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格里高利·丘赫莱依为代表的苏联电影“新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电影业遭到严重破坏。战后虽有所恢复，但又受到当时政治环境所造成的错误倾向的干扰，电影生产逐年下降。这个时期在文艺界各个领域中大肆泛滥诸如公式化、概念化、回避矛盾、粉饰现实等创作倾向。20世纪50年代，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苏联举国掀起了全盘否定斯大林，批判“个人崇拜”，重新审视一切的“解冻”思潮。在文艺界也批判美学上的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和故步自封等现象，电影艺术推出了一些不同于往时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创新意义，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批呈现出新面貌的影片中重新放出了光彩。其主要特征是反对只讲思想内容，不讲艺术形式，只强调艺术的认识和教育作用，不重视艺术审美的倾向。在内容上打破禁区，把人道主义奉为电影创作的思想基础和根本美学原则，强调表现“普通人”，反对粉饰现实，不回避生活的消极现象和阴暗面。这个时期涌现了很多反映社会现实题材以及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等西方电影流派的影响，创作的风格样式和表现手段日趋丰富多样。

从总体上看，苏联电影新浪潮时期的战争题材影片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在思想主题上，展现善良人性的人道主义与歌颂英勇行为的英雄主义相结合，集中体现为独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电影创作方法上，强调用象征手法抒发情感的“诗电影”与强调用叙事手段塑造人物的“散文电影”走向融合，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战争题材电影作品。一批新的电影人涌现出来，开始了他们创造性的工作，例如邦达尔丘克、丘赫莱依和塔可夫斯基等。他们和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罗姆、格拉西莫夫等人一起，对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以人性的眼光谴责战争与个人幸福的对立，并揭露战争的残酷，呼吁全人类的和平。这个时期的影片题材广泛，风格样式多样化，在揭露生活阴暗面、深化人道主义主题、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探索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等方面有了不俗的突破。主要作品有：卡拉托佐夫拍摄的《雁南飞》（1957），邦达尔丘克拍摄的《一个人的遭遇》（1959），丘赫莱依拍摄的《士兵之歌》（1959）和《晴朗的天空》（1961），阿·阿洛夫和弗·纳乌莫夫拍摄的《给初生者以和平》（1961），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拍摄的《伊万的童年》（1962）等。

格里高利·丘赫莱依参加了整个卫国战争的全过程，对于战争有着切身的经历和感触，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反思。他的作品突破了固有的清规戒律和教条主义，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昭示了人性的真善美，为苏联电影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

丘赫莱依的杰出电影作品虽然直指人性与人情，但各具艺术特色。在《第四十一》中，孤岛上红军女战士爱上了白军军官，然而作为一个红军战士的职责令她击毙了所爱的人，使对方成为第四十一个被击毙的敌人；在《士兵之歌》中，旅途中偶遇的那份纯洁的爱情，可谓是残酷战争中一丝人性的温馨与浪漫，但很快又被战争所吞噬。丘赫莱依还有一部代表作《晴朗的天空》，故事讲述了卫国战争爆发前，中学刚毕业的姑娘萨沙邂逅了空军试飞员阿列克塞·阿斯塔霍夫，两个人相爱了。不久，战争爆发，萨沙的父亲上了前线，姐姐和弟弟被疏散到了后方，萨沙独自留下来在工厂做工。阿斯塔霍夫在等待飞机修复的四天日子里，天天与萨沙沉浸在幸福的爱情中。阿斯塔霍夫重返前线后，传来了阵亡的噩耗。这时萨莎为阿斯塔霍夫生下一个儿子。在悲痛中，萨沙艰难地独自抚养他们的儿子叶戈尔卡。

战争胜利后，亲人们纷纷归来，父亲也阵亡了。萨沙一直不相信阿斯塔霍夫的死亡，苦苦等待着他的归来。后来，阿斯塔霍夫果然活着回来了，但他的右脸颊上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痕。原来，阿斯塔霍夫的飞机被击落，在昏迷不醒的状态下被敌人俘虏，被德军关在集中营，不久前才逃出来。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人们把战俘视为变节分子，认为他们是懦夫、背叛祖国。阿斯塔霍夫无法再享有“苏联英雄”的称号，也无法领回自己的党证，甚至失去了工作。萨莎不得不自己挣钱养家，虽然阿斯塔霍夫一次次申诉，但仍不能挽回一切。而萨莎则坚信阿斯塔霍夫，以真诚的爱来抚慰他受伤的心灵，坚定地认为他最终能获得平反。影片最终萨沙如愿以偿，她和阿斯塔霍夫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和前两部作品一样，《晴朗的天空》不仅在苏联国内获得了一片赞誉之声，也荣获了旧金山与墨西哥等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晴朗的天空》是丘赫莱依三部电影作品中唯一一部大团圆结局的作品，结局虽然圆满，故事的发展过程却跌宕悲切，全程笼罩在压抑的阴霾之下。因此，这部影片看似圆满的结局反而更加发人深省。不仅仅是战争中，战争结束后那些沉痛的悲切与苦难对人们的戕害还远远没有停止。

《晴朗的天空》主要赞颂的是经历了种种沉重考验而又战胜了一切障碍终于获得幸福的伟大爱情，影片以较多细节来刻画萨莎这种纯洁的、忠诚的爱，是非常感人的。导演把自己的生活经历融进了影片之中，他曾经说：“我是在战争初期跟妻子相识的，但当时无法结婚，我正在养病，因为我曾经作为伞兵在芬兰受了伤，此后我一直在空军中服役，又受了五次伤，最后一次还十分严重。”丘赫莱依和妻子同样经历了这样充满磨难却又坚贞不渝的爱情，这也是影片充满激情和真诚感情的重要原因。

丘赫莱依及其影视艺术作品的伟大与不朽，还在于其虽然置身于那个非常时代、非常体制之中，却仍能够保持独立、独特的人文情怀与艺术思考，同时更闪耀着人性与人情的光辉，这使得他的作品不仅能够超出那个时代，而且能够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