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非典”：双重转型社会的挑战[3]

作为一种疾病的“非典”是指由病毒侵害引起的呼吸系统功能受损，严重者可导致死亡。这种疾病是人类以前没有认识到的，并且具有很强的传染性，目前已被列入新发现的传染病之一。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曾经遭受过很多疾病的侵害。仅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全世界就新发传染病31种，在我国也已出现15种。从这种角度看，“非典”也不过是新的传染病之一，人类终将认识它、制服它。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目前人们已经很快发现了导致“非典”的病毒类型，并初步掌握了快速诊断的方法，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相信在全球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会较快地发现有效的治疗方法，“非典”将成为一种普通的传染病。正如中国政府所宣传的那样，“非典”是可防、可治、可控制的。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汤姆森已经指出，“非典”疫情在越南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但是，一个社会能否迅速、有效地控制“非典”，不仅取决于技术因素，还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就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而言，在短期内有效控制“非典”及其传播，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本质在于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双重转型时期。

我所说的“双重转型”是指：一方面，我们这个社会正在从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转向一个以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社会正在从一个总体性社会转向一个多元化社会。这两种转型过程叠加在一起，且没有完全顺利实现，是导致我们在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时面临巨大困难的重要原因。

双重转型对于“非典”防治意味着什么呢?初步分析起来，笔者以为其大的方面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人群的高度聚集，容易扩大“非典”感染的人数。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阶段，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心城市表现出超常规模的扩大，人口过多。为了在有限的地域内容纳大量人口，中国的许多城市建造了许多密度很高的高楼大厦，大量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居住，明显增加了受感染的机会。

第二，由于人口的迅速流动，容易造成感染范围的迅速扩大。有资料表明，目前中国很多省区的“非典”型肺炎是输入性的。特别是，由于中国传统上的户籍制度限制，造成了今日在城乡之间定期流动的、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不被城市接纳，因而对于城市没有认同感。一旦城市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想尽办法迅速退回乡村。实际上，这种情况目前已经发生了。大批民工回乡，明显加大了“非典”向乡村传播的风险，这在有些省份已经成为现实。而“非典”向农村扩散后的治理难度是众所周知的，正处于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对于“非典”之类风险的防范能力很弱。

第三，在物质生活迅速改善和生活场景迅速变化的同时，很多人还保持着传统落后的观念与习惯，没有养成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生活观念、生活习惯，比如注意环保、健康饮食、保持个人卫生的习惯、保持公共卫生的习惯、遵守公共道德的习惯，等等。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城市清洁的街道上有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我们也可以在很多餐馆里看到人们胡吃海喝，尤其是大量消费野生动物，缺乏环保意识，这些都是显然的证据。很明显，类似的行为对于控制传染病是很不利的。有消息称，导致“非典”的病毒就来源于动物。

第四，由于向有序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型尚未完成，现实的社会有着某种程度的原子化倾向，公共意识、集体意识淡薄，个人利益过于凸现，过分自私的心理与行为比较普遍。自从出现“非典”疫情之后，一方面，人人自危，纷纷退避，甚至不愿意配合政府的调查、防治行动；另一方面，有人借“非典”事件大肆炒作，以谋一己之私，导致部分商品价格猛涨，假药、假口罩纷纷出现。事实上，“非典”事件是如此明显地突出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性。如果大家都不挺身而出，如果大家都孜孜以求于一己之私利，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大家都难以幸免。现代社会需要与其相适应的负责任的公民。

第五，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沟通非常便捷，这样自然有助于大家对于“非典”疫情的迅速了解。但是，信息传播的实际效果不仅受传播者、传播手段以及传播内容的影响，而且受到受众素质及其对信息的理解的影响。在受众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科学素养和健全的心理素质的情况下，信息的快速传播，也有可能被快速地扭曲并导致全面恐慌，从而扭曲“非典”宣传的效果，不利于“非典”的有效防治。最近一段时间，各种谣言四起，部分地区出现抢购，部分学校学生“大逃亡”，就是明显的表现。在笔者家乡的农村，甚至有为防治“非典”而抢购食盐的现象，因为当地传说“非典”是因为缺碘，这几近于玩笑。

第六，在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原有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的力量遭到削弱，而新的社会自律机制和社会控制体系尚未健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处于弱控制状态。这种状态对于应对“非典”这样的突发事件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具体体现为社会动员的困难，信息搜集的困难，社会资源筹集的困难，要求社会成员配合的困难，等等。目前很多城市的社会动员和信息搜集基本上依托原有的单位体制，这样做的最好的效果也就是把正式单位的成员纳入有效控制范围。但是，对于那些单位体制之外的人，对于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对于一些街头小贩，对于一些流动民工，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有效地纳入控制范围，这对疫情控制显然是不利的。

因此，在双重转型的社会中防治“非典”，不仅是对政府的严峻考验，也是对广大民众的严峻考验。考验政府的是其公信度、亲民度以及社会控制、资源动员和工作协调的能力，考验民众的是其生活习惯、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科学素养以及合作精神。

值得欣慰的是，在最近的一个月中，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非典”的防治工作，不仅采取果断措施进行了一些人事调整，还连续召开会议部署工作，要求各级领导把防治“非典”当作目前的头等大事来抓。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还亲临一线视察，督促指导防治工作。4月2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同时由中央财政设立总额为20亿元的“非典”防治基金。

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抗击“非典”的悲壮战役。我们看到各级党政领导确实行动起来，严抓防治“非典”工作；我们看到一些城市，例如上海，把外来人口有效地纳入了控制范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出紧急通知，对各地把流动性强的学生、民工群体纳入“非典”预防与控制的范围提出明确要求，以防“非典”向农村扩散；我们看到很多医生、党员，不顾个人安危，战斗在抗击“非典”的最前线；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医生护士积极报名参战，前赴后继；我们看到广大民众开始积极配合政府抗击“非典”的工作，并为抗击“非典”以各种方式表示关心和支持；我们还听到了一些反思人类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声音。也许，在“非典”这一突发灾害面前，在抗击“非典”的英勇战斗中，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加迅速地走出双重转型的制约，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按照社会学的功能理论，一个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在此有机体健康的情况下，它总能对于外部环境的冲击以及内部的失调作出有效的反应，在经历重新协调、整合后，又会恢复均衡稳定状态或达到新的均衡。因此，一个社会遭遇“非典”之类突发事件的袭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自身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不能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由于我们这个社会正处于双重转型的过程中，它本身面临着很多制约，有着脆弱的一面。因此，抗击“非典”不能仅仅考虑技术因素（当然，在短期内，技术因素是很重要的。从长期看，单纯技术因素还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即在控制“非典”之后，又引发出新的疾病或生态风险，印度尼西亚婆罗洲控制疟疾的做法就是一个教训），更重要的是克服社会自身的危机性因素，对人类自身进行必要的约束，以促进社会与环境的协调。与其说“非典”考验的是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不如说它考验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生存能力。在一个协调一致的、能够作出快速反应的社会，在一个民众有着高度责任感和自律精神的社会，在一个人类与环境能够相互协调的社会，“非典”之类突发事件发生的概率就要小，即使发生了，也将被这样的社会很快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