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维埃移植中国

一 从苏维埃口号到苏维埃政权建立（1927年前后）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遥远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准备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此时不具备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从苏维埃口号宣传到苏维埃政权建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亟须得到共产国际的革命指示以实现革命的行动。此时，苏联国内反对派却加紧了对斯大林的攻击。为此，斯大林在理论上和策略上做了还击，对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7月28日，斯大林发表《时事问题简评》，指示“苏维埃的口号在中国最近的将来可能成为当前的口号”[8]。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国内的局势虽然非常紧迫，但是在革命高潮没有到来之前，是不宜马上成立苏维埃的。而苏维埃的口号也就限于宣传，只有条件具备了才能成立苏维埃，目前革命的领导权还必须依赖国民党。因而关于中国苏维埃的策略就是这样指示的：“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上层；如果不能争取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9]面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和血腥镇压，来不及等待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毅然承担起探索独立领导武装暴动的重任。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12月11日广州暴动。此间，8月3日，“根据中央最近农民斗争之决议案……准备在湘粤鄂赣四省实现”秋收暴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农民……正在寻找他们新的奋斗的方略，‘秋收暴动’是对于这个客观情势的适当的答案。”[10]举行武装暴动的中共急需来自上级部门的指示以获得行动支持。

在紧要关头，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来信，但只提出了“退出武汉政府、发表宣言、不要退出国民党、工人斗争、武装工农、党可能转入地下、反对机会主义”七条任务，但“对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没有重视，而当时恰恰应该是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11]。对建立苏维埃有重要意义的军队和政权问题，共产国际仍然认为还是要依赖国民党。国内的复杂局势远不是共产国际领导者所能预测并及时下达正确指示的。

斯大林在致汉口苏联领事伯纳的密电中就曾指出：“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现在无论在叶挺的军队里还是在农村都不要建立苏维埃。”[12]依靠自己的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希望由此落空。这样，在1927年8月“只限于在共产党报刊上宣传苏维埃”就成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方向。而要想将苏维埃的口号变为苏维埃的行动，必须要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足够的力量。

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派代表罗明纳兹参加八七会议。在他的指导意见下，提出了“怎样跟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深入群众斗争”，而对“建立军队、政权、根据地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作出正确的总结和指示，没有提出明确的任务”[13]。对于如何依靠军队等力量建立苏维埃等重要问题，中共急需共产国际的指导性意见，但事实上并没有获得。此间中共发布的重要文件也基本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只是象征性地对“苏维埃”进行了解释，对许多问题自身也是不太清楚的。如1927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指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本党现在提出下列口号——乡村之中是‘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之中是‘革命的民选的政权万岁’（民选革命政权）”。农民协会和民选革命政权与苏维埃有什么关系并没有弄清楚，也没有及时向地方作出指示。中央甚至还认为“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14]。这样的认识完全是一种被动革命的态度，连革命的方向在农村还是城市，都还不清楚。

1927年9月19日，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15]。这样，中共中央把攻打中心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作为自己明确的目标，而不宜在小城市如县城等地组织苏维埃。

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变化远远超出共产国际下达给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各地风起云涌的暴动把建立苏维埃政权直接提上了联共（布）会议日程。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清楚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因而斯大林迫切要求在汉口的罗明纳兹告知“建立各省政府的计划。……这些政府将在什么旗帜下建立：是苏维埃还是国民党”[16]，以便再次下达指示。

到9月20日（实际上文件到中国的时间已经到了10月初），共产国际才给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必须建立苏维埃的明确指示，并说明了确定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和扩大苏维埃地区的各种条件。作为该指示的补充，建议中共：“第一，广东的形势要求尽快着手在所有大大小小工业化城市里建立工人、手工业者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同意保留‘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在最近一段时期里必须将农会改变成苏维埃，……采取措施准备向农村苏维埃过渡……第五，在成立广东政府时要考虑到国际上的情况作必要的伪装，因此最好称为人民代表国民政府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政府的构成中要共产党员占优势，实际权力集中在广州代表苏维埃手里。第六，在广州立即恢复工人纠察队……加强军事训练，使他们成为苏维埃的支柱。第七，……最主要的是在主要的司令部内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要由绝对可靠的和坚定的共产党员组成。第八，把更多的工农暴动者吸收到叶挺和贺龙的军队里来，在所有部队里成立坚强的党支部，在每个党组织下面设立军事委员。”[17]

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驳斥了托洛茨基，他指出：“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18]

