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寂问案

封建社会里，开国元勋对统治者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尾大不掉”，所谓“功高盖主”的便是。

因此，对功臣的权力乃至生命的剥夺，就成了历代开国君主为巩固政权而处心积虑地采取的必要手段了。

汉高祖诛杀韩信，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都属典型之例。而唐高祖杀刘文静一事，也可算作同类。

唐高祖称帝之初，刘文静认为自己的才能、功绩都在裴寂之上，又屡立战功，可是官位在他以下，心中甚为不平。每当在朝堂上议论政务，他们的见解多相背离，裴寂认为是的，刘文静必定认为非，因此刘文静与裴寂产生了很深的隔阂。

有一次，刘文静与他的弟弟通直散骑常侍刘文起一起饮酒，饮宴之中，刘文静发了许多怨言。他拔出佩刀，敲击着房中的柱子说：“我必定要把裴寂斩首！”

家中怪异现象屡次出现，刘文起对此十分忧虑。于是找来一名巫者，夜间在星空之下让他披散着头发，口中衔着刀，施行用咒语制胜之法。当时刘文静有一名爱妾失宠，把家中的事告诉了她的哥哥，她哥哥就上告刘文静兄弟欲谋叛乱。高祖李渊把此案交给主管的官吏审理。裴寂与萧瑀审问案情，刘文静说：“起义之初，我作司马，相比之下与长史裴寂职位大体相同；现在裴寂任仆射，官位居第一等，而我得到的官位与赏赐和普通的官员没有什么差别，我东征西讨，家属无所寄托，我确实有不满足之心。因此，吃醉酒时，有时产生怨言，自己不能约束自己。”高祖听了裴寂的供辞，对群臣说：“刘文静这些话，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他有谋反之心。”李纲、萧璃等人都极力说明刘文静并无谋反之心。太宗李世民因刘文静在义旗初举之时，预先制定了起义的计策，然后才告诉裴寂，等到平定京城以后，所受到的待遇与裴寂相差悬殊，所以只认为刘文静是产生了不满情绪，并不是想谋反，所以极力为刘文静开脱。然而高祖李渊一向疏远、厌恶刘文静，裴寂又说：“刘文静的才能、智谋，的确冠绝于时人。可是他的性格又粗暴险怪，愤恨之时，说话就不顾及后果，言辞险恶，暴露出叛逆之心，他的罪状已经很明显了。现在天下尚未平定，外有劲敌；若赦免他，必定留下后患。”高祖终于听了裴寂的话，下令处死刘文静、刘文起兄弟二人，将他们的家产全都没收入宫。刘文静临刑时，抚摸着前胸叹息道：“高鸟逝，良弓藏，本来就不是虚言啊！”太宗即位以后，贞观三年(629年)，追复刘文静的官爵，让刘文静的儿子刘树义袭封为鲁国公，并允许刘树义娶公主为妻。

【简评】

杀戮功臣，于情，太说不过去；于理，却似乎有空子可钻。于是，历代被冤杀的功臣，大多都被扣上一顶“谋反”的帽子。虽然确有韩信这样的反臣，可屈杀的又何止万千？

唐高祖让与刘文静有隙的裴寂问案于前，通过带有浓厚好恶色彩的“逻辑”推理结论于后，其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上所见，在封建社会里，有多少人办案真正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

如今是现代法制社会，那种凭个人好恶来断案的“公堂”已一去不复返。但因为法制尚不健全，一些地方仍有“长官意志”干涉司法程序正常进行的事件出现，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赐绢以愧其心

如何对待属下的过失？是一棍子打死？还是分清轻重，尽量给人以改过的机会？明智的领导，当然会选择后者。就是封建帝王，有的也是能做到这点的。

唐贞观年间，一向被史家认为是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唐太宗能够接受象魏征这样大臣的犯颜直诛，实属不易。下面的事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较为正常的君臣关系，也表现出唐太宗宽容大度。

长孙顺德是太宗长孙皇后的族叔，曾仕隋，任右勋卫，后逃到太原，深得高祖、太宗的信任。为准备起义，太宗以讨贼为名，令长孙顺德与刘弘基等人召募军队，不到一个月就召募了一万多人，在太原城下扎营。高祖由太原起兵时，拜长孙顺德为统军，跟从太宗攻克霍邑(即今山西霍县)、临汾(即今山西临汾市)、绛郡(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县)，屡有战功。不久与刘文静一起攻击并擒获隋将屈突通。后又平定陕县(在河南省西部与山西省相邻)。高祖即位，拜长孙顺德为左骁卫大将军，封为薛国公。

武德九年(626年)，长孙顺德与秦叔室等人在玄武门讨伐李建成的余党。太宗登上皇位，特赐给长孙顺德宫女，长孙顺德常在皇宫内住宿。后来长孙顺德让管理家财的奴仆接受别人赠绢的事被人告发。太宗对身边的近侍之臣说：“长孙顺德处在外戚的地位，功劳属于开国元勋之列，官位高，俸禄丰厚，可以称得上富有尊贵。他若能勤于读书，通览古今之事，作为自己的鉴戒，能对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我将与他共有府库。为何如此不遵守节操，不顾名声，而贪图贿赂，使丑闻暴露啊！”可是太宗爱惜他的功劳，不忍心加以惩处，就在朝廷上当众赐给他绢数十匹，以使他内心感到惭愧。大理寺少卿胡演进谏道：“长孙顺德违法受贿，罪过不能饶恕，为什么又赐给他绢呢？”太宗说：“人是有头脑、有悟性的，得到绢比受惩处更厉害；如果恬不知耻，不知惭愧，就不过是一头禽兽罢了，即使杀了他，又有什么益处？”不久，长孙顺德因与李孝常勾结犯罪被除名。过了一年多，太宗看功臣图，见到了长孙顺德的画像，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派宇文土及前去察看长孙顺德的生活情况，宇文士及见长孙顺德颓然醉倒，朝中论事的人们认为他知道了自己的罪过，太宗又将他召回京，授予泽州刺史的官职，恢复了他的封爵和食邑。

【简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允许人犯错误，也应允许人改正错误。我们一贯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看来是有历史渊源的。唐太宗的“赐绢以愧其心”，与朱元璋实行的严惩贪官污吏相比，手段不同，但目的则一。严刑峻法，确实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是“法”的震慑作用实在有限，而唐太宗的这手“阴柔”功夫，却可以将自己的主张内化为臣子本人的价值观，使其增加了自我约束力，作用明显能久远得多。

不过，从断狱的角度看，这则案例充满了“人治”的色彩，带有鲜明的“朕即国家”的烙印。如今已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一切都纳入了法制的轨道，那种靠个人意志决断的判案方式，已一去不复返。但唐太宗对臣下慎重处理的态度，及启发犯罪者良知的教育方式，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