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高风险社会[2]

2003年刚刚过去，然而人们对于这一年的各种风险和灾难记忆犹新。年初的“非典”危机不说，年中安徽芦岭、河南安阳等地发生严重矿难以及淮河流域的大水灾也不说，就在2003年末2004年初，重庆市开县的“12·23”气矿井喷特大事故，已经导致数百人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为猛于“非典”的禽流感，又在中国多个省份被发现。亲历多种风险确实使人们感受到：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

社会转型期的风险共生

当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经区分了三类风险：前工业时代的灾难、古典工业社会的风险和晚期工业社会的大规模灾难。具体来说，它们分别体现为地震、飓风等外部危险，职业事故风险以及大规模的生态、核、化学以及基因风险。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形态说不上是纯粹传统的还是纯粹现代的，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形态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历时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共时态地存在，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也就表现为历时性的风险类型共时态地存在，即所谓风险共生现象。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中国现阶段，传统类型的风险，例如传染病、自然灾害依然构成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的威胁，而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社会风险还不断涌现和加剧。此外，在局部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晚期工业社会或现代化晚期的社会形态，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初露端倪，高新技术日益发展，从而预示了新型社会风险，其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威胁都在不断积聚、加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来。

社会转型期的风险共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为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同步启动，即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这样一种转变过程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到现在还远未结束，但其基本趋势是市场化、非集中化、流动化和多元化。正因为这样一种转型过程还没有结束，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控制机制、整合机制正在趋于解体，而新的体系与机制尚未完善并真正起作用，所以诱发和加剧了一些特殊类型的风险，比如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越轨乃至犯罪激增、传染病控制难度加大、族群冲突加剧、道德失范、信任危机以及控制失灵，等等。

转型社会自身的脆弱性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自身有着一些重要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弱化着转型期风险控制的效果，但却放大着各种风险对于社会安全的威胁。甚至可以说，转型社会的缺陷本身就是风险之源。

从大的方面讲，转型社会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均衡转型所导致的社会多个层面的断裂现象；二是与体制转轨和文化堕距相关的社会失控现象。

首先来看中国社会存在的结构性断裂。通常人们关注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第三，社会的断裂还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事实上，从管理与控制的角度看，行政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疏远、断裂，这种断裂主要是由行政系统和民主社会不对称发展造成的。特别是在基层，规模庞大的行政集团越来越内卷化，并有着很强的自利倾向，越来越脱离群众，由此导致大家常说的干群关系紧张乃至对立、冲突。

存在着结构性断裂的社会，很难发现共同的利益基础，从而导致难以确立社会共识、进行广泛社会动员以及实施有效社会控制的困境。不仅如此，由于断裂所造成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猜忌与隔阂，极大地妨碍着社会信任的确立，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很明显，这种情形非常不利于防范社会风险或控制风险危害。

再来看中国社会的失控现象。这种失控主要是由两个客观进程所导致的。一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多元社会主体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自律，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也缺乏调适，因而社会运行常常出现冲突和无序。二是文化变迁过程中客观存在着文化堕距，进而导致控制滞后。在文化变迁时，文化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变迁速度并不一致。通常来讲，物质技术层面变化最快，制度层面次之，最后观念层面才真正发生变化。由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个部分之间的差距与错位，并进而诱发各种社会控制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一定程度的失控是转型社会的必然现象。

转型社会的失控还表现在没有一种主导的控制手段能够发挥作用。在传统社会，依靠礼治和道德可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在一个现代社会，法制也可能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而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与法制的效用都受到限制，很多人的行为几乎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

应对风险的极化思维

尽管风险本身可能同时意味着机遇与危害，但是一般人都倾向于规避风险的发生，因此风险管理与控制成为保障社会安全与个体安全的重要手段。然而，我们这个社会面临高风险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我们在应对风险时存在极化思维。