10月，共产国际明确指示“政权问题和苏维埃问题，我们应该绝对明确地提出来，也就是说一切权力归工农”[19]。

12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立即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来反对中国的反革命、白色恐怖和杀害苏联驻广东代表的暴行。“必须举行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在英国、日本和美国领事馆前游行。口号是保卫中国革命和苏联。事件极其严重，必须唤起民众，使所有附属机构（同盟、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等）都行动起来。”[20]

围绕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中国共产党立即提出党的主要任务，“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这割据局面的准备。……我们要组织广大的群众于苏维埃口号下，以总暴动来实现苏维埃政权”[21]。将“苏维埃”口号运用到暴动活动中，由此分别在上海、南昌、广州等地相继举行武装暴动。中共六大以后，武装暴动思想一直贯穿于苏区建设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从时间上来看，从宣传苏维埃口号到实际行动只经历了短短的4个多月。

很短的时间内，暴动所及之地，很快掀起苏维埃革命。1927年11月，彭湃领导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海陆丰地区建立，随后暴动革命在各地陆续展开。特别是在湘鄂赣粤等南方省的山区地带，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逐步实现政权组织形式由农民协会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转变。很明确的是，苏维埃来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行动方向和中心任务，首先是从大城市开始的。城市暴动失败后，苏维埃革命被迫转入乡村各地。从宏观上看，虽然暴动是以苏联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却展示出中共独立革命的一面，为探索苏维埃在中国的建立确立了方向。

二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到苏维埃运动失败（1928—1934）

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强调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和扩大苏维埃地区的时机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和中共中央决定”[22]。是什么样的时机和条件促成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中共六大指出：“党在准备暴动中的主要任务，在于造成那维持并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先决条件。夺取了某地方的政权以后，党的主要困难，便在维持并巩固这个政权的问题。”[23]围绕地方苏维埃政权和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建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较长一段时期的艰难探索。

首先，面临的任务是苏维埃政权从城市被迫转入农村的行动方向。南昌暴动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退出城市被迫转入乡村，但苏维埃政权此时还没有真正走进乡村。上级的指示很明确，中央致江西省委的信中就指出“南昌暴动的意义是为要彻底土地革命……革命委员会应在此事变中提出‘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民选革命政府’‘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等等口号，并须在革命军势力所及地积极的实行”[24]。从南昌起义余部所到的乡村来看，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个口号进行行动，部队东奔西走，疲于奔命，来到潮汕地区不久又择道赣南和湘南，到处寻找生存之机。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力量无法在城市公开活动，只有退到农民暴动的区域中去。随着农民暴动的增多，在何种旗帜下领导他们，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于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让一切农民暴动都要在苏维埃的口号和旗帜之下进行的革命实践。

其次，将苏维埃既作为指导各地农村革命的领导机关，又作为一种政权机关。1928年1月，瞿秋白发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一文，认为“苏维埃政府，便是革命的民众自己选举出代表，组织代表会议，做一般群众斗争的指导机关”[25]。苏维埃既是政权机关，又是指导暴动的机关。党内高层对苏维埃的性质在认识上仍是模糊的，仍将苏维埃作为各地领导土地暴动的领导机关。

1928年3月，《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中又指出：“苏维埃的组织在暴动前为暴动指挥机关，在暴动胜利以后为政权机关。苏维埃一经建立，所有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等机关一概取消，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26]随着各地革命实践的发展，中共党内虽然逐步明确了苏维埃的性质，但对于如何建立一个统领各地苏维埃政权的中央一级苏维埃政权机构无法顾及。

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实践，急需中共中央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成立一个统一合法的组织作为领导机构。在江西，“土地革命潮流异常高涨的区域，如鄱阳、万安、吉安等地”，尤为急需相关的组织机构来加以领导土地革命，于是作为权宜行事，“暂由省委规定一苏维埃临时组织法，交各地备参考”[27]。此外，江西省委还制定了《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初步提出了苏维埃政治、经济、教育和外交等方面的政纲，为各地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临时性的指导意见。从后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系统结构图来看，内容上也借鉴了这个。苏维埃首先在江西省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表明苏维埃已不再是一个口号，而真正成为了一个领导机关。

此阶段前期，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指示仍然缺乏针对性的意义。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7月9日通过《政治决议案》提出了中国革命现阶段十大政纲，其中第五条为“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同时指出这十大政纲的目标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28]。围绕这个口号，中国苏维埃运动至此全面展开。但是如何争取群众，到哪里发动群众，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仍然缺乏有实质性的实践指导和经验。

