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精舍与经解

嘉庆五年（1800），阮元巡抚浙江，在西湖之滨设立诂经精舍，选拔“好古力学”之士读书其中，“日聚徒讲议”，每月按期课士，^[124]规定“只课经解、史策、古今体诗，不用八比文、八韵诗”。^[125]这与其消解科考头场作用，抬升经解史策地位，以引人入经解之学的思路一贯。

阮元开设诂经精舍，与科考关系密切，然与一般书院专课时文有巨大差异。阮元之弟阮亨常年伴随其兄，便称诂经精舍“以励品学，非以弋科名”。^[126]首任主讲之一孙星衍也称：诂经精舍“不课举业”，“许各搜讨书传条对，不用扃试糊名法”。所谓“非以弋科名”、“不举业”，其实是不课八股文，首重在学问，有学之后求功名，顺理成章，学问与功名并未隔阂。诂经精舍循此法，反而举业极顺，“既行于世，不十年间，上舍之士多致位通显，入翰林，进枢密，出则建节而试士”。^[127]

阮元官运亨通，高居巡抚，由其开设精舍提倡，很容易吸引诸生应课，以为进取功名的阶梯。加上经费充足，膏火诱人，应精舍经解、辞赋课之人比比皆是，造成以学问为重的风气。阮元且进一步强调学问的治法与规矩。

前此，阮元督学两浙，观察到当地“说经之士虽不乏人，而格于庸近者不少”。^[128]所谓“庸近”，指泥于近人之学，不能往上探寻古学本意。其自称“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129]即为脱离“庸近”的过程，由此也基本确立其治经的法式与理念。而其选择浙士编撰《经籍籑诂》，寻根溯源，披览古义与近释的迁转，即有此意。

嘉庆六年（1801），阮元“简其艺之佳者，刊为《诂经精舍文集》”。《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大都由其本人“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因此分析本文集，可资探讨阮元强调与示范的治经法式与用意。

阮元手定《诂经精舍文集》，不以惯常的“说经之作”为开篇，^[130]以“六朝经术流派论”为首，即因六朝上接两汉下启隋唐，可见学问的传承与变异，见其高下正误。金廷栋便指出：“汉学穷经则经明，唐学疏注则注明”，六朝在其中承接上下，处“汉学已往，唐学未起”之时，因而“六朝诸儒之为功经术不少”。^[131]保存前人师说不致中断，所谓“六艺之事，固未可易言，六朝之学，殆犹近于古矣”。^[132]由此既可上探古意，也能下观隋唐经术。永嘉之后，六朝经术因承袭师说不同，分为南北迥异的流派，辨明南北孰优孰劣之后，也能由此获取进入的门径。

汪家禧被阮元、臧庸、陈寿祺、许宗彦等名家评做学问最深，^[133]其文冠于诸文之首，可见编选者的认同。他认为：“夫师说明，然后流派著。西晋承汉魏后，置五经博士十九人，于时师说均未亡也。厥后永嘉之乱，渐以散佚。”其中虽“十九家师传之蔑，南北均有过焉”，但程度还是有所分别，他指出：“王氏以清言衍易，故通老庄者，多遵之。《古文尚书》闻作伪于王肃，晋徐邈已为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预窃服贾说，掩其名而以臆见乱之，谅暗短丧，显悖名教，其失更甚。”此三者，南方“诸儒独信之，至贞观作《正义》，遂据以为本，三经汉学之亡，不亦江左之失欤！”随即总结道：“至信俗学之失”，“固南人所独也”。^[134]汪家禧论述的重心在于南方诸儒偏信王弼、王肃、杜预之说，遂导致《易》、《书》、《传》三经汉学的沦亡。可相对比的是，北方诸儒大概尚能信守部分汉人师说，能排斥伪孔《古文尚书》等乱经之作。

孙同元指出：“江左儒者，当王肃之学盛行，梅赜之书初献，厌闻古训，习尚空谈，何约简之足云？岂英华之能得乎？河洛大儒，则有徐遵明讲之于前，卢景裕承之于后，恪守汉学，王《易》孔《书》，屏而弗道，彬彬盛矣。”因而认为：“以综贯百氏，该通六艺之伦，而目之为深芜，斥之为枝叶，岂非耳食之见欤？亦风会使然也。”^[135]肯定北方诸儒保存汉人师说为功劳之一。此外还能使后人据此反观南学之非，汪家禧说道：“孔颖达序《礼疏》，谓王、郑两家，同经而异注，则当时亦不以为非也。使《诗》无二刘（献之、敬和），《礼》无徐（遵明）熊（安生），谨守师传，以待来学，吾恐南北之从王者未必无人，即唐未必能灼知其非也。”^[136]分辨南北学派的优劣落实于承袭汉人之说的多少。