这种极化思维的表现有二：其一，对于任何一种类型的风险都很自然地想到实施技术性的控制，希望以此规避风险的发生。但是，不同的风险，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是有不同的应对策略的。简单地采取一种控制思路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风险问题，甚至会诱发新的风险。据有关媒体报道，20世纪5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当地许多达雅克人身患疟疾，世界卫生组织采取喷射DDT的办法，杀死了蚊子，控制了疟疾的传播。但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大范围的后遗症。由于 DDT在杀死蚊子的同时也杀死了寄生的小黄蜂，而这种黄蜂是屋顶茅草中毛虫的天敌，由于杀死了黄蜂，导致很多人的屋顶纷纷倒塌。与此同时，DDT毒死的虫子又成为壁虎的食物，而猫又吃壁虎。这样，DDT在食物链中传播、富集，并对猫产生了杀伤力，致使猫的数量减少。猫的减少导致了老鼠的大量繁殖，继而造成大规模爆发斑疹伤寒和森林鼠疫的风险。为此，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向婆罗洲空降1.4万只猫，英国皇家空军就是这次奇特的“降猫行动”的执行者。这个故事的本意在于启示人们生态系统自身具有复杂性，简单技术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一样具有复杂性，同样是不能靠简单的技术思维操纵的。如此操纵，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其二，极化思维表现为只看到风险的危害，而忽视了风险内在的机遇。从而把风险管理变成单纯消极的防止风险发生以及减轻风险的危害，没有考虑到积极利用风险的内在机遇，促进社会变革以及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看，这样的风险管理是不经济的，而且使得人类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

贝克曾进一步指出，前工业社会应对风险的策略主要是敬畏上帝、效法自然和人类自责；古典工业社会则通过强化控制逻辑，发展风险计算、保险以及相关的监管标准和组织来控制风险；晚期工业社会的风险管理则需要推动反思性现代化，实行权利分配，技术民主化，营造公共领域，并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对于多种历时态风险共存的当代中国社会来说，风险管理显然是要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社会安全。

传统的方法还有什么意义?

传统的通常被认为是落后的。在一个快速走向现代的社会，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反思传统。

很明显，在当代中国，当风险发生时，依靠一些传统的手段是不可能控制风险的。比如说，在自然灾害发生时，通过祈求神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面临失业时，埋怨命运也无济于事；当发生传染病时，各种迷信的手段也是非常荒唐的。就像2003年“非典”危机期间，一些人希望通过烧香拜菩萨或者燃放鞭炮来规避风险，显然不能起作用，甚至有可能扩大风险。

然而，传统的应对策略依然有它的价值。比如说，敬畏自然、效法自然，谋求天人协调，这种策略对于当今时代仍然极具启发意义。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人对于自然越来越没有敬畏之心了，他们把自然看作是可以任意取夺的对象，过分相信人类的力量可以战胜自然，要按照人的意志为自然立法，而不再是效法自然。事实上，现代社会的许多风险正是这种观念的逻辑结果。

再比如，传统的应对策略包括责备人类自身，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这种反求诸己的精神与当代社会先进的风险管理策略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事实上很多风险是人为的。

此外，传统的风险应对策略还锻炼了人们的坚强意志。在一次又一次风险的袭击下，人们抱着求生的希望，发挥群体的力量（很多宗教或迷信仪式虽然不能直接抗御风险，但是对于凝聚集体力量是有重要价值的），勇敢地面对风险，真正体现了人类的尊严和强大的生命力。

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人类似乎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没有耐力，越来越容易陷入恐慌，这样明显是无助于抵抗风险的。

现代风险控制的价值与局限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里，人类社会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控制和降低了很多类型的风险，比如说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财富丰足，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科学技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并大大增进了人类福利，福利国家的发展为社会成员编织了舒适的安全网，等等。这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管理科学的发展。人类利用科学知识开发技术，设计制度，有效地改进了风险管理，从而增强了人类控制风险的信心。

然而，基于工具理性的现代风险控制策略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首先是工具理性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严重不对称，一项技术手段或制度安排解决了某个问题，又引发了新的问题，甚至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其次，现代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逐步消解了传统与自然。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提出，工业社会以来，正是自然和传统的消解，人类力量的过分扩张，使得整个社会处于风险之中。正如贝克1986年所指出的：“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再次，一些在工业社会前期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例如保险）已经无法为晚期工业社会提供安全，因为“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已经彻底摧毁了风险计算的四大支柱”。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甚至对工业社会创造出来以规避社会风险的福利国家制度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这种制度产生于“自然界仍是自然界，传统仍是传统”的社会背景之中，是在外部风险的假设基础上建立的，为人们防范诸如疾病、伤残、失业等事故提供集体保险。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这种旧式的福利制度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其表现并不单纯是财政上的，更是一种在人为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出现的风险管理危机。因为这种福利制度不但创造了一种依赖性的文化氛围，甚至导致了一种“道德公害”，即人们理性地利用福利制度所提供的保障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比如人们利用福利救济逃避劳动，就在事实上制造了新的失业。因此，福利国家自身成了风险之源。