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六大工作的人员，“一个是布哈林，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29]六大以后至1929年，共产国际陆续来了四封信，只有“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30]，其他都没有涉及苏维埃等问题。直到1930年6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指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并改善这个政府的工作，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完全服从共产党底（的）领导和能成为政府支柱的真正红军。”[31]这个指示明确了党、军队和政权三者的关系，要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必须依靠红军的力量，才能推动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壮大。

此后不久，苏维埃政权在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等省的乡村普遍建立和发展起来，围绕红军的建立与壮大发展，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苏维埃运动的序幕，为中央苏区政府的建立打下了实践基础。

最后是中央苏维埃政权领导机关的建立与发展。1930年，“红军占领湖南省城，占领吉安府，占领黄安、六安等地，赤化福建闽西，才开始建立省的苏维埃政权。到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日），经过全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才正式在江西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同时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朱德同志为主席”[32]。中央临时政府建立，中国苏维埃运动有了自己的大本营。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面对国民党军事上的不断“围剿”，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有力地进行了反击，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的建立与发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密切相关，如时任中共巡视员的欧阳钦同志在《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一文中提到：“我曾带有几种材料到闽西（……F.中央局扩大会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33]中央苏区前期各地开展的许多与暴动有关的活动，如“广暴纪念”“八一纪念”“三八纪念节”等活动与此直接相关。在农村落后环境中提出这样的口号，虽然有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却极好地利用了节日纪念的相关资源进行政治动员，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红色中华》报刊为载体，大量刊登各种集会游行示威口号和新闻事件，并开辟专栏解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此体现出执行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展示苏维埃政权的力量。

此外，在历次中共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中，都留下了共产国际最高指示的身影。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文献资料显示，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共产国际对中共军事上的指示在策略上涉及多个方面。如“在保卫苏维埃领土时，必须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能以付出重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对于保卫中心地区尤为重要；必须预先确定和准备可以利用的退路，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障的基地，使红军可以隐蔽和等待有利时机；必须避免同敌人大股部队发生对我不利的冲突，要运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瓦解敌人和消耗敌人的战术，还要尽量利用游击斗争方法”，“建立新的苏区和我们同时拥有几个根据地，这会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周旋。”[34]实事求是地说，这些遥远的外来指示，确实为在战争中不断成长的中国共产党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增添了筹码。

第五次反“围剿”之前，共产国际向中央苏区派出没有实际游击战争经验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李德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指挥，加上王明、博古等为首的中央领导在实际斗争中又教条地贯彻执行，导致了中央苏区的完全丧失。正如1935年1月中共遵义会议所总结的：“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35]实践再次证明，没有军事上的胜利，苏维埃的巩固只能是一句空话。

中国苏维埃运动从口号提出、政权建立到政策实施的一系列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与政治动员工作紧紧伴随的过程。最初苏区民众对苏维埃的认识非常模糊，甚至是错误的。有的苏区群众根本不知苏维埃为何物，以为就是一个叫苏先生的人或者就是苏兆征的别号。教条地搬用移植而来的理论，最终只能在教训中反思。毛泽东就十分中肯地批评指出：“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36]从外面移植而来的苏维埃，虽然最终因军事失败未能在中国南方扎根，但在经济基础、文化孕育土壤和社会心理上的巨大差异恐怕要成为苏维埃停滞发展甚至退出中国的深层次原因。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苏维埃运动，时间并不长，最终结果也失败了，但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影响却是深远的。丰富的历史实践，“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东方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拥有实际上执政党经验的党，拥有绝无仅有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及军政骨干的党”[37]。有学者指出：“一个政治机会使一个社会运动群体与其对手的权力力量对比能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当一个社会运动群体意识到这一权力力量对比的变化后，他们就有可能产生认知解放。”[38]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历史机会也是这样。所以，当抗日战争这一新的历史条件出现，伟大的实践也就留给中国共产党最好的成长空间。

三 从“苏维埃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1935—1937）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苏维埃化”的最重要的文件主要集中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讨论中国革命的会议讲话和发言记录。如《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论中国》（1932年9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1932年9月2日晨）、《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和共产党的任务》（摘录）（193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摘录）（1933年3月），等等。这些重要文件都涉及中国苏维埃革命和中国苏维埃区域建设问题。从193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些文件进行了全面苏维埃化过程。

