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为挽救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危机，扭转日益显露的军事、政治颓势，从1944年3月始，疯狂向南中国推进，力图打通自北平至广州的南北铁路大动脉。国民党军抵敌不住，七零八落地西撤南走，武器丢进沿途水塘中。国难当头之日，却是我们家内部斗争导致大家庭崩溃之时。5月25日，我的生父、养父（叔父）正式分家。然后各自拉家带口，东渡涟水，分别逃难，投奔离湘乡县城十余里的岳家，生父往石子塘李家，养父去羊婆洞贺家，祖父母和我与我养父同行。6月16日，日军序列第四十师团的清水师团主力进犯湘乡，序列第一百十六师团的岩永师团策应。21日，湘乡县城沦陷。
县城沦陷后，日本侵略军肆行烧杀抢劫、奸淫掳掠，妄想慑服县人，消弭反抗，满足兽欲，聚敛粮物。暴行罄竹难书。根据几位县人的回忆整理的《日本侵略军在湘乡的暴行录》（载《湘乡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有简略而剀切的纪录。我的中学老师贺勇园（云瞿）先生，曾将下层群众中因反抗日军惨遭杀害的史实，辑录成文，题名《为无名英雄叫屈》，刊于《湘涟周报》（湘涟镇中心小学校刊）1945或1946年某期，现在恐怕已很难找到。实则这是一篇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控诉。勇园师因为受害者都是湘乡社会底层群众，不为当时国民党官方注目，而登高一呼，登高一诉。日本侵略者在湘乡杀害的上层社会人物，而为国民党政府关注的，有吴剑学将军和郑家溉先生。
吴剑学将军字熙农，湘乡潭市人，1883年生，早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在山西当军官，后至湘军中任职，其最高职衔为湘军第四军中将军长。在湖南历次反对北洋军阀（袁世凯、汤芗铭、张敬尧）、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斗争中，他都站在进步方面，并立下卓著军功。后来因对国民党军、政失望，辞职里居。1944年6月29日，驻湘乡日军派人登门，持某伪组织头目信件，逼勒吴将军出任伪职。在将军坚持下，双方不用日语共话，而用汉语笔谈。吴将军将来信略一过目，当即退还。笔谈无任何结果，不欢而散。次日，日军和汉奸数人再至，吴将军坚持拒绝与侵略者合作的立场丝毫没有动摇。日伪恼羞成怒，竟绑架年过花甲的老将军出门。将军倒地不起，怒目圆睁，正气凛然。日本侵略者遂将其残酷枪杀。（参考谢秉忠《吴剑学》，载《湘乡文史资料》第1辑，1986）
郑家溉先生字从耘，长沙人，光绪癸卯（1903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四川提学使。入民国后，在长沙卖字为生。先生有女嫁湘乡人王汉农，因探女曾来湘乡小住，结识湘乡人士。 1944年春末，日军犯长沙，先生复来湘乡避乱，寓居七宝峰。一日，先生偕友人凌敏刚先生路遇日本骑兵，一言不合，被日兵拔刀砍落水中牺牲。（参考刘海擎《郑公家溉避难湘乡及其死难实录》，载《湘乡文史资料》第2辑）这都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
那年我十岁刚出头，初至羊婆洞。羊婆洞是一山冲，越过一峻岭而入。我破天荒第一遭过这样的山岭，少年莽撞，小跑下岭，竟收脚不住，前仆倒地，一溜数丈，膝腿都被碎石划破，鲜血殷红，许多日子才得愈合。山冲内人烟稀少，走里许才有一户人家。两面连山夹峙，中间道路曲折崎岖，缓缓而下，道旁小块稻田，呈梯田状，因势造田，颇不规则。形势既险，生人入境，自然生出幽静恐怖、畏怯退缩之感。但因距城较近，所以仍有日军路过。不过他们对这类地方大概有所警惕，始终没有听说过他们进民居骚扰。每次一听日军要来，我们就爬往后山，躲进山中荆棘丛生，草茅疯长，遮天蔽日，细流涓滴的地方，瞭望着远处路上的动向，有时的确有日军前行，有时真的成天不见“鬼影”，完全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被“狼来了”的叫喊声吓得往山上跑。在山上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时天气渐入盛暑，山中又热又湿，虫蚁络绎不绝，只觉得时间漫长难度，盼望天黑下山。要是碰上下雨，躲在山中更难受，到处水汪汪、湿漉漉、滑溜溜，伞有时撑不开，有时遮不住，站着累得慌，坐下没地方，真是受罪。但是，羊婆洞这些地方，只要是黑夜，日军连路过都不走此道，就可睡个安稳觉。
