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春秋》的理解

在《春秋集传纂例》^[1]一书的开头，陆淳以八篇文字，比较详尽地阐述了啖助、赵匡及他本人对《春秋》及“三传”的理解。这是他们学术思想的纲领和治学的出发点。

首先，啖助、赵匡、陆淳等人对《春秋》经是深信不疑的。他们相信《春秋》是孔子所修，体现了孔子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和历史观。但是，孔子修《春秋》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这是每个治《春秋》的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过去《左传》学者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为了“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公羊》学者认为是为了“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谷梁》学者则认为是为了“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比较而言，《左传》着重于制度典礼，从历史的角度去探求孔子修《春秋》之旨；《公羊》《谷梁》二家则着重于善恶褒贬，从道德的角度去探求孔子作《春秋》之旨。啖助却认为，三家之说都“未达乎《春秋》之大宗”，因此不可能真正理解孔夫子作《春秋》的深刻用意。他认为，《春秋》之作，是为了“救世之弊，革礼之薄”。他具体论证说：

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塞，救塞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

夏文化以“忠”为特色，殷文化以“敬”为特色，周文化以“文”为特色。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明以周礼为主要内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是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所以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其次，啖助从变革的角度解释孔子修《春秋》的用意，把孔子看成一个文化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他不同意所谓孔子修《春秋》是为了复兴周礼的说法，主张《春秋》之作在于用夏政以救周失。他提出：

《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也矣。（《春秋宗旨议第一》）

啖助认为在这一点上，杜预的认识全错了。而何休所说“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然话是说对了，但语焉不详，没有把握关键所在，因而只对了一半。

那么，杜预、何休为什么错了？啖助认为他们“用非其所”，即不从“性情”上去说，却从“名位”上去说，从外在的虚文去看《春秋》之旨。表面上孔子修《春秋》，致力于“改革爵列，损益礼乐”，但实际上真正目的在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所谓“立忠为教”，是说孔子作《春秋》，在于树立“忠道”进行教化；所谓“原情为本”，是说孔子提倡的“忠道”来源于人类固有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思想动机，将目的与手段分开，强调“权”“宜”，重视人物或事件的价值意义，至于如何实现其价值目的，则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啖助等人用这种方法对《春秋》经文进行重新诠释，在对《春秋》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时，比纯粹用事实、用效果、用礼法去衡量要灵活得多，主观随意性也更大。这种“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广泛地用于《春秋》学的研究之中。如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引用孔子的话批评晋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他通过发掘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宣传“尊王”的“忠道”。所以陆淳总结为什么要“为贤者讳”，即“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春秋集传微旨》卷中）

最后，赵匡论《春秋》宗旨时也有与啖助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兴常典”，“著权制”。如凡是郊庙、丧纪、朝聘、蒐狩、婚娶等违礼则讥之，这是“兴常典”，相当于啖助的“立忠为教 ”。至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是所谓的“著权制”，相当于啖助的“原情为本”。但赵匡比啖助更强调《春秋》的褒贬大义。他认为《春秋》之作，目的在于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也就是通过“例”“体”而寓褒贬。所以他说：“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知其体，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赵氏损益义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