阮元于诂经精舍祀许慎、郑玄二人，“谓有志于圣贤之经，惟汉人之诂多得其实者，去古近也。许、郑集汉诂之成者也，故宜祀也”。^[137]在此思路下，诂经精舍学生甚至根据南北诸儒解经宗尚的不同，分别了两种训诂，承汉人之学的训诂称为“真训”，承王肃等人的训诂则称为“伪诂”。洪震煊解释道：“昔汉儒之经术，授受相承，渊源不隔，虽未尽合于微言，要亦自成为古训。北海郑君出，由博返约，集其大成。”^[138]徐鲲也称：“经以师训为主，学以师授为贵。”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王肃“暗造古文，私撰家语，历诬经旨，显斥郑君，致学无心得者易惑歧途”，便是伪诂，偏用伪诂，致使“伪诂炽而真训亡矣”，“伪诂炽则人创新义，真训亡则众弃旧籍”。永嘉之乱后，南学承袭王肃等人之学，解经偏信伪诂，导致“《易》亡梁邱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诗》亡鲁齐”。因而“江左诸儒，习正始之音，主玄虚之学，以至好老《易》、善玄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视康成，妄訾服氏”。^[139]

诸人还认为解经尊尚南学，开启了后人崇虚不务实的门径，直指宋儒。胡敬称：“南朝诸儒，义宗简约，乃退孟《易》于术数，斥郑学为支离，专己守残，因陋就寡。后儒骋性道之虚悟，置象数于勿言，其端实肇此焉。”^[140]邵保初进而指出：“江左儒风，渊源典午，专尚浮华，务析名理，其去繁就简，理固宜然。若谓经籍英华，尽在于是，是以汉学为糟粕也，盖已隐隐开驾空立说之端矣。”若后世根据南学，“行王杜伪孔，则学分为三。故有两经之疏，同为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学者茫然不知真是之归，此宋儒所以乘间而起也”。^[141]

由此可见，阮元编撰《文集》，示范治经门径，主张抉古学源流以见后世学术的变化与僭乱，恢复圣学原本，与其之前选择士人编纂《经籍籑诂》的意思相近，可互相印证发明。^[142]也能体现阮元本身所追求的学术抱负。

嘉庆十二年（1807），阮元为隋文选楼作记，根据新旧《唐书》条勒曹宪生平学问，也阐释了编纂《经籍籑诂》的学术因缘。阮元道：“曹宪，江都人，仕隋为秘书学士，聚徒教授，凡数百人，公卿多从之游。于小学尤邃。自汉杜林、卫宏以后，古文亡绝，至宪复兴。炀帝令与诸儒撰《桂苑珠丛》，规正文字。”进而据此阐释文选学的精义，认为：“古人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训。至隋时，曹宪在江、淮间，其道大明。马、扬之学，传于《文选》，故曹宪既精雅训，又精选学。”并引出：“元幼时即为文选学，既而为《经籍籑诂》二百十二卷，犹此志也。”^[143]宣称自己编纂《经籍籑诂》是受曹宪《桂苑珠丛》影响，意在“规正文字”，以接续得到孔子真传的“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的学问正统。

其实揆诸史事，与历史事实多有不同，且未必是无心之失。

阮元初创《经籍籑诂》，与文选学并无多大关系。据张鉴等撰《弟子记》，可知阮元组织人手修撰《经籍籑诂》，开始于嘉庆二年（1797），^[144]发议则更早。

阮元曾咏一诗，记乾隆五十二年（1787）欲撰《经籍籑诂》的始末，道：

丁未游燕京，儒生接席遇。慨然念兹业，众力乃齐赴。（余于丁未晤大兴朱锡庚、阳湖孙星衍、桐城马宗琏，乃共约斯举。）……决择遍义训，披览穷章句。始焉括经史，终亦及子赋。（《易》、《诗》二经及诸子、屈原赋，尚未措手。）小学数万言，畴以是为务。（《说文》、《广雅》、《士林》、《仓颉》等，亦须人任之。）摇摇动心旌，千里驰遐慕。苟能蒇成事，功若禹鼎铸。^[145]

