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第124 页。
[35] 唐敬杲等：《新文化辞书》（1923）。
[36] 该文旨在驳斥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人士的主张，起始就说“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是“今日最没有根据又最有毒害的妖言”。
[37]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集》（第4册），第3页。
[38] 同上，第3页。
[39] 张申府：《文明或文化》，载《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哲学卷）》，第208、210页。
[40] 同上，第211页。
[41] 同上，第208页。
[42] 同上，第209页。
[43] 张申府：《文明或文化》，载《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哲学卷）》，第210页。
[44] 黄克武认为，“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文明论述与文化论述之争辩不曾止息。从‘科玄论战’（1923年）到当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儒家思想’之辩论，乃至晚近‘全球化’与‘地方化’之讨论，均与此相关。”（黄克武：《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68页）
[45] 其实，狭义“文化”概念在百年之前的兴起，不仅同民族主义有关，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兴的人类学发展的结果。
[46] 参见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107-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