在羊婆洞住了几个月。祖父母搬往离县城较远的檀冲湾，父亲觉得坐吃山空非计，也想挪动。我们家是工商业者兼地主，有五亩田在大山冲，父亲听说城里颇多富户聚居在那里，凭厨艺足可安身立命，于是一家三口一举搬往大山冲。父亲在那里果然如鱼得水，他的餐饮小店于深秋时节在大山冲开张。县城执牛耳的酒席馆在山村微型化，也是激动人心的事情。虽然携家逃难，颠沛流离，依然时有食客，足够维持生计。只是继养母待我日益酷虐，父亲忙碌不堪，没有心思管我。关心我的人觉得我有命悬一线的危险，便很快把情况传到石子塘。生父母立刻决定把我接出来。那年冬天大雪，积雪没胫，湘乡历来极为罕见。生父瘦小之躯，冒着飞雪严寒，道路依稀，摸索前进，把我从大山冲接到石子塘。
石子塘的物质生活比较淡薄。离城较近，逃躲频繁，园艺、饲养副业侍弄不周，民间蔬菜和肉食严重缺乏，大家普遍煮草佐餐。我们吃过胡葱、梧桐草、芭蕉根、水浮莲等等多种野草。虽然相对清苦，但在生父母、兄姐妹的浓浓亲情卵翼下生活，自呱呱坠地以来与兄姐妹共同乐叙天伦，仍然是我个人历史上的尧天舜日。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虽还占据亚洲许多土地，但已是强弩之末，四面楚歌，节节败退。据县日军的暴行也明显减少。彼消此长，国、共两党各自的游击队也更活跃，偶尔可见游击队抓获的日俘。此时在石子塘发生日军施暴的新罪行，乍看有点像编造的故事，实际上却是千真万确但从未纪录过的史实。日本帝国主义毕竟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况那时屠刀犹然在手呢？
石子塘是一座较大的砖瓦平房，沿山脚建造，背靠丛山，面对大路。其平面图呈加长的足球球门状，两端各一户人家，一端是我外祖父李家，一个人丁繁茂的大家庭，开家乡村杂货店，一端是中学教师曾纪方先生兄弟家，其弟为一农民。中间堂屋无疑为我外祖父家所有，我的姨父潘步云先生在此卖肉。那时肉食极紧俏，从不见他宰猪，或另有屠宰作坊，或货为转贩而来。事情发生的时间应是6月前后，梨子挂满枝头，已经成熟但不采摘。一天，肉店里来了一队便装军人，只有十余人，背着旧枪，打着中华民国旗帜，进门就问附近有无日本人活动及情形。潘姨父是个爱说而又口无遮拦的人。他估摸着来者定是国民党游击队，于是乘机发泄一腔积怒，大骂日军，历数其在湘乡的恶行。对方听了，敷衍几句，成队离开。没过多久，他们一齐返回，开始包围房屋。潘姨父见形势不妙，迅速爬上后山跑了，转瞬就没了踪影。原来这些人是化了装的日本侦探队，转来捉拿辱骂“皇军”的肉店店主。四处搜查不见。大家支吾，说他是买肉顾客，不是店主，买了肉就走了，没有人认识他。日本人岂肯轻易罢手，他们捉了两名成年男子。一个是我舅父，弯腰驼背、走路瘸拐的残疾人；一个是腰细膀阔的庄稼汉曾某某，曾纪方先生的弟弟。日本人命两人都跪在晒谷场上，用枪托痛殴曾某某，痛得他叫喊、呻吟不绝。万幸的是曾纪方先生和我的生父都有事外出，逃过一劫。打人许久，毫无结果。最后他们掠取肉店的猪肉和杂货店的可吃之物煮成一锅，一人一个军用饭盒，一个竹杓（削成桨状），饱餐一顿，一树甜梨被打得一个不剩，满载扬长而去。这是我见到的日本侵略者最后的暴行，在投降前夕演出。曾家被痛殴者卧床数月治疗，才慢慢康复。
投降后的日本军人有来不及按时撤走的，后勤供给似已断绝，抢掠则有性命之虞。为了生存，另有一种表现。湘乡是湖南产猪大县。湘乡养猪习俗，尚栏养而非散养，尚煮食而非生食。煮熟的猪潲，原饲料有菜叶、糠（有粗糠，稻谷加工成米粒过程中产生的粉状物，主要由稻壳被粉碎后形成；有油糠，箱米加工成白米过程中产生的粉状物，由米粒皮形成）、猪草（水浮莲、鱼腥草等）、碎米、剩饭、米汤，有时还有豆渣、麦之类，随主人所有无而增减，菜、草都粗粗洗过，洗去泥沙，切断剁碎，混煮一锅，煮沸煮熟，养分损失严重，消毒无可置疑。那时中国人也很困难，日兵不敢要求别的，指着热气腾腾的猪潲请求给一碗。县人虽然很恨，至此也只能点头同意管饱。想到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让日本兵沦落至此，既害苦了中国人民，也害苦了日本本国人民，确是至当不易的真理。
按：我在高中一年级作文时，曾根据回忆，纪录、描写日军在石子塘的暴行。但所写限于事件本身，得到语文老师施云先生点评。但作文本早已荡然不存。这是重新回忆、重新描写，写法与前不同，扩大视野，把石子塘事件作为日军侵略湘乡的一桩暴行来写，只因亲历，所以比所见所闻稍稍加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