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入粤江浙学人与汉宋叙述

阮元创辟学海堂，导引江浙学术入粤，吸纳众多江、浙、皖学人入粤，学海堂遂成为当时江浙学人汇聚岭表之中心。阮元本具学名，治学主张有宗主无门户，又以大帅领袖学界，“主持风会数十年”，器量过人，节署含纳学术宗尚各异、治学抱负迥然有别的众多学人。此类学人各有立场，处理学问的方式亦有别，对于学术具有不同体认，导致宗主各异，难免家法与宗旨之分歧。其中的明争暗斗，牵及学术争胜，亦大致与江浙学界本就具有的不同流别间之学术纠葛密切相关。诸多学术纠纷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牵涉清代学术发展史上一大因缘要事的汉宋之争。此即江藩与方东树在嘉道之际，一前一后抛出了以汉学为名的《汉学师承记》^[1]与《汉学商兑》。一般而言，这是“汉宋分争”确立的关键。

汉宋之分争，当然是清学史一大议题。虽然众多前辈学人对此多有论断，不过在后世的认识与当时的本事本意之间，还是不无距离。重审此案，仍有必要。而厘清汉学一词从无到有之发生，梳证汉学名义因人、因时、因事之演进、递变，则为原始要终、正本清源地认识汉宋问题之入手门径。江藩撰《汉学师承记》，旗帜鲜明地以汉学为名勾勒清代经学师承，突出强调了汉学在清学中之核心位置，引起同时及后世学人的不同反应，是重审汉学名义及《汉学师承记》旨趣之绝佳线索。以江藩所坚持之汉学名义为线索，可证学术史中汉学之称，最早专于《易》汉学与《易》王（弼）学之分别，后经惠栋承袭，加以阐释扩充，独树一帜，影响扩张，遂引发辨析争议。江藩坚执惠栋汉学之名义，不惜显露突兀的门户之见，以汉学通贯不能以汉学限之的清代经学与经师，实因应于戴震一系学人破惠氏汉学之举，并非有意与宋学相争为敌，乃意在为惠栋及其汉学争立学术之正宗与统系。而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刊刻，虽然在江藩论著之后，却主要并非激于江藩的所谓汉宋门户之见。前人认识出现误差，主要缘于眼光多注意成书后的《汉学商兑》，未能考证其发轫、创意、成书的过程，导致诸多联系不能贯通，以此入手分析，自然无法全面认识其旨趣。而考辨其发轫、创意之经过，可确证方东树撰写此书之缘起于阮元轻视桐城学问，故首攻阮元所力捧为清代经学开山的毛奇龄，以破其所立学统。江藩、方东树二人所著，虽各有用意，亦不无偏驳，本意皆不在分立汉宋门户，结果却各从立与破的角度，确立与强化了汉宋分别的清学叙述，影响之后的学术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