当代西方风险管理思想的启示

针对工业社会前期风险管理策略的局限，贝克和吉登斯都指出，风险管理策略需要创新。在晚期工业社会，风险管理的首要策略是推动反思性现代化，这对于目前中国社会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现代化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进程，是既创造，也毁灭的。它在带给人们可见的许多实惠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处于越来越大的风险之中。比如说，现代化的进程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提升了人们的知识水平，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但是，它也同样使婴儿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过量辐射、污染、药物滥用甚至各种专家“虐待”所造成的风险；继续扩大着人们未知的边界，从而强化着人们的不确定感；越来越使人们远离自然，甚至使自然“消失”，人类越来越朝自己编制的“金丝笼”里迈进。与此同时，现代化还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东西，例如核武器、基因技术。

目前这种现代化进程，造成巨大社会风险的根源在于其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逻辑。如果不对这种逻辑进行深入的反思，我们步入现代社会越快，面对高风险的威胁也越大。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学者和公众、媒体，都在积极反思现代化进程，反思整个现代性，探索新的人类未来之路。事实上，必要的反思意识、反思机制和反思力量是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在我们这个一路高歌走向现代的社会中，几乎没有反思的声音！

此外，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风险管理的主体也不能局限于民族国家，单一的民族国家治理是难以有效控制社会风险的。全球化时代抗御风险需要更为广泛、更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包括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各国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等等。例如，美国的反恐战争、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控制“非典”以及禽流感等传染病、全球环境保护，等等，都一再证明有效的国际合作对于成功控制风险是极端重要的。

鉴于以上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现阶段的风险管理策略应当是而且必然是多元化的、灵活而富有弹性的，不能局限于一种思路，一种策略。对于一些类型的风险，我们还要继续借鉴传统中的积极成分进行管理；对于另外一些类型的风险，我们依然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那些行之有效的知识、技术与制度，把风险的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保持高度清晰的头脑，正确判断中国社会风险形势的变化，及时反思、调整和改造整个社会体系。

快速推进的城市化

从整体上说，中国在初步踏入小康社会的同时，也迎来了高风险时代。不过，在局部意义上讲，中国城市社会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在繁荣表象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无数可能发展为现实灾难的安全隐患。2003年的“非典”危机显然更多地伤害了城市，其后一系列的火灾、拥挤踩踏等灾难，也多发生在城市。城市安全正在进入公众、官员和学者的视野。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城市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城市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及农村中城市特质增加的过程。城市化在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结果，近代工业化和社会开放迅速推动了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人口的城乡分布。

不过，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一度因人为的干预而几近于停滞。特别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城市和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大量人口被控制在乡村，从而导致所谓“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直到1978年，中国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2.5%。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中国城市化才得以加速。进入21世纪，城市化更被看作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而受到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一些地区甚至一夜之间宣布“取消”了农民。

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一般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市镇人口为29651万人，占总人口的26.19%；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市镇人口已达45594万人，比1990年增长53.8%，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上升到36.09%。

我们也可以从城市数量的增加来看城市化进程。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建制市由467个增加到663个，增长41.79%。在1990年到2001年的11年间，我国地级城市数量由188个增加到269个，市区非农业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由31个增加到41个。

城市区域面积的扩大也可以看作城市化的重要指标。2001年，我国城市覆盖的面积达到408.9万平方千米，比1990年增加了219.2万平方千米；其占国土面积的比重由1990年的20%增加到2001年的42.6%。如果考虑到中国国土地貌的特点，可以说中国城市已经覆盖了大部分的平原地区。

一般而言，在城市化水平低于30%时，是城市化的低速增长阶段；当城市化水平在30%—60%之间时，是城市化的高速增长阶段；当城市化水平超过60%时，开始进入成熟的城市化社会。由此可见，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化将继续快速推进。考虑到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城市化的参照空间还很大。有专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60%，此后才会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是我们每个人所亲身经历和体验的社会过程。以笔者为例，在1980年代中期进入今天所在的大学时，它的四周还有大片农田，人口密度并不大，颇有点乡村风光。而经过近二十年，这里已经是高度城市化地区了，大学的周边全部是林立的高楼和拥挤的人口，使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变化之快。

孤立与分裂的城市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我们的城市也日趋走向孤立与分裂。

我们说城市正在走向孤立，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孤立于自然；第二是与乡村的分离。

目前中国急速推进的城市化是以人工建筑环境的形成和不断扩大为特征的，在此意义上，城市正在努力剪断自己与自然相联系的“脐带”，寻求自身的独立。然而，这种独立实际上是走向孤立，走向更大的风险。

我国的城市扩张是以绿地、树林和湖泊面积的大量牺牲为代价的，这样就使得城市越来越缺少自然的气息。以武汉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市区有大小湖泊127个，而到20世纪90年代，武汉市七个城区的主要湖泊只有35个，到2000年，其中又有8个被填占，在10年时间里，水面净减5000多亩。