同年，江藩曾致信焦循，讨论《经籍籑诂》之事，可证此事。江说：“因良伯来书，分作《籑故》一书，惟小学最难，如《说文解字》皆训诂也，其同异讹错不能笔述，容来扬时面谈。且《籑故》，藩不知体例如何？足下以《说文》为主，千古不磨之论，若以《广韵》为主，便落下乘矣。”^[146]

就此确证，早在乾隆五十二年，阮元已经着手编撰。而阮元与曹宪《文选》学发生联系的时间较晚。阮元自记：

元丁内艰伏处时，知江南名士孙渊如、洪稚存诸君薄游扬州，诗酒之会，多主方氏。扬州人不知名士为何等人，所谈为何如事。诸名士同登梁昭明文选楼，拜昭明太子。^[147]

阮元“丁内艰”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此时以为扬州文选楼是昭明而非曹宪居所。直到嘉庆二年（1797），凌廷堪致信阮元讨论《扬州画舫录》涉及文选楼，道：“二云先生尝言曹宪、李善皆扬州人，文选楼非曹即李，断非昭明之遗迹，盖昭明未尝渡江居广陵也。”^[148]由于一位非扬州籍学人的提醒，阮元才遍考古籍，确证文选楼是曹宪而非昭明居所。洪亮吉《北江诗话》说：“扬州旧城有文选楼，土人相传，以为梁昭明《文选》之处，不知非也。”^[149]若阮元真如其文中对《文选》学由始至终的熟习与热爱，又何至于古今颠倒、张冠李戴，遗人以笑柄？那么，此时曹宪未必深入阮元心中，也谈不上借此发挥文选学直承孔门正传之义，如何说得上《经籍籑诂》就是受曹宪的影响。

此事受戴震、朱筠的影响更为切实。嘉庆四年（1799）钱大昕所作《经籍籑诂序》称：“往岁休宁戴东原在书局，实创此议。大兴朱竹君督学安徽，有志未果。”^[150]朱锡庚也称其父朱筠“尝谓：‘经学不明，良由训诂不通。通经必先识字，庶几两汉诸儒所讲之经可以明，而后世望文生义之弊绝’，欲仿扬雄《训纂》，而撰《纂诂》”，编纂大旨、题名都已拟备。^[151]戴震、朱筠是其时治经有法、转移一时学风的名儒，袁钧称：“圣治隆古，大雅间作，并世之贤，有休宁戴氏、大兴两朱先生，咸以经学首倡。文章称盛，海内承学之士，渐知向方。”^[152]两人治经，都主张由识字而通道。戴震曾对段玉裁讲治经大要：“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153]又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薄训诂之学。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未能通，妄谓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训诂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154]朱筠于督学安徽时，“病今学者无师法，不明文字本所由生”，忧虑“是则何以通先圣之经，而能言其义邪？”故“举许君《说文解字》旧本重刻周布，俾诸生人人讽之，庶知为文自识字始”。^[155]

不过，戴朱二人所示治学门径与曹宪“规正文字”确有相通之处，阮元故而可以如此发挥。阮元于《定香亭笔谈》中记道：

经非诂不明，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许氏《说文》以字解经，字学即经学也。余在浙，招诸生之通经者三十余人，编辑《经籍籑诂》一百六卷，并延武进臧镛堂及弟礼堂总理其事。以字为经，以韵为纬，取汉至唐说经之书八十六种，条分而缕析之，俾读经者有所资焉。《说文》、《广韵》等书不录，以其为本有部分之书，不胜录，且学者所易检也。^[156]

此意一直贯穿阮元解经之作及之后所编纂的经解书籍。

因此，阮元极力宣称编撰《经籍籑诂》是本于曹宪及《桂苑珠丛》，强调其意出于早年自发，而非受戴震、朱筠等启发，应不无确立自己独立学统之意。这与早先仰慕钱大昕，之后渐趋渐远颇有“异曲同工”的味道。^[157]

而事实上，阮元编撰《经籍籑诂》确实也寓有深意，非仅仅满足于编纂经解书籍，便于学者检索，更要成一家之说，构筑阮氏经解之学。此意需联系之后的《皇清经解》才能较为完整地解开，故一并在后一节内展开。

阮元大致是以书院规制强调专课经解辞赋，尤以经解为主，引导士人专治经解之学；又通过各种示范，如编撰《诂经精舍文集》、发表程作，确立治经解之学的规矩与门径。之后，开学海堂课，引浙学入粤，编撰《皇清经解》，皆承袭之前思路，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