中国“苏维埃化”主要围绕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维埃经济的发展、红军力量的壮大、战争动员等内容展开。1933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和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专门论及了关于革命中国的反帝斗争。提纲指出：“苏维埃及其工农红军，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仅仅一年的时间，中华苏维埃红军就发展壮大起来：正规部队一年内由20万人增至35万人，非正规部队由40万人增至60万人”，“苏维埃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日益强大和巩固。它的巩固是由于党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中国苏维埃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强大因素。”[39]提纲充分肯定了中国苏维埃化的进展与成绩。

正是根据这个提纲，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苏区各地方党的重点任务是进行“战争动员（包括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健全与加强赤少队等等）与加强苏维埃工作的计划”[40]。各级政治机关要“根据二次苏大会的材料……动员广大的群众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争取苏维埃道路的胜利”[41]。围绕战争开展军事动员以摆脱战时生死存亡的困难，成为中共苏维埃化前进道路的首要任务。

打仗就要有正规的红军，需要广大青年来参加红军。1930年1月，中共中央接青年共产国际指示函后，作出决议：“要加紧武装暴动与工农武装思想的宣传，要积极宣传红军的意义，以激发广大青年群众武装斗争的热情，自觉地加入红军”，“为保证进一步策略的执行，必须有同一产业、同一职业、一农村、一军队、一学校之共同斗争纲领之宣传，在（宣传中）更须与团的基本口号发生联系，以扩大团的广大青年群众的政治影响”。[42]中共中央按照这个指示，在苏区各地展开了扩红工作的全面宣传鼓动。

在战争间隙，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摆在了中共面前。这就是苏区民众的基本经济生存问题。1933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应该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到苏区的经济政策上……业已恶化的经济状况迫切要求进一步明确和修订我们的经济政策。”[43]“苏区的政策应当为在国统区宣传苏维埃政权思想提供素材。”[44]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要求中共必须改变原来僵化的经济措施，实行更为灵活的经济政策。

不久，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的）经济政策》一文，提出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需要有“很大的灵活性。苏区的经济政策应当是具体的，应当估计每一区底（的）经济情形，应当是随地而各有差别的”[45]。这给新苏区与旧苏区、临时路过或临时占领的不同区域提出了区别对待的要求，也为反国民党经济封锁提出不同的对策要求。

实际上与莫斯科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央苏区各地并未及时贯彻这个指示，也不可能及时反馈这个指示。但事实上，新老苏维埃区域内各级组织在对敌残酷军事斗争以保存自身生存和力量的过程中，灵活处理经济情形并对反经济封锁等各种政策进行调整，实属必要。

随着苏联国内局势的变化，反法西斯战争下的统一战线问题变得更为迫切。1935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指出：“在目前国内外环境变迁的情形之下，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特别重要。”[46]这一指示与中国共产党早前的主张不谋而合，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在反帝、反国民党、反法西斯主义中与共产国际结成了统一战线。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劳苦民众“一致动员起来，打倒国民党，打破一切和平改良的欺骗”[47]。后中央专门作出决议，要求“估计到在这次事变后士兵情绪的动摇和不满……加紧士兵中的工作，各省委应该派大批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的争斗，组织他们的游击战争”，“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48]。根据国内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的逐步转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革命斗争主要的目标策略。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49]，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中国人民的公敌，成为最迫切的任务。

随着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中国共产党及时停止了苏维埃政策，与国民党共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斗争环境下善于驾驭矛盾的生动体现。正如《七年来的中国苏维埃》一文所总结的：“苏维埃与红军的首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之下，善于把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路线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这是能引导中国广大民众走上解放胜利的道路的最主要原因。”[50]善于及时随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调整政策，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前行指明了方向。

中国苏维埃运动在中国乡村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中共政治动员开展的过程。每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发展，都离不开苏区工农民众的参与。没有乡村区域生存空间的生长，也就没有中共政治动员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七年以来……已经从小的游击区域，创造成为有广大领土和人口的苏维埃区域……在苏维埃区域内，已经没有其他政权，也没有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也没有帝国主义来干涉政权，而走上了中国人民所迫切希望的民族独立自由的光明大道”。[51]革命的实然与革命的应然在苏维埃运动中汇集为一条通向自由光明的大道。

伟大的抗日战争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土壤。重大战略和斗争策略的改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逐步由幼年走向成熟。在向外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向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学会了一件最困难的工作，即争取并引导千百万的广大劳动群众。千百万人的积极性、热情、进取精神和创造性，这是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取之不尽的力量”[52]。从此，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唤起的千百万群众走向更宽阔更纵深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