目前国际上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一般标准是30—40平方米，而联合国提出的最佳居住环境标准是人均绿地面积达到60平方米。如果参照这个标准，我国的很多城市都是不太适宜人居的。以北京为例，作为中国首都和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最近几年下了很大力气搞城市绿化，但是到2002年，城市绿化覆盖率仅为38.56%，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仅为9.92平方米。

人们驱逐了自然，创造了以钢筋混凝土为基础的城市丛林，这样一个丛林实际上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特殊区域，它的环境特性乃至人类活动都越来越失去了自然的面目。不仅如此，这样一个特殊区域的存在，还输出了损害自然环境品质的大量的废气、废水、垃圾和噪声等，进一步损害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

进一步而言，我国城市的不断发展并没有带来乡村的同步发展，甚至是以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为基础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行政力量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联系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在纯粹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种联系越来越少，越来越服务于城市的利益。我们知道，在城市不断繁荣的同时，很多乡村在日趋衰败，日益成为城市并不太放在眼里的附庸。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以及这种差距缩小无望已经使城市看上去是落后乡村中的孤岛。

我们说城市正在走向分裂，也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是城市社会内部的分裂；第二是城市之间的分离。

就城市社会内部走向分裂而言又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我国目前的加速城市化是与城市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同步的，由于这种转型，导致了城市居民的明显分化，数以千万计的就职于原主导产业中的职工失去工作，并且再也难以进入新的主导产业；在一部分人获得巨额财富的同时，相当多的社会成员获益并不多，其中一些人甚至遭受剥夺而陷入贫困；在很多高档居住小区乃至富人区被开发出来并热销的同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居住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一些贫民窟已经悄然出现。

其次，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转化为事实上的市民，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城市吸纳，难以享受市民的待遇。他们在城市生活、工作，但是缺乏改善居住环境的机会，缺乏医疗、健康方面的社会支持，缺乏子女享受教育的公平机会，缺乏正常的社会交往机会，因而也缺乏对于城市的认同，市民与外来农民工实际上是有着明显区别的两个身份群体。

最后，在城市迅速扩张的同时，制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从而制造了城市社会的新的对立面。大量失地农民没有得到合理的征地补偿，缺乏就业机会，并且难以享受针对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在他们失去土地的同时，就在很大程度上注定成为城市社会的新底层。2003年，九三学社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约60%的失地农民生活非常困难。

除了以上意义的城市内部的分裂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城市之间的分离，特别是城市之间有机联系的缺乏。我国的城市化受着行政区划的制约，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每个省、地、县、乡，都力求使自己的行政中心演变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这种做法导致了城市化严重缺乏整体协调，造成城市之间分割、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诸多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按照城市发展规律而进行的大都市带规划非常不足。

因此，我们说中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不仅使得城市越来越孤立于自然和乡村，而且使得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的分裂都日益扩大，这样的城市化进程注定要扩大城市生活的风险。

现代城市生活的风险

能够生活在城市，看上去是很舒适方便的：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可以方便地获得食物和饮用水；可以有良好的道路系统；可以方便地获得医疗服务；可以享受卫生的居住环境；可以有很多方便的商业和娱乐设施；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更重要的，也许是可以获得很多新鲜的刺激，有机会使生活丰富多彩。

然而，我在列举城市生活的种种好处时，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这些好处并不是惠及每个城市居民，城市中同样有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同样有居住在环境恶劣场所，连洁净的饮用水和食物也得不到保障的人。而生活在农村的人，也并非都不能享受城市生活的所谓好处。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生活实际上隐含了很多的风险，而这些风险相对于农村生活而言，是新增的，或者是放大了的风险。

城市本身具有人口多、密度大、异质性强以及人口容易聚集的特点，这样不仅强化了拥挤嘈杂的感觉，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压力，导致城市人精神疾患的增加，而且为人群突发事件的产生以及犯罪活动提供了一个相对较好的社会环境。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遭受人群突发事件威胁以及犯罪分子侵害的可能性要明显高于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

城市作为一种经过规划和设计的人为环境，看上去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人为的规划和设计永远具有自身的缺陷。事实上，这种人工环境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偶然发生的事件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例如停电、停水、交通瘫痪以及火灾，等等。最近有媒体报道，江苏溧阳由于一根水管爆裂，导致全市50万人停水近30个小时，很多重要活动被迫中止。

