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内外的煮鸡蛋

翻译了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者》（“为党生活的人”），正在对照原文看译文。可能有人有违和感：作为“小资”情调典型范本村上小说的译者，怎么忽然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人物小林多喜二发生兴趣了呢？不过我本人并没有多少的违和感。较之违和感，有的地方让我涌起的更是同感，感同身受。例如煮鸡蛋，母亲的煮鸡蛋。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京。作为日共党员的主人公“我”在白色恐怖中投入反战反政府斗争。为躲避警察追捕，“我”不得不离开年老的母亲，甚至见面都不可能。于是母亲煮了鸡蛋托人捎给“我”。最后在战友一再劝说下，“我”终于决定去一家小餐馆同母亲见面。

母亲。“煮鸡蛋”。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放下笔，抬起头，叹一口气。偌大的研究室——因和学生谈论文来了研究室——孤单单只我一人。学生走后，长方桌旁的八把椅子空在那里。窗外正在下雪。越下越大，很快变成了鹅毛大雪——这在青岛是极少见的——沸沸扬扬，蒸蒸腾腾，翻江倒海，弥天盈地。时而北风呼啸，把雪花一片片、一团团、一波波吹到窗玻璃上。除了风声，别无所闻。除了雪，别无所见。除了我，别无他人。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风、雪和我。不，还有煮鸡蛋。译文里的煮鸡蛋，记忆中的煮鸡蛋，风雪中的煮鸡蛋。

四十年了，时间差不多过去了四十年。一九七五年冬天，我从吉林大学毕业，要去数千里外的广东广州一个单位报到。记得是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也是一个刮风下雪的日子。尽管风没这么紧，雪没这么大，但毕竟东北的数九隆冬，气温低得多，哈气成霜，滴水成冰。母亲和弟妹们把我送去一两里外的小火车站。雪掩埋了西山坡下的羊肠小道。时间还早，没人走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正一脚歪一脚踩着雪往前走。风雪不时打着旋儿掠过山间白茫茫的沟壑和平地，扑向对面东山坡的枯草尖和柞树梢。我离家的小站叫“上家站”。没有铁栅栏，没有检票口。绿皮车由远而近，“哞”一声从东山脚滑进车站。母亲早哭了。在车厢门前，她把一路搂在怀中的一袋二十个煮鸡蛋塞给我。望着刚过四十岁的母亲那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纹、哭红的眼睛、细瘦的脖颈和薄薄的棉袄下支起的瘦削的肩，我一直强忍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妈，我走了，你回去吧！明年夏天、明年夏天回来看你……”

我赶紧上车，哈气擦开车厢玻璃上的霜往外看。车轮开始转动。母亲和弟妹们没有回去，仍往车上看着、张望着、寻找着……

我就那样带着二十个煮鸡蛋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一个半小时后到了省城长春，由长春坐十七个小时“硬座车”到北京，转车再坐三十一个小时赶往终点广州。我想起来了，从长春开始，我是和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女同学同行的。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同学。她父亲是市公安局局长，住在有对开的大门、有院落的双层小楼里。广州有她在市府外事部门当处长的舅舅。因此，同行只意味同坐一列火车——她在卧铺车厢是卧是坐我不清楚，我反正是在硬座车厢硬挺挺地坐着。到底是同学，入夜后她找到我，让我先去她的卧铺睡一会儿，我谢绝了。早上到了吃饭时间，她又过来找我一起去餐车，我又谢绝了。那时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是从穷山沟里侥幸爬出来的，人家是省城高干的千金。我到了广州举目无亲，人家在广州有处长舅舅一家的笑脸。但我所以一再谢绝，主要并非出于自卑。毕竟我学习明显比她好，毕业典礼我是上台发言的学生代表。我只是比较清醒，清醒地认识到那种距离。何况她漂亮固然漂亮，但并非能融化冰雪的那种暖洋洋的漂亮。老实说——这么说或许不合适——她不来找我还好，来找更让我感到孤独。

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孤独。我有母亲的煮鸡蛋，有带着母亲体温的煮鸡蛋一路陪伴着我，温暖着我。我没去餐车，没买盒饭，没买零食。见别人吃什么了，我就小心摸出两个煮鸡蛋，轻轻一磕，悄悄剥壳，放进嘴里咬开稍小的一端。一种香透肺腑的香！蛋黄金灿灿的，像一轮小太阳。蛋白嫩嫩的白白的颤颤的，让人不忍下咽。七十年代，艰苦岁月。鸡蛋是乡下家里仅有的奢侈品。院子里跑的就那么五六只鸡，鸡喂的是谷糠，生不出多少蛋。记忆中，除了“坐月子”，母亲自己平时舍不得吃鸡蛋，从没见过母亲把煮鸡蛋放进自己嘴里。

我就这样沉浸在煮鸡蛋回忆中。二十个煮鸡蛋陪伴我坐着度过了火车上的四十八个小时。没想到四十年后又在这里陪伴了我。恍惚间，研究室变成了硬座车厢，我正搂着母亲的煮鸡蛋眼望窗外。窗外的雪仍在下。不知何时，雪变小了，越下越小……

我知道，对于我，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煮鸡蛋了，没有了。

（201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