由于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张以及汽车的暴增，城市环境状况也呈继续恶化的趋势，由此导致城市人的健康面临巨大风险。一些普通疾病，例如感冒，更加频发，而且治愈周期变长；一些难治之症，例如癌症，变得更多；还有一些奇病怪病也不断出现。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城市烟雾已经导致医疗成本日益庞大，中国肺病发病率在过去30年里翻了一番。

事实上，扩大城市人健康风险的不仅是环境污染，还有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以及适宜于病毒生存和传播的城市环境。城市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原因所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肝病以及心理疾病正在演变为新的流行病。而城市的医院、生物研究机构以及一些被遮掩住的角落，正在成为病毒潜伏和滋生的温床，随时可能对城市人的健康造成威胁。今年春天再发的“非典”主要就是实验室感染。

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注定要面临失业的风险，而这对于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而言，是不存在的。农民多有就业不足，但是不存在所谓失业。在城市，由于外部以及个人的原因而导致失业，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失业不仅使个人减少收入，还妨碍了失业者正当的社会参与，并对失业者家庭生活以及精神世界造成损害。更为严重的是，目前中国城市已经出现了相当规模的长期失业者，高学历失业现象也正在显现。

城市生活面临的另外一种风险是城市社会内部的分裂可能导致和加剧的各种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可以表现为显性的，如阶层隔离和摩擦；也有可能表现为隐性的，如外来民工的匿名犯罪。一个缺乏融合的城市很难是和谐有序的城市，在这种城市生活，内心总会面临不安、紧张和恐惧。

城市生活所面临的风险还表现为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市民对于快速推进的城市化缺乏预见和适应。一方面，管理者缺乏管理现代城市的思维和行动，导致很多城市管理水平很差，特别是风险管理的能力极度低下；另一方面，我们许多市民也没有来得及自觉适应不断扩张的城市，对于城市生活的风险缺乏认知和预见，一旦风险发生，就会惊慌失措，从而扩大风险的危害。

最后，城市生活的风险还来自于城市发展的孤立倾向。在少数城市畸形繁荣，而大多数乡村日趋衰败的情况下，城市本身的发展是难以持续的。这种社会结构性失衡，将会造成乡村对于城市的巨大压力甚至对抗，直接威胁到整个城市的安全。

建设更加安全的城市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对于安全保障的诉求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如何建设更加安全的城市也就因此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的话题。

在我看来，一个安全的城市至少应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环境优美，接近自然风光；基础设施比较完备、先进，建筑设计人性化，能够充分满足居民需求；经济比较平稳地发展，城市失业率低，贫困人口少，并且基本生活能够得到社会保障；社会比较和谐，有完善的吸纳新成员的机制，不存在明显的社会排斥与社会分裂；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完备，居民能够方便、快捷、安全地获得医疗服务；居民精神生活充实，文明程度高；城市与乡村有着良好的互动。

建设这样安全的城市要求我们：第一，理性地看待城市，认识城市，不必对城市抱有过于乐观的期望，也不必对于城市问题过于悲观。特别是，我们不能只把城市看作是物的存在，看作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我们需要关注由于人口密集而形成的城市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中人的需求。相对来说，我们现在推进的城市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缺陷，我们促进城市发展的社会政策远远落后于相应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过分关注物质利益，目光短浅，眼界狭隘。这些都是应该加以调整、纠正的。

第二，科学、合理、先进的城市规划对于保障城市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城市安全的基础。我们深知，技术设计本身就意味着风险，但是在现实情况下，期望通过尽量完善技术设计来降低风险也是一种选择。因应中国城市化的特点，城市规划必须有前瞻性。

第三，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城市风险管理系统建设。这就意味着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协调各项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意味着要有综合性的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意味着要有专业化的管理人员；意味着要有必要的资源投入。公共安全管理缺乏协调、效率和远见是我国城市面临风险的一个突出表现。

第四，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应当努力促进城市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特别是要建立制度化的吸纳新成员的机制，增强新成员对于城市的认同与适应。同时，确保市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缓解贫困，促进就业和社会参与。

第五，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加强风险教育和信息传播，有利于防范风险。我们的市民应该有权利和机会了解自己生活环境的变化以及新环境中潜在的各种风险。在此基础上，才能确立个体的风险防范意识，约束个体行为。每个人的自觉、理性的行动，会有利于保障整体安全。

第六，在快速推进城市化，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应当有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促进各类城市的协调发展，加强城乡之间、各类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中寻求城市安全的保障。

最终，建设更加安全的城市有赖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特别有赖于政府公正、合理的政策调控以及完备、有效的制度安排，有赖于广大公众的